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和反结社法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正处在工业革命发展过程中，工业生产不仅数量迅速增长，而且生产的性质和生产组织也在迅速变化。大工厂制纷纷出现。原来的手工工场和家庭手工业越来越多地为大规模的工厂所取代。特别是巨大的炼铁厂和采矿业，规模大，雇佣工人多。虽然在全国范围来说，大工厂还不是普遍的现象，不过，工人数量的增多和工人的集中，却是一个明显的趋势。在有些大工厂密集的城市中，工人们集中的程度更高，这就使工人相互之间增强了联合和团结，他们在大企业中与雇主之间的阶级界线与阶级对立也更加明显。
在工厂里，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工资待遇非常低。对法战争时期，工人的状况更趋恶化。物价高涨，工资虽然也有所提高，但远比不上物价上涨之速。
军费开支庞大，赋税不断增加，国债大量发行。这些负担最后都落在劳动群众的肩上。
为了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待遇，有些地区如约克郡的呢绒工人、纺纱工人等组织了工会。工会的数量和性质也在不断变化，参加的工人越来越多。
因这时正值激进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所以工人们也越来越受到激进民主思想的影响。在法国革命爆发以后的10年左右时间里，广大的新形成的英国工人阶级实际上受到了一次革命和民主的洗礼。英国各地弥漫着的激进民主思潮，蓬勃发展起来的各种激进主义的组织和社团，使人又想起17世纪初英国革命时的情景。虽然不久以后激进民主运动即渐趋消退，许多激进社团也先后瓦解，但这个时期在工人和社会中下层人民中汹涌发展的激进民主思想和到处建立起来的组织，对以后英国工人阶级自觉意识的成长具有深刻的意义。激进民主思想潮流和工会运动这两股力量虽还未融合在一起，但是彼此互相激荡、互相影响，使民主运动的声势更为强大。
工会运动的迅速发展，使雇主们感到了恐慌，于是在雇主们的请求下， 1799年7月，议会通过了第一项禁止结社的法令，凡违反者，治安法官均可加以惩处，并将受到3个月的监禁。1800年又通过一个新的法案，对原来的法案作了小的修改，使之比原来的稍温和一些，这个法案一直存在到1825年。
反结社法虽然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某些阻碍作用，但随着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工人力量不断壮大，工人运动仍然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
水兵起义英国国内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法国革命的影响也波及英国的海军士兵。在对法战争期间，由于国家开支庞大，赋税不断增加，人民负担日益加重，特别是贫穷人民度日维艰。那些靠固定收入的人，由于物价不断上涨，生活也日趋拮据。1797年，小皮特在一次讲话中，也不得不承认，赋税的增加，对那些贫穷的人的打击特别大。那些被征召入伍到前线作战的士兵，留下了妻子、儿女，无人养育，许多人被迫四处寻找生计，忍饥挨饿。据当时一个人在日记中记载，1797年初，在小镇奥德海姆，由于青壮年外出参军作战，镇上留下了20个妻子、79个子女，他们只有靠教区的救济才能生活，两个月后，依靠救济的妻子的数目又增加到70人。在沿海的一些港口，情况也是一样。海军军官将港口一带所能找到的水手都强征入伍，并以战时编制编入海军，使住在海港一带的被强征的水兵的家庭更加困难。他们的妻子儿女的生活大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不能不影响水兵的情绪。
在海军舰队的水兵中，由于待遇低，军官态度粗暴，水兵不能忍受而常发生骚动。1794年4月，停泊在朴茨茅斯港口外面斯皮海德的一支舰队的水兵，首先举行起义，要求提高待遇，补发欠饷，并制止下级军官滥用权力、任意惩处水兵的行为。此外还提出议会改革，给英国人民以自由、保障人民政治权利等要求，并表示除非这些要求能够被接受，否则他们拒绝出海作战。
起义者组织较好，他们提出的社会、政治要求得到广泛同情。经过谈判，政府不得不同意提高水兵的待遇，同时对他们的行为不加追究。
接着，在1797年5月，担负着封锁荷兰任务的北海舰队在诺尔地方也发生了起义，这次起义更为激烈，不过组织较差。起义爆发后，停泊在雅茅斯的一支分遣队也参加了进来。起义军舰共达40艘左右。各条军舰上都升起了红旗。后来起义者就是否接受政府提出的条件问题发生了分歧。6月间，政府稍作让步，以提高经济待遇、只要停止起义就对他们不予追究等欺骗手段，将起义平息。起义领导者理查·巴克尔被处绞刑，其他许多起义参加者，有的被处决，有的被流放。
激进民主主义的组织是否与这次水兵起义有联系，历史学界至今尚无定论。起义刚平息后，政府派了人员到出事地区调查，结果未发现任何迹象可以证明“伦敦通讯会社”等激进民主组织曾和水兵起义有过联系。然而，从这些水兵所发表的言论来看，他们显然受潘恩的思想和法国革命所倡导的原则的影响。而起义水兵的文化水平不高，大都未受过良好教育，从这方面来看，又使人觉得激进民主主义者与起义者曾经有过联系。爱尔兰的激进运动和爱尔兰人起义在水兵起义发生后不久，又爆发了爱尔兰人起义事件。起义是在爱尔兰的激进主义运动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爆发的。18世纪90年代初，爱尔兰的激进主义运动，从它的起源、目的甚至社会成分上，都和英格兰、苏格兰的激进主义运动很相似。
在这个时期，爱尔兰是由英国政府任命的总督统治的。总督对英国政府负责，并由他任命一些部长管理爱尔兰的事务。在爱尔兰还有一个两院制的议会。由于天主教徒被剥夺了选举权，而爱尔兰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天主教徒，所以议会选举实际上被少数新教徒大地主所控制，即由少数富人、主教和地主组成的所谓“新教上层集团”控制着爱尔兰的政治、宗教权力。他们不愿给占人口2/3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以政治权利，同时也把主要由苏格兰人的后裔构成的爱尔兰不奉国教者（他们大都住在厄尔斯特）排除在议会选举权之外。在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的重重压迫之下，爱尔兰的劳动群众陷于悲惨的处境之中。当1741年爱尔兰发生旱灾时，大约有40万人饿死。所以当爱尔兰激进主义兴起之后，摆在它面前的任务，除了争取政治权利之外，还有争取民族解放、宗教信仰自由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任务。这比英国的激进主义者要困难得多。
英属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期间，法国与西班牙都站在殖民地人民方面与英国作战，英国陷入困境。同时它害怕法国趁机攻入爱尔兰，利用爱尔兰对英国的不满，挑起反英斗争，所以就积极筹备爱尔兰的防御，以抵抗法国的进攻。但英国本身已无兵可派赴爱尔兰，只得于1778年在爱尔兰征集志愿军。志愿军达到10万人左右，爱尔兰的资产阶级在其中掌握了领导权。爱尔兰人既掌握了武装，就趁机迫使英国作出一些让步，如允许爱尔兰有贸易自由，取消对天主教徒在取得并继承租地上的限制，英国放弃对爱尔兰的立法权等。当1783年英国议会公布放弃对爱尔兰的立法权的法案后，爱尔兰在形式上获得了自主权。不过，英国国王仍然是爱尔兰的行政首脑，英国国王所任命的官吏仍然掌握着爱尔兰的行政管理权。这种行政、立法的二元制，导致了以后两种权力的不断冲突。
法国革命的消息传到爱尔兰后，激起了爱尔兰人民反抗英国的浪潮。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领导人沃尔夫·唐恩说：“法国革命事实上是爱尔兰自由的晨星。”爱尔兰人在法国革命中看到了希望，更加鼓起争取自由、独立的勇气。在1791年—1792年间，爱尔兰存在着普遍乐观的气氛。在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当法国革命一周年之际，人们广泛举行多姿多彩的庆祝活动。在厄尔斯特，当1792年11月传来了法国革命者把入侵的外国军队击退的消息时，人们张灯结采，以示庆祝。
托马斯·潘恩的著作在爱尔兰人民中受到热烈欢迎。1791年3月，《人权论》的第一部在爱尔兰出版。爱尔兰的改革者出资资助该书的出版发行事宜，使书的售价降低、销量不断增加，仅在都柏林一地就连续再版了3次。
1791年5月之前，共销售了1万本。爱尔兰的各界人士从潘恩的著作中吸取了为自由、平等和独立而奋斗的思想养料。在爱尔兰的长老派的人士中，潘恩思想的影响最大。潘恩书中的语句，也被人们广泛加以引用。1794年，拥护政府的《自由人杂志》在谈到这种情况时曾说道：“潘恩的想法，在这些被蒙骗的可怜虫的胡言乱语中，随意加以断章取义地摘引。”另外它还指出，在诺斯城，“潘恩的思想完全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思想教育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立法者，而把对上级的尊敬完全抛到九霄云外。”
领导反英斗争的是爱尔兰人联合会，该会的宗旨是联合一切不同宗教信仰的爱尔兰人去争取政治独立。会员中许多人是潘恩思想的信奉者。联合会除了提出普选权、每年召集议会和议员发薪等议会改革的要求外，还提出废除教会什一税、降低地租等要求。最初爱尔兰人联合会只想以激进主义的宣传和广泛吸收群众的支持来达到目的。他们未想到诉诸武装斗争，也未企图完全脱离英国而独立，更未提出建立共和国的要求。但有些天主教徒觉得，如果和平手段不能达到目的，则必须进行武装斗争。同时他们把目光投向法国，希望得到正在与英国进行战斗的法国政府的帮助，以打击英国。
爱尔兰人联合会的要求，得到爱尔兰中下层人民的广泛拥护，英国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1793年英国公布法案，允许拥有一定财产资格的天主教徒参加议会选举。然而与此同时，又宣布爱尔兰人联合会为非法，并在全国开始大规模的逮捕。爱尔兰人联合会即向法国的执政府求援，它的军事领导人费兹杰拉德勋爵曾写信给住在巴黎的潘恩，商讨法国支持爱尔兰进行革命的可能性。1796年，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领导人沃尔夫·唐恩等到了法国，他们夸大爱尔兰的革命形势，声称只要法国派遣一支数目可观的军队前往爱尔兰，爱尔兰将立刻爆发起义。这时，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实际上已把法国军队的入侵当成他们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从而对法国产生了依赖心理。1796年12月，法国派1.5万名士兵前来支援爱尔兰。因遇风暴，法军在爱尔兰登陆未获成功，只得又驶回法国，这时英国政府在爱尔兰没有驻军。
这次法军登陆失败，对法国和爱尔兰来说都是丧失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不过，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唐恩继续与法国联系。这时法国的盟国西班牙、荷兰在同英国的斗争中遭到失败，法国缺乏足够的海军力量在爱尔兰登陆。法国政府感到，只有当爱尔兰人首先在爱尔兰起义之后，法国才可能派军前往支援，否则不愿贸然从事，因为孤注一掷，必遭失败。而爱尔兰的激进主义者则认为，除非得到法国军队的支援，否则，在此之前，不愿掀起无成功把握的起义事件，以免受到更大的牺牲和失败。因而，双方互相观望，使爱尔兰问题迁延不决。到1798年，法军支援爱尔兰的计划又因拿破仑将法军派往埃及而未果。
英国政府得知爱尔兰与法国的秘密谈判之后，即开始对爱尔兰人联合会实行镇压。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优柔寡断、不敢起义。他们的犹豫不决，使内部分歧越来越多，群龙无首。一般成员有的彷徨动摇，有的单独行动，结果收效甚微。联合会领导人之一阿瑟·奥康诺被当局逮捕。他们在贝尔法斯特出版的主要报纸《北极星》也被查封。当局下令在厄尔斯特实行戒严，许多领导人逃往英国或法国。奥康诺在被囚之后，也设法逃往英国。由于许多领导人在预定的1798年5月起义之前就已被逮捕，起义遭到失败。
当1798年一些爱尔兰天主教徒因不能忍受压迫而发动起义时，已得不到有力的领导，法国军队也未前来支援。起义的领导者多人被捕，起义失败。
在被捕者中有爱尔兰人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沃尔夫·唐恩。曾有人引用“人身保护法”为他辩护，争取将他释放，或要求重审，但唐恩于11月19日在狱中自杀。这次起义失败后，爱尔兰的激进主义运动一蹶不振，急遽衰落。
英国政府镇压了爱尔兰起义之后，决定取消自1783年以来爱尔兰所享有的有限独立。英国议会制订了英国与爱尔兰合并和取消爱尔兰议会的法案。当这个法案向爱尔兰议会提出时，虽然有些议员表示反对，但议会中大多数人害怕群众运动而甘愿接受英国政府的保护。根据1801年1月1日生效的英、爱合并条件：爱尔兰的议会被取消，爱尔兰有权派100名议员到英国下院，32名议员到英国上院，出席上院的议员从贵族中选出，终身任职，但他们不能像英国上院议员那样世袭。
1801年1月，有爱尔兰议员参加的第一届联合议会开幕，爱尔兰丧失了政治独立。
1798年的爱尔兰起义，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参加起义的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城市下层人民。但领导起义的主要是由爱尔兰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爱尔兰人联合会”。该会未能广泛吸收并组织群众进行斗争，起义也缺乏周密的计划和准备，以致遭到失败。
上述激进民主运动、工人运动、水兵起义、爱尔兰人民起义等事件，其根本原因都是由于在工业革命发展过程中，英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大变动和阶级斗争的激化。同时，法国革命的强烈影响，使英国国内已存在的矛盾更趋尖锐，处于重重压迫之下的中下层人民政治觉悟迅速提高。
不过，就英国整个政治、经济、社会条件来说，自从17世纪革命以来，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变化，已逐渐建立起可以自我调整其内部矛盾和冲突的机制。所以它和海峡对岸的法国不同，国内矛盾虽层出不穷并不断激化，但终究未达到爆发暴力革命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