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普登俱乐部运动战争结束后，议会改革运动掀起新的高潮。这次高潮主要是由劳动人民发动的，工人阶级是战后激进运动的主力军。
科贝特在这次运动中起了点火作用。以前，他一直把自己的宣传集中在城市中等阶级和乡村农场主身上，他的《政治纪事》报主要就是给这些人看的。长期的斗争使他看到上中层人士对改革并不感兴趣，只有工人阶级最坚定地要求改革。因此只有把工人阶级发动起来，改革才有成功的可能。于是， 1816年以后，他转而面向普通劳动者，与工人阶级直接对话。他知道《政治纪事》每份1先令群众买不起，就把报上的文章摘录成辑，命名为《每周政治纪事》，以2便士的价格出售。在第一期《每周政治纪事》上，他刊出著名的《告英国工人大众书》，号召工人阶级投入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在他的鼓动下，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汉普登俱乐部运动勃然兴起。
汉普登俱乐部的主体是各地的手工工人，其领导人也都是工人激进派。
班福德是米德尔顿镇俱乐部的书记。据他说：到他们那个小教堂来开过会的各地领导人中，有7个手织工、两个印刷工，鞋匠、裁缝、刻石工、制帽工、制木履工、医科学生、棉织品制造商、棉布商各1人。其中棉织品制造商就是当年卢德派领袖奈特，他本人也是手织工出身。1817年，政府曾对激进派领袖进行大搜捕，与班福德一同被捕押往伦敦的人中有两个手织工，其他的则有磨刀匠、箍桶匠、漂白工、外科医生和酒店老板等。这些人中身份最高的是“医生”，不过据班福德说，这只是个自学起家的走方郎中，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可见这时期工人激进派的领袖，实际上与伦敦通讯会社时期并无二致。
运动的主要斗争方法是请愿和召开群众大会。在运动高潮中，各地共提交527份请愿书，签名的据说有60—100万。这使一个叫作“斯潘斯博爱主义者协会”的工人组织认为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决定在伦敦举行群众集会时发动起义。12月2日，集会在矿泉地召开。大会开始后，斯潘斯协会的领导人小沃森等人号召群众向伦敦塔进军，另一个领导人卡斯尔则搞来一车武器。进军群众一路上抢了好几个枪械铺，夺走了大量武器，还沿街鸣枪以壮声势。到伦敦塔后，许多人爬上墙头，要士兵们投降。但皇家卫队迅速赶来，平息了骚乱，并很快将起事的领袖全部逮捕。直到出庭审讯时，斯潘斯派才发现那个一直深受他们信任的卡斯尔原来是个奸细，而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在政府的严密监视中。幸亏为政府作证的只有卡斯尔一个人，伦敦陪审团在审理此案时认为是政府设圈套引起动乱，便开释了斯潘斯博爱主义者。
矿泉地事件不仅使政府找到了镇压的借口，也使激进派领袖陷于分裂。
伯德特指责亨特操之过急，表示不再参加即将举行的汉普登俱乐部代表会议。卡特莱特和科贝特认为普选权要求不合时宜，因而提出房产主选举权。
只有亨特一人坚持普选原则。在这种情况下，1817年1月22日开始的汉普登俱乐部代表会议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这次大会有70名代表，来自全国各地。经过一番争论，最终采纳了亨特的意见，并由科克伦在1月28日向议会呈交要求普选权的请愿书。中等阶级的动摇以及对普选权原则的三心二意使没有房产的工人代表感到汉普登运动已经无望。
就在科克伦等人向议会呈交请愿书的同时，政府却以迅雷般速度开始镇压。3月3日，政府中止人身保护法，紧接着颁布“反煽动性集会法”（3月29日），这个法案几乎逐字逐句照抄小皮特1795年的杰作。按照政府方面的说法：有一个“阴谋”正在发展，它要“全面推翻现存的一切制度，瓜分这个国家的地产，消灭这个国家的资产。”阴谋的主使者是“斯潘斯博爱主义者协会”，因而斯潘斯协会被点名封禁。刚露头的议会改革运动被压下去了。伯德特几乎退出运动，科贝特只身逃往美国，俱乐部运动濒于瓦解，斯潘斯派正在候审，只有亨特一个人还在活动。
科贝特的出走对改革事业极为不利。但一份由工人创办的报纸《黑矮人》填补了《政治纪事》的空缺，成为改革运动的主要喉舌。《黑矮人》指责科贝特出走是临阵逃脱，背叛改革事业；同时相信：人民将继续战斗下去，直至完全胜利。《黑矮人》登上舞台表明工人阶级自己接过了理论领导权，它在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它说：“没有什么比所谓的中等阶级的庸俗猥琐更叫我讨厌的了，”因为中等阶级的大多数“只具有动物的感觉，除了拚命谋取生存外没有别的动机，而生活的唯一目的就只是吃、喝、睡、穿”。靠这种人是不能把改革斗争进行到底的。所幸“群众已开始为自己说话了，贫穷造成的勇气和坚定，将大有希望完成那些有教养、有财产的人所不能、或不愿实行的一切！”《黑矮人》在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为发动工人群众投身改革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暴力派活动当局中止人身保护法后，许多改革派转入地下，暴力主张开始抬头。许多地区组织了秘密委员会，彼此间相互串联，企图发动武装起义。暴力派在北、中部工业区的活动十分频繁。1817年6月9日，诺丁汉附近的彭特里奈村发生织袜工人的武装起义，数百名工人在失业织袜工布兰德雷斯率领下向诺丁汉进军，企图与那里的起义人员汇集。由于他们沿途搜罗武器、人员，耽误了许多时间，未能在天亮前赶到目的地，结果在离诺丁汉7—8里路的一条河边碰到一小队骑兵，起义人员很快逃散，其领袖也很快被捕，布兰德雷斯等3人后来被判处死刑。
这次起义虽然一枪未发就失败了，但它证明英国工人运动中确实有主张暴力的倾向。起义失败的原因虽然与政府派出的奸细奥利弗的煽动有关——奥利弗曾四处活动，到处煽风点火，使工人中的暴力派错误估计形势，采取盲目行动；但更重要的是暴力派本身忽视群众基础，热衷于密谋活动，因而严重脱离群众。尽管如此，彭特里奇起义却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尝试。以前工人们曾有过革命的言论，下层人民中也有过自发的暴乱，但出于政治目的而发动武装起义，这是第一回。彭特里奇工人起义在英国近代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它铭记着英国工人为争取解放而进行斗争的英雄业绩。
彼得卢事件 1817年农业丰收，物价下跌，经济回升，这使严峻的形势得以缓解。与此同时，由于政府采取镇压性措施，大多数改革派领袖不是流亡，就是入狱，因此改革运动一时消沉，局势渐趋稳定。1818年，经济情况再度恶化，农业歉收，原棉、原丝的过度进口造成市场过剩，工业衰退，工人罢工再次兴起，各地骚动不断。随着人身保护法按期恢复，改革运动很快又进入高潮。
7月12日，伯明翰召开一次盛大群众集会，《黑矮人》的编辑伍勒等出席了大会。会上除提出“普选、年度议会、无记名投票”等改革基本要求外，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选出该市的“立法代理人”，要议会承认他的代表资格，接纳他出席议会会议。这是一个首创，表明大工业城市第一次正式向议会挑战。伯明翰是个有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黑色金属工业的中心，但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资格选派议员。这个行动立即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斯托克波特等城市竞相效法。曼彻斯特的工人改革派也作出决定，要召开一次盛大群众集会，选举曼彻斯特的“立法代理人”，并请亨特来主持会议。
大会由和平派发起，丝毫不带革命倾向，这一点毫无疑问。对此，大会的组织者曾一再强调过。大会组织委员会曾下达指示，要大家操练时不用武器。开会那一天也不准携带器械，包括棍棒在内。开会前一天，亨特与大会组织者见面时，还再三强调和平与秩序，当有人提出如果人民先受攻击，有进行自卫的权利时，亨特严加斥责，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动武，而应紧紧地依赖法律。后来，当政府对大会的组织者开庭审讯时，就连政府方面的证人也几次三番地证实大会的和平性质。尽管如此，曼彻斯特市政当局在托利党政府默许下，却下决心镇压。
1819年8月16日，曼彻斯特地区的6万至8万名工人，身穿节日盛装，到邻近村镇整队出发，前往圣彼得广场参加大会。各队打出的旗帜上写着各种口号，包括“年度议会”、“普选与无记名投票”、“宁要作人死，不当奴隶卖”以及“不要谷物法”、“没有平等代表权毋宁死”等等，最后一条标语后来被当作是“推翻政府”的首要罪状。大会开始后，先由亨特发表演说。他走向讲台时，群众一片欢呼声，乐队奏国歌。亨特演说时，地方官已在会场周围布置好兵力，其中包括第31步兵团全部、第88步兵团一部、炮骑兵一个连，以及在滑铁卢战役中立下卓越军功的第15骠骑兵团6个连，加上特别巡捕、义勇队等，有好几千人。随后，地方官一声令下，义勇队首先发动，策马扬刀冲向人群，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大砍大杀。整个会场立刻大乱，人们纷纷向四处逃散。这时，军队蜂涌而上，特别是第15骠骑兵团，这个因滑铁卢战役而声震全欧的团队冲入人群，使本来已经很混乱的局面更为混乱，结果死11人，伤400多，死伤者全部是工人。这就是著名的“彼得卢事件”。
彼得卢事件后，托利党政府对改革运动全面镇压。他们以摄政王的名义对曼彻斯特市政府大加褒奖，并立即在议会通过一系列镇压性法律，即所谓的“六项法律”。六项法律中的第一项禁止操练，违者可判7年流放；第二项禁止携带武器，并授权地方官可随时逮捕拥有武器的个人和搜查私人住宅，而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第三项法律对公众集会加以限制，使群众大会难以召开。还有3项法律则针对出版物，授权法庭可任意没收“煽动性”报刊，并对其作者起诉判刑。这6项法律因主要是限制人民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的，因而被讥讽是“六项钳口令”。至此，托利党的反动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光荣革命后英国最保守最专横的一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