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萧条随着滑铁卢大战枪声的沉寂，延续了23年之久的战争结束了，和平终于到来。人民在战争中忍饥挨饿，流血牺牲，现在战争过去了，人们憧憬着幸福的未来，希望享受和平与繁荣。科贝特在描述人民欢庆的情景时说：“整个王国呈现出一派无穷开销、花天酒地的景象，人们仿佛都醉得发狂、疯得发狂。”人民对和平的喜悦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指望和平会带来幸福。
然而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和平不仅没有带来繁荣，反而带来更大的萧条。人们本以为大陆市场重新对英国开放后，能刺激英国的工业生产。因此在1815年，厂家、商人囤积起大批商品，准备向大陆倾销。然而当英国人重返大陆时，他们面对的却是被战争摧毁的欧洲，完全无力购买英国的工业品。
同时，在战争期间，英国政府每年要订购5600万镑的军需品，战争结束后，这笔订货突然停止，国内市场因之骤然萎缩，工业受到更大的打击。除此之外，还有大约40万退伍军人解甲归田，到各行各业去谋求生路。早复员的人尚能在不景气的经济中找到工作，等大批军人从大陆回来时，等待他们的只是失业。于是，大批无业人员在全国游荡，给经济造成很大压力。总之，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争之后，英国无力完成从战时经济到和平时期的迅速转化，致使经济处于全面不景气的境地。
这次萧条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来势相当凶猛。战争最后一年，英国出口总值曾达到创纪录的5000万镑，到1819年却跌为3500万镑。铜的价格从每吨180镑跌为80镑，铁从20镑跌为8镑，麻从118镑跌为34镑，大量产品积压，卖不出去。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工厂倒闭，大批企业破产，政府公债高达5000万镑，英格兰银行的纸币面值下跌30%。在1814年—1816年的 3年时间里，全国约700家地方银行中，至少有240家停止支付现款。1801年的济贫税为400万镑，到1818年时，几乎增加了一倍，相当于全国每个人支出13先令9便士。在有些地方，比如莱斯特郡的辛克利，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赤贫中，济贫税高达每镑收入抽取52先令。
与此同时，工人的工资直线下降。南威尔士的铁工厂主一再宣布降低工资，最后降到每星期6个先令，而当时，南威尔士的小麦价格是每夸特100先令。兰开郡的手织工若从早到晚不停地干活，每周也只能赚6先令5便士，而其中还要扣掉9便士的原料消耗费。在1815年，克朗普顿一个中等水平的手织工若每天工作10个半小时，每星期可收入11先令9便士，1816年降为 9先令，1817年只有6先令6便士，扣除各种开支，在3年中实际用于衣食的费用分别是8先令5(3/4)便士、6先令2(1/2)便士和4先令1(3/4)便士。
然而，即使是如此低廉的工资，有时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经济萧条把大批工人抛进失业者的行列，比尔斯顿周围地区有1.5万名失业工人，而著名丝织业中心斯皮特尔菲尔兹，据说有2/3的工人没有工作，埃塞克斯郡的霍尔斯特德共有居民3279人，其中靠救济过活的就有2012人。
农业大衰退农业的景况也不比工业好。在战争中，由于拿破仑实行大陆封锁，廉价的大陆粮食难以输入英国，造成英国粮食匮乏，价格高昂。1800年达到每夸特114先令，1801年达120先令，1812年竟高至155先令。粮价上升使英国农耕面积不断扩大，原先不适宜种植的土地也开垦出来生产粮食，而原先肥沃的土地，更可以获取高额利润。因此，尽管战争期间人民生活很苦，许多人经常吃不饱，但土地所有者（主要是大贵族大地主）却收入丰厚，大发战争财。战争结束后，大陆的粮食重新涌进英国，粮食价格骤然下跌，1816年 1月小麦价格竟降至每夸特52先令6便士，战争中开垦出来的贫瘠耕地更是深受其害，许多农场主不肯再租种这一类土地，于是耕种面积大大缩减，造成农业大衰退。据民间的“农业理事会”的调查，在被调查的322个地区中，有37个地区凡农场主能退佃的已全部打算退佃，有103个地区绝大部分人宣布要退佃，111个地区中有一些人要退佃，只有71个地区还没有人要退佃。
农业萧条造成大量农业工人无事可干，各教区济贫税急剧增加，这给仍然租种土地的农人增加了负担，农业的不景气进一步加剧。肯特郡议员布兰德说：一个农人到我这儿来，恳求我指教他该怎么办，因为他无力承受沉重的压力了，他是本郡本教区最后一名租土地者，因此，济贫税也就自然落到他头上。我听说只剩下他一人，就问他其他租用土地者到哪里去了，那农人说：“先生，他们被险恶的时运压垮了，已不能再经营土地。”农业萧条使农业工人生活贫苦，许多人靠吃白菜帮度日。在剑桥郡，最强的劳动力每天也只能挣到8便士。就连小康人家的农场主也无法度过这艰难的时日，他们除负担济贫税外，每镑还要抽2先令交纳所得税，因此，小农场主大量破产，据《利物浦信使报》 1815年9月15日报导：监狱中已关满了负债的农人，萨福克郡1814年为此签发的保释状为430份，1815年上升到850份。
在如此萧条的景况中，垄断国家政权的地主阶级却只考虑本阶级的利益。1815年，他们操纵议会，通过谷物法，规定对进口谷物严加限制。英国过去的谷物法都是为鼓励出口而制定的，这一次却是限制进口。按新谷物法的规定，凡国内市场上小麦价格在每夸特80先令以下、裸麦豆类在53先令以下、大麦40先令以下和燕麦27先令以下时，禁止进口外国的各相应品种。
这样，国内谷物价格就人为地保持在极高的水平上，从而保证地主阶级的超额利润。但这种高价是建立在谷物匮乏的基础上的，它使国内粮食始终不够。
因此1815年谷物法是一个纯粹的阶级立法，它只对土地阶级有利。对工业资产阶级来说，它限制贸易自由，人为地维持食品的高价，造成生活品和原料昂贵，工资抬高，从而利润减少。对工人阶级来说，昂贵的物价使其本来就艰难的生活更为困窘。因此谷物法遭到各阶层的强烈反对。
1816年是气候极其恶劣的一年，冬天很冷、多雪，春夏又潮湿、多雨， 7月份大雨滂沱，9月初就浓霜盖地，到11月底庄稼还在地里收不上来，等收上来时绝大多数谷物已腐烂变质。然而由于谷物法的限制，霉烂的小麦仍然上市。按惯例，8月15日是港口开放日，外国粮食可以进口，但在这一天之前连续六星期的小麦平均价格只有79先令多，够不上谷物法规定的标准，结果从波罗的海开来的运粮船只被禁止入口而返航。等到11月15日另一个开港日时，小麦价格已超过98先令，粮食可以进口了，但波罗的海此时已封冻，地中海国家则因为本身收成不好而禁止出口，结果几乎没有什么粮食进入英国。谷物法就这样帮助地主阶级获取了超额利润，而人民群众则在水深火热中苦度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