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曼彻斯特一个中等阶级激进派分子在回顾战后这段经历时曾说：“打仗是为了压制据说有害于古老制度继续生存的言论，然而当和平恢复时，针对那积蓄已久的恶习的言论又出现了。”工人激进派塞缪尔·班福德对这一段历史叙述得更清楚。他说：“这已是历史了：当我们胜利的兵士第二次攻占巴黎所取得的荣耀尚停留在眉梢时，动荡的种子却已散布到劳动人民之中；1815年谷物法引起了一系列动乱，而且除短暂的间歇外，一直持续到1816年年底。”实际情况确是如此，当人民发现和平带给他们的是更大的痛苦时，不满情绪立即爆发。谷物法通过后，全国到处出现骚乱。伦敦群众首先走上街头，这使人们想起1780年的戈登暴乱和1810年的另一次暴乱，更想起半个世纪前“威尔克斯和自由”这个口号。中部地区再次发生卢德派活动，仅1816年6月28日一天，拉夫巴勒一家工厂就有53台织袜机被捣毁，价值6000镑。霍尔斯特德失业饥民们在捣毁机器时发生动乱，地方骑兵义勇队费了好大周折才把它镇压下去。许多地方还不断发生抢粮风潮，饥饿的居民攻打粮仓，强迫囤积粮食的商人以平价售出囤粮。在布里德波特、阿普尔多和比德福，群众围住船只，不许它们把马铃薯运向外地。中部的矿工推着煤车向伦敦进发，车上写着：“我们要工作，无人愿乞讨。”萨福克的农业工人则提出这样的口号：“没有面包，便是流血！”1816年4月底的一个星期内，这个郡发生了11起纵火案，其它地区也不断有纵火事件发生。在东盎格利亚，骚动的中心是小港，1500名示威者手持棍棒，穿街而过，抱怨物价太高，工资太低，打谷机又夺去了农工们冬天的工作。伊利岛也发生农业工人的骚动，结果78人受审，24人被判处死刑，其中真正处死的有5人。一个曾经对雅各宾派抱有同情的前激进分子在描述这种形势时说：这“不再是在野党和执政党之间，也不是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事了，这是在社会解体时有所失的人和有所得的人之间的事。”1819年辉格党一个头面人物也说：若经济情况再不好转，“就会有一场富人对穷人的战争。”但阶级斗争不仅表现为无组织的自发行动，它更表现在议会改革运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