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结社活动 1799年7月，议会通过“结社法”，指名取缔了“伦敦通讯会社”等群众组织，议会改革运动受到沉重打击。这以后，一切合法活动都“非法”了，英国进入恐怖而黑暗的时代，90年代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停止了，化为细水流入地下。19世纪最初10年的人民运动，就是以地下斗争的形式出现的。
结社法公布后，“伦敦通讯会社”并没有停止活动，至少在1800年11月，人们还能看到它暗中活动的迹象。“联合爱尔兰人”和“联合英格兰人”
隐蔽得更深了，更难发现他们的踪迹。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组织，分布在北、中部广阔的工业区里，秘密地进行活动。据地方官报告：1801年，约克郡西区的许多工业城镇发现有地下活动，特别是当年工人运动的中心设菲尔德，秘密会议极为频繁。《里兹信使报》也报导类似的集会在利兹附近相当多。1802年，还发现一份8页纸的传单，号召人民组织起来，推翻暴政。同年秋，两个设菲尔德人被交付审判，罪名是“非法起誓”。据说他们参加了一个秘密组织，该组织有1000多人，正在打造武器准备起事。各地组织间还有经常的联系，据兰开郡地方官说，1801年1月该郡曾召开一次秘密代表会议，伦敦、伯明翰、布里斯托尔和约克郡许多地方都有人参加。7月，约克郡的哈里法克斯也开过一次代表会议，参加者来自许多纺织市镇，还有设菲尔德的代表。与会者必须回答3个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是否应当改变现存的制度？
由于处于地下，组织的安全就成了头等大事。因此，这些组织一般都比较严密，有严格的纪律。特别是在吸收新会员时，更加显得谨慎。新会员入会须有可靠人介绍，且经过一定的考察；入会要履行手续，主要是进行宣誓。
1801年，博尔顿有一个叫“议会改革政治同盟”的秘密组织，它的誓词说： “我自愿宣誓，为争取全体英国人的友好相处，不分宗教信仰；为争取全国人民的平等代表权，我将努力奋斗，坚持到底；为履行以上职责，我要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永不背弃本会或兄弟协会的任何成员。无论是有意无意，直接间接，都不泄漏他们的一言一行，也决不提供不利于他们的任何证据。”许多组织在宣誓时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如悬挂死神像、念符咒、歃血为盟等等。有些组织要求当着死神像宣誓严守机密，永不叛离，一旦泄漏组织秘密，愿意接受死的制裁。凡此种种，不仅使局外人觉得神秘莫测，就连宣过誓的会员，也时时感到一种死的恐怖在笼罩着，因此，绝不敢轻易吐露真言。由于组织非法，其活动也就隐秘异常，往往是聚无影，散无踪，昼伏夜出，深更半夜在荒山野地里聚会议事。1802年有一个叫“黑灯照”的组织在里兹一带活动。里兹市长有一次写信给郡守报告说：这个组织“星期五晚上的子夜时分，在离利兹6英里、伯斯托尔4英里，远避一切交通要道的一段荒路或峡谷中开了一次会。一个诚实可靠的人告诉我说，他企图假扮成开会的人，但发现老远就有人把守。最外一道防线的人走过来搭讪，想把他引到不同方向去。他吵着要过去，这时他发现还有一道不固定的流动防线，他们问他是干什么的。当他继续向‘黑灯照’挤过去时，一声口哨响了，随即他听到人的说话声，其言词和声调使他决不敢向前再走出一步。”利兹市长接着说，他从其他情报来源得知，那天晚上集会的是“黑灯照”的总委员会，约200人，每个人又代表其他9个人。“‘取消一切赋税，享受全部权利’，就是头领们提出的口号，也是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的共同纽带。到圣诞节时他们就能功成名就，某一天晚上他们会在各个地方同时举事。”与这封信几乎同时，伦敦收到了许多地方当局发出的武装起义警报。
1802年11月，政府逮捕了德斯帕德上校，说他阴谋推翻政府。德斯帕德出身于爱尔兰一个地主家庭，年轻时从军，在西印度群岛和英属洪都拉斯作过战。1790年他应召回国，从此断送了立军功的前程。不久，他投身于工人运动，参加了“伦敦通讯会社”，当选为总会代表。“伦敦通讯会社”被镇压后，他被关押两年而未加审判。1800年从狱中出来，他就开始紧张的活动，在伦敦工人中进行工作。他每天出入往返于工人聚集的下等酒吧间，与一群又一群工人、士兵会晤交谈。作为一个出身高贵的军官兼绅士，这是非同寻常的，因此他的举动受到严密的监视。政府指控他通过这些活动组织了一支革命军，仅在萨索克一地，就有7个“师”外加8个“旅”。这支革命军遍布伦敦所有工人区，工人是其中的主要力量。此外，他还策划兵变、推翻政府、逮捕或杀害国王。据此，政府对他提出起诉。但在审判过程中德斯帕德始终一言不发，只是在宣判死刑后，他才否认曾引诱过士兵，这使人觉得他仿佛是默认了密谋的存在，只不过从事策反工作的不是他。当他登上绞刑架时，他说：“我知道，由于敌视政府那些血腥、残酷、强制而又非法的手段，政府已决意拿我开刀，却又用他们津津乐道的法律作借口。公民们，祝你们健康、幸福、昌盛。虽说我不能活着体验那神圣的变化带来的幸福，然而请相信，公民们，那一天终会到来，而且会很快到来！”卢德运动秘密结社活动的最高潮是1811年—1812年的卢德运动。这个运动的细节至今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运动的地方性很强，从未发生过全国性行动。
但其组织性之强、活动方式之相似、步调之一致，又好像存在着统一领导，至少是地区性的联合委员会。参加运动的人昼伏夜出，在茫茫月色中，几十个人乃至数百人，头戴假面具，手执棍棒武器，突然出现在某村某镇，专与欺压工人最甚的老板作对，捣毁他们的设备，破坏违反行业生产规程的机器，对严格遵守行业规定的厂商和织机又严加保护。行动完毕，一声令下，就悄然散去。这些说明卢德运动是相当有组织的行动，他们事先对一切行动都作过最严密的规划。他们声称自己受“卢德将军”管辖，各地区都有他的一名代表——“上尉”在具体负责。至于“卢德将军”是谁，或者有没有这个人，直到现在都还是个谜。卢德派和秘密结社的关系可从他们的誓词看出来。有一份卢德派誓词说：“我，某某，于此自愿起誓：我将永不泄漏本秘密委员会任何成员的姓名，否则将受惩罚，被第一个碰见我的兄弟送回老家；我并进一步起誓：如果出现叛徒，我将带着无尽的复仇心追踪他，哪怕他逃到天涯海角……”卢德派还有暗号和隐语，以便不同地区的卢德派彼此辨认。有一个记载说：“你必须把右手高举过右眼，假如有另一个卢德派在场，他将把左手高举过左眼……他会说：你是干啥的？回答：铁了心眼儿的。他会说：为啥？你回答：自由。然后他将和你说话，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卢德运动发源于诺丁汉市。1811年3月11日，诺丁汉市的织袜工停止工作，在市中心商场举行群众集会。附近许多村镇的群众也赶来参加。当晚一批自称是“卢德将军麾下”的人乘夜色潜入阿诺德村，捣毁了一个顽固商人的60部袜机。这以后，运动就猝然爆发，迅速扩展，起先还只在诺丁汉市一带，随后扩大到整个诺丁汉郡。不久，又在德比和莱斯特郡蔓延开来，捣毁织袜机的行动几乎夜夜都有，整个织袜区一片动荡不安。当局出动了大批武装力量，仍无济于事。到第2年2月，总共捣毁织袜机约1000架。只是在多数袜商接受了工人条件，议会又通过镇压性条例，重判砸机罪以后，运动才突然停止。在兰开郡和约克郡，运动表现得更为激烈。兰开郡的手织工曾与雇主谈判，要求恢复工资。雇主起先答应，然后又反悔，在这种情况下，运动骤然而起。1812年3月20日，手织工开始袭击工厂，砸毁机器。以曼彻斯特为中心，附近几十个纺织村镇同时卷入运动，并成立了秘密委员会，统一协调行动。厂主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有一家工厂被围攻了3次，最终才被烧掉。4月20日，在米德尔顿的一次冲突中，厂方开枪打死5人，还有 10余人受伤。第二天，卢德派出动了好几百人放火烧了厂主的住房，这时，军队赶来镇压，又死伤多人。在约克郡，当卢德派围攻威廉·卡特莱特的工厂时，厂中守军和工贼开枪射击，重伤2人，后来这2人被卡特莱特抓去折磨至死。卢德派为报此仇，便企图暗杀卡特莱特，未遂，于是就枪杀了另一个与工人坚决作对的厂主霍斯福尔。这个案子到半年之后由于叛徒告密才得破案。1813年1月约克郡巡回法庭开庭，一次就处死17个卢德派分子，流放7人。正因为卢德运动如此激烈，哈孟德夫妇在写《技术工人》一书时，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时期的英国史读起来像是一部内战史。”卢德运动有时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在约克郡西区召开的一次代表会议上，一个名叫贝恩斯的老共和派分子说：运动的目标应该是“打倒嗜血的贵族”。他说：“我欢呼你们起来反对压迫者，希望它发展下去，直到世界上没有暴君为止。”他还说他“希望看到民主制度胜利的时刻。”1812年5月26日，曼彻斯特各业代表会议也通过决议说：“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我们名义上的议会代表……已不再是人民生命、财产和自由的忠实卫士了……希望唯一所在，就是赶快对下院进行有效的激进改革。”卢德运动为战后的工人激进运动提供了大量的干部和基本群众，从这个角度上说，它本身就具有政治意义。
等到拿破仑战争结束，议会改革运动重新兴起时，隐藏在地下的秘密结社突然涌出地面，劳动人民又成了改革运动的主力军。因此，19世纪最初15年的秘密结社活动，是两次人民运动高潮的纽带。
中等阶级议会改革运动在工人群众积聚力量，培养阶级意识的时候，中等阶级的议会改革运动也经历了一个重新组织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从1807年威斯敏斯特大选开始。1806年小皮特死后，由格伦维尔出面组成所谓“贤能内阁”，囊括了除皮特派以外的两党一切巨头，其中包括辉格党的福克斯和格雷。这使中等阶级改革派觉得有了一点希望。1807年，他们在威斯敏斯特全力投入大选，推举伯德特爵士和科克伦勋爵为激进派候选人，与托利和辉格两党对抗。但他们处境十分困难，普雷斯记载说：“我们没有钱，没法做宣传，没有人加入我们，托利党瞧不起我们，辉格党嘲弄我们。被人嘲笑才是最糟糕的呵……能经得起别人咒骂的人，经不起别人的嘲笑。”但选举结果却使人大吃一惊：两席全部被激进派赢去了。这次胜利使议会中出现一个新的激进派改革集团。为首的是乡绅伯德特，其他都出身于门第低微的市民阶层，如马多克斯是律师的儿子，纳普是杂货商。这样，议会在10年没有反对派之后，终于又出现一个吵吵嚷嚷的激进小集团。
这次胜利还有另一层意义。激进派能在一无后台二无钱的情况下夺取胜利，全靠竞选委员会的功劳。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存在了10年，为战后改革运动的蓬勃兴起准备了干部。伯德特、卡特莱特、科贝特、亨特、普雷斯这些后来在激进派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人，全都是委员会成员。
这一时期改革派的主要喉舌是威廉·科贝特。他在1802年还是政府的支持者，在陆军大臣温德姆的帮助下，创办了《政治纪事》报。但1804年他开始攻击政府腐败，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1806年他转向议会改革，此后《政治纪事》就一直是改革派的主要报纸。1807年，他参加威斯敏斯特委员会的工作，是这次竞选活动的主要宣传家。他利用威斯敏斯特选区工人阶级选民占优势的特点，直接向手工工匠进行宣传。正是由于他的宣传，改革派才取得工匠选民的普遍支持。
科贝特虽是宣传的大师，但行动的巨匠却是70年代的改革老将，《抉择》的作者约翰·卡特莱特上校。他在18世纪90年代显得不那么出众，但在19世纪初阴暗的日子里，当老一辈中等阶级激进派都对改革丧失信心时，只有他坚持不懈，为改革力量的重新组合作出了贡献。自1811年起，他以年逾古稀的高龄3次出游北、中部工业区，向工人传播他的改革福音。他曾坐着颠簸的邮车，在29天里行程900英里，所到之处都召集群众大会，一个月内在 35个地方讲演。他的本意是“把不满转到有利于议会改革的合法轨道上，”
从而阻止“煽动穷人侵犯富人财产的企图”，其结果却是复活了工人群众有组织的公开活动。1812年他和伯德特共同发起“伦敦汉普登俱乐部”，其纲领是“保证人民自由选举下院代表”和“改革下院代表制”。但这个组织贵族味太重，它的会员必须有300镑的财产资格，每年会费2几尼（2镑2先令）。卡特莱特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曾写道：“在社会一大部分人眼中，它当然是个特殊的团体。”当时白色恐怖盛行，上中层人物对议会改革敬而远之，因此到1814年，只有3名会员经常参加活动；到1815年3月，只剩下卡特莱特一人。在这种情况下，卡特莱特只好转向工人群众，把改革的希望和未来寄托在工人身上。于是，他第二次、第三次出巡北、中部工业区，在劳动人民中大力发展俱乐部组织。因此，到战后俱乐部运动兴起时，这个运动已基本上成为劳动群众运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亨利·亨特，这是位小康农家出身的改革派，体格雄伟，声音宏亮，说话很有鼓动性，是名噪一时的演说家。由于他在战后许多重要场合充当演讲人的角色，因而获得了“雄辩者亨特”的美名。在所有激进派领袖中，他最接近劳动人民，思想也最和他们相通，因此，观点也最激进。他的口号是“要么普选权——要么什么都不要！”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人民的不满又汇成一股群众运动的洪流。活跃在这一运动中的中等阶级主要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人。至于辉格党，他们在整整20年中悲观失望，游离于运动之外，甚至连改革都不敢提，深怕会把党内最后几个大贵族吓跑。他们把自己上台的希望寄托在威尔士亲王身上，认为“仅有的一点微弱希望在朝廷，即朝政易手的时候”。1806年他们参加“贤能内阁”，福克斯是最主要的阁员。但这届内阁根本未把议会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辜负了许多人满腔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