激进派的国民大会英国国内对法国革命的反响，随着法国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而变化，反映在政治上就是两极化的倾向日趋明显。中下层人民中那些对英国现实政治经济状况极端不满的人，对法国革命的支持和同情的态度更加坚决，特别是当法国雅各宾专政建立后，他们对雅各宾派所采取的一些坚决措施感到欢欣鼓舞。但当时执政的托利党人及其他保守派人士则日益惶恐不安，他们开始准备采取措施镇压激进民主派运动。
英国的各地激进派组织虽然积极活动，但是此起彼伏，互不统一，力量分散，所以收效不大。他们也感到，像这样零敲碎打，议会不会因而采纳他们的建议，实行改革。为了更有效地推动改革运动的发展，有将各地激进派的力量联合起来的必要。只有联合自己的力量，才能促使议会通过他们所建议的民主改革，所以他们考虑召开全国的大会。早在1774年，詹姆斯·伯格就已提出了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国民大会”的设想。这个想法，后来得到潘恩和约瑟夫·杰拉尔德的支持。潘恩等人觉得召开这样的会议，拟订一个宪法，可用以与英国现存的政治制度相对立，作为对它进行改造的一个步骤。
关于拟订新宪法的计划，只有少数政治态度比较坚决的人同意，不过，许多激进派协会的成员仍同意召开一个全国性的会议，协调各协会的力量，以期共同制订一个改革方案，并号召人民为此而斗争。
1792年12月，苏格兰的改革派人士在爱丁堡召集了第一次“国民大会”，来自80个协会的16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大多数代表主张制订一个温和的议会改革方案。不过来自爱尔兰人联合会的代表托马斯·缪尔等人则坚持激进的主张。当大会休会时，与会代表模仿法国革命者的模式，全体起立，高举右手，发誓“不自由毋宁死。”1793年4月30日，当“国民大会”
再度在爱丁堡集会时，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发生了分歧。激进派提出，应召开一个更大的会议，邀请更多的英格兰激进人士参加，这个提议获得通过。
但就在这个拟议中的会议即将召开时，缪尔被政府判罪。罪名是他发表叛乱性的演说，散布潘恩的著作，并以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名义，发表支持爱尔兰人反叛的讲话。虽然缪尔在为自己辩护时，申明他的主张改革的言行全部是合法的，是在宪法范围之内进行的，而且他的辩词也为检查官所承认，但法官仍认为他“散播不满和叛乱的种子”而将之流放到澳大利亚的布坦尼湾，为期14年。政府的这一措施激起社会更加广泛的抗议。许多激进派组织反而决定派代表参加苏格兰的“国民大会”。“伦敦通讯会社”派了莫里斯·马格丽特和约瑟夫，杰拉尔德；伦敦“宪法知识协会”派了查理·辛克莱和亨利·约克参加会议。英格兰的代表由于他们的经验和声望，在这次会上起了决定作用。
苏格兰的“国民大会”从1793年11月19日开始，有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各激进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通过决议，主张实行普选权，缩短议会议员的任期，每届议会一年。大会向法国的国民大会致祝贺信，祝贺雅各宾派取得胜利。
苏格兰“国民大会”的活动，引起了苏格兰政府的恐慌。会议经过两个星期之后，即在12月5日和6日被苏格兰政府勒令停开，会议的一些著名领导人被逮捕。虽然会议中并无主张进行暴力活动的提议，但政府仍在1794年由随便拼凑起来的一些法官，以叛乱罪将它的领导人马格丽特、斯克尔文、杰拉尔德判罪。后经艾尔斯金的有力辩护，指出判决的罪证不确，政府才不得不将他们开释。哈第和图克等激进派领导人，也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而受审，但由于艾尔斯金的有说服力的辩护，政府也不得不宣布他们无罪。消息传出，伦敦城内中下层人民热烈欢迎庆祝，但政府中当权人物并不甘心。
在政府的纵容下，一些暴徒捣毁了哈第的书店，并将有关“伦敦通讯会社”
和“宪法知识协会”的文件全部抢走。潘恩的画像被焚烧。
“国民大会”的召开具有重要意义，它说明英国的激进主义者开始认识到联合一致进行斗争的重要性，也表明激进民主主义者不仅限于思想宣传和地方性的活动，而且还要改造国家政权。不过它的领导人对当时的形势认识不清，对当权者的迫害缺乏思想上的和组织上的准备。
英国政府对激进主义者的镇压为了镇压激进民主派运动，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794年5月，乔治三世写信给议会，指责“伦敦通讯会社”蔑视议会，在英国宣传无政府主义，鼓动叛乱。小皮特在议会中提出了终止人身保护法8年的议案。他在说明理由时说，国内流行着越来越多的阴谋，它们的目的是要破坏宪法，而代之以所谓的人民权利，政府、法律、宗教以及英国人所珍视的其他制度都有像法国那样被毁灭的危险。这个议案在议会辩论的时候，左派辉格党人福克斯和谢立丹等反对通过这个议案。而赞成的人却以苏格兰的“国民大会”
作为例证，说明无政府主义的危险已在威胁着英国，在目前混乱的状况下，不得不暂停人身保护法，以维护法律和秩序。结果议会以201票对39票通过了这个法案。从1794年5月23日到1795年7月，人身保护法暂停生效。后来在1798年4月至1801年3月，再度停止生效。不过，激进民主派的活动并未因此停止。参加各种激进民主组织活动的群众仍然很多。
当激进民主派的领导人哈第、图克等被控犯有重大叛逆罪，但由于罪证不足，法庭不得不宣布他们无罪时，在其他一些城市，有些“通讯会社”的成员却被判了刑。为了抗议政府迫害激进民主派人士的行为，“通讯会社”在许多城市组织大会。在伦敦，参加大会的人数据说达15万人。当乔治三世乘车在街上行进时，有人挡住马车，并向他投掷石头。小皮特政府以此作为进一步镇压民主人士的借口。1795年11月，政府颁布了两个旨在迫害民主运动的法令。一是“叛逆行为法”。根据该法令，每一个企图刺杀、推翻国王的人，每一个在口头上或报刊上要求国王改变政策或政府成分的人，都将被作为国事犯，可不经司法程序，立刻处死。另一个是“叛乱集会法”。该法令规定，凡举行50人以上的集会，须经3个以上治安法官的批准，否则治安法官可下令解散，直至调用军队，拒绝解散者可处以死刑。这两个法令实际上把群众的言论或集会自由完全取消，一切民主活动，几乎都成为违法。
这时，法国雅各宾专政已在1794年7月的“热月政变”中被推翻，法国开始了一个政治、经济、思想全面反动时期，原来鼓舞英国激进民主运动向前发展的外在动力急剧衰落。在政府的不断打击迫害下，英国国内激进民主运动很难向前发展。1795年以后。“伦敦通讯会社”分裂为一些小团体，它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
激进民主派的组织所以失败，除了反动势力的迫害之外，还因为它本身存在着的一些缺点：它的成分比较复杂，虽然也有一些工人参加，但主要是一些熟练工人，工人基本群众并未包括进来。这时本是工人运动迅速发展的时期，工人的组织也在不断壮大，但激进民主派人士未能把激进民主运动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激进民主运动中起了决定作用的是中下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只限于大城市，未能扩展到全国各地。
民众的保守主义与保王主义情绪的增长激进派的失败，还和当时民众的保守主义与保王主义情绪的广泛增长有关。
随着法国革命的发展，暴力和恐怖事件日趋增长，特别是“热月政变”
后，热月党人的白色恐怖政策以及执政府、督政府的不断对外侵略战争，使英国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惊恐不安。他们害怕这种“破坏社会秩序和私有财产”
的火焰也会蔓延到英国来。所以，对法国革命的态度就从同情转为恐惧、憎恶，对英国国内政治的态度，也从主张改革转而拥护现行宪法和君主制。在越来越多的人中兴起了一种保守主义和保王主义的情绪。这时，有些英国人认为，英国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和繁荣，是英国现行议会君主制和法制的产物。当英国的激进派与法国的革命者进行联系、互致问候，并要求在英国国内实行彻底的改革时，这些人认为这是一种破坏宪法、造成无政府状态的危险企图。
有一些保守主义者和保王主义者，不满足于只向政府请愿，泛泛地表示对国王的忠心和对改革派的反感，而是进一步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以与激进派的活动相对抗。当时著名的保守主义者约翰·里夫斯等人，从不同的角度为英国的现行政治和宗教制度辩护，并谴责激进派所宣扬的天赋人权学说。同时，他们还组织社团和志愿协会，以帮助政府对激进派进行打击。早在1790年，这种社团就已出现，如在伯明翰和曼彻斯特出现了“教会与国王俱乐部”。其宗旨就是反对激进派关于改革教会和政治的要求。1791年11月20日，约翰·里夫斯在“皇冠与铁锚”旅店成立了一个“维护自由与财产反对共和派与平等派”的组织。3天后（23日），在拥护政府的《明星》报上宣布了这个组织成立的消息。接着，有些人写信给里夫斯表示支持。随后，从1792年末到1793年初，在英国一些地区，又先后建立了许多保守主义和保王主义的团体。数目达到几百个，成为当时英国政治组织数量最多者之一。
其数量之巨，超出了以前历史家们的估计。如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中现存的“里夫斯文件”中，曾记载在英格兰西北部的8个城市中建立了保王主义组织，但实际上至少有30个城市都有同样性质的团体建立。到1795年时，仅曼彻斯特一地就至少有22个保王主义的俱乐部。法国革命后期对英国所产生的影响之一，就是这种广泛的保守主义情绪的增长。这种保守主义，一方面是由于法国“热月政变”后，反革命的热月党及以后的执政府、督政府的当权者的倒行逆施政策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热月政变”后，法国的当权者，特别是拿破仑连年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引起英国人民的反感而兴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