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工人协会的成立 1836年6月9日，洛维特和一批工人政治民主派在伦敦塔维斯托克街考文特花园聚会。这是伦敦工人协会的第一次会议。洛维特在会上宣读了伦敦工人协会发起书草稿。6月16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这份发起书，并选出一个委员会起草伦敦工人协会的规则和章程。在6月26日的会议上，规则和章程被一致通过。7月17日，形成了伦敦工人协会的领导核心共33人，他们中有洛维特、赫瑟林顿、沃森、克利夫、加斯特、哈特韦尔、克雷等。
洛维特任书记，赫瑟林顿任司库。这些人中有19人是4月成立的“争取廉价与正直报刊工人协会”的成员。伦敦工人协会要求“使社会上一切阶层获得平等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它强调紧密团结城乡各工人队级中有知识和有影响的那部分人，搜集有关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和社会的一般利益的情报，采取适当的方式和态度来表达思想和感情，通过最能造成正义、深刻而有力的舆论方法，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最终不必通过暴力或骚乱而逐渐获得改善。它主张通过教育、宣传等和平的方式来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通过选举制的民主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836年10月，伦敦工人协会提出了普选权、秘密投票、每年召开一次议会、平等的代表权、议员没有财产资格限制等五项要求。11月，伦敦工人协会发表了题为“腐败的下议院”的通告，号召工人不要做有产阶级政党的工具。伦敦工人协会是一个人数不多的上层工人的组织，规定了较高的入会费，采取关门主义的组织路线，只吸收“有智识和才能的”，“高尚和清醒的”成员，把广大贫苦工人排斥在外。它认为没有文化的工人缺少教养，容易冲动，不利于实行该组织稳健温和的活动路线。
它的会员最多时也只有291人。多数成员来自收入较高的手工业部门，如排字、书籍装钉、钟表、马车制造、银器宝石业等，只有少数会员来自收入较低的行业。伦敦工人协会的这种构成有其社会原因，由于当时资本主义工厂制在英国各地发展不平衡，伦敦在30年代仍缺少工厂制度和产业工人。伦敦工人协会的主要领导人威廉·洛维特，康沃尔人，海船船长的遗腹子，早年为制绳工匠，1822年到伦敦，受雇于木匠铺，后为家具木工，并担任了家具木工协会的主席，以后到伦敦技工学院学习，受到霍奇斯金的影响，成为欧文的信徒。他曾担任1829年伦敦合作工会协会的司库。他认为逐渐聚集资本的方法可以使工人阶级把自己组织在合股劳动协会中，靠这种方法及工业的技艺和知识，他们可以最终把国家的贸易、工业、商业掌握在自己手中。1830年，洛维特开始为出版自由而斗争，并加入工人阶级全国联合会，曾因为要求改善丝织工人的悲惨处境，向政府提出抗议而被捕。1834年全国各业统一工会瓦解后，洛维特提出通过争取普选权解放工人的主张。他强调工人们要成为社会和政治的改革者，否则就永远享受不到自由。赫瑟林顿是排字工人，伦敦技工学院最早的学生。和洛维特一样，他也受了激进主义和欧文主义的影响。他是工人阶级反印花税法请愿的领袖，他发行了一系列不贴印花税的报纸，其中最著名的是1831年开始发行的《贫民卫报》。与其说赫瑟林顿是革命者，不如说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临终时在遗嘱中表示，他拥护欧文的主张。沃森早年为里兹商店学徒，20年代末参加合作运动。1831年，他创办一家书店，并参加工人阶级全国联合会，发行各种激进主义书籍，其中有伏尔泰、卡特莱特、卢梭、雪莱以及欧文主义著作，推销《贫民卫报》。
实现政治民主化，是伦敦工人协会关注的主要问题。
1837年2月28日，伦敦工人协会在伦敦皇家铁锚酒家召开了一次大会，在这次有伦敦主要激进派政治家参加的大会上提出了一份由洛维特起草的 “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下议院的请愿书”。会议的发言者指出，工人阶级必须摆脱有产者阶级的政治领导，工人阶级的解放不是依靠辉格党和托利党可能办到的，而必须依靠工人自己。大会通过了上述请愿书。这份请愿书在宪章运动中第一次提出六项政治要求，即平等的代表制、成年公民普选权、每年召开一次议会、取消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无记名投票选举、议员支取薪金。正像洛维特在一份手稿中写道的：《人民宪章》发韧于请愿书。皇家铁锚酒家大会和伦敦工人协会的请愿书在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以普选权为中心的政治民主要求，早就是工人阶级所追求的目标。工人阶级民主派组织开始汇集到宪章运动中来。这些组织中比较重要的有菲格斯·奥康诺领导的“普选权俱乐部”和奥布莱恩领导的“中央全国协会”。
菲格斯·奥康诺出身于爱尔兰科克郡富有的新教地主家庭。父亲罗哲和叔叔阿瑟受到法国大革命，尤其是伏尔泰和伏尔尼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投身于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是18世纪90年代爱尔兰人大同盟的领袖。
奥康诺除受到父亲和叔父的影响外，还受到科贝特、亨特等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他曾进都柏林三一学院和伦敦皇家法学院以及格雷法学院学习。他对爱尔兰农民秘密团体白衣队的活动持同情态度。在1831年—1832年，他积极投身议会改革运动，成为爱尔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奥康奈尔的追随者，1832年在科克郡当选为议员。30年代初奥康诺到伦敦后，支持工人阶级全国联合会，和辉格党政府作斗争，1835年9月，他在伦敦创办了有资产阶级激进派参加的大马里本激进协会，以后该协会和工人阶级联合会的残部合并。在此基础上，1836年6月，奥康诺建立了工人阶级激进派组织——“普选权俱乐部”。奥康诺本人则在1836年底成为伦敦工人协会的名誉会员，但他逐渐把注意力转到英格兰北部工业区的工人群众身上。此外，奥布莱恩在1837年3月创办了“中央全国协会”，从1837年1月开始发行《布朗特里的全国改革者报》。该会的最终目标是要“在彼此间实现社会平等”，为达到这一目标，首先要“取得政治平等”，为此，“必须更加广泛和有效地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
哈尼和伦敦民主协会 1837年1月29日，东伦敦民主协会在伦敦东区创立，1838年8月改称伦敦民主协会。东伦敦民主协会和伦敦工人协会一样，其参加者和工人阶级全国联合会有密切联系，他们中不少人在20和30年代民主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其主要活动家有乔治·哈尼、查尔斯·尼索姆、艾伦·达文波特。东伦敦民主协会的书记是乔治·哈尼。乔治·哈尼是肯特郡人，其父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是皇家海军水手。他本人受教育不多，11岁进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校，毕业后曾作为船长侍从到过布鲁塞尔和里斯本。他积极参加了赫瑟林顿领导的反印花税法斗争。他崇拜奥布莱恩，称他为“向导、哲学家和朋友”，接受了奥布莱恩的阶级斗争思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杰出的民主派马拉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哈尼曾因出售不贴印花税的报纸被囚禁6个月。1837年初，哈尼同共和主义者达文波特、尼索姆等共同创立东伦敦民主协会。
东伦敦民主协会和伦敦工人协会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东伦敦民主协会的参加者不是熟练的上层技工，而是东伦敦的码头工人和类似于法国无套裤汉的贫苦工人，他们的革命性较强。他们的会员卡上印有这样的话：“我们有这样的权力——如果可能，我们就采取和平的方式；如果需要，我们将诉诸武力。”东伦敦民主协会的宗旨是通过传播托马斯·潘恩所宣传的原则，改善工人阶级的道德和政治状况。“利用一切促进社会进步的机会，有效地确立社会和政治普遍平等的原则。”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希望把一切没有代表权的阶级统一在一个兄弟团体之中，以争取普选权。这个协会认识到在无产阶级没有自己足够的忠诚代表以前，决不会得到公正的立法。他们呼吁用任何可能的措施和努力去改变暴虐的、丑恶的、阻碍传播自由思想不纳税的和正当的出版物发行的非正义的法令，并且彻底、无条件地取消臭名昭著的新济贫法，缩短工厂和作坊的劳动时间，完全取消童工劳动，特别是在成千上万的成年人根本没有被雇用，连成年工人也没法每天干满8小时工作这种极不正常的社会情况下更是如此。最后，他们还要求一切会员利用一切有效的手段支持工人利用每个合适的机会反对资本家的政党和君主，因为这些人无论在何处总是企图减少劳动者的工资，延长苦役时间，或者用宪政手段来反对劳动者。东伦敦民主协会突出的特点是，除了要求普选权外，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映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取消新济贫法，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取消童工劳动。
1837年，由于纺织业的萧条，格拉斯哥纺纱工人的工资被削减15%。4月8日，格拉斯哥罢工工人同雇主收买的工贼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在冲突中，一个叫史密斯的工贼在街上被打死。随后政府逮捕了领导罢工的保卫委员会全体委员，把杀死史密斯归罪于罢工工人，指控工人企图通过非法的密谋、宣誓、谋杀、纵火手段，以达到提高工资的目的。1838年1月，政府根据一些难以置信的“证据”判处5名罢工委员会委员流放7年的徒刑。格拉斯哥纺纱工人审判案震动了全国。工人们感到这是4年前托尔普都尔农业工人审判案的重演，整个工人阶级民主派和工会运动都行动起来。在伦敦，各工会和工人协会组织了一个联合委员会以领导支援格拉斯哥棉纺织工人的斗争，他们派出为被捕工人辩护的证人，并发表了告工人阶级书。各地也成立了支援格拉斯哥工人委员会。政府在全国工人阶级的反对下，对该案只好不了了之。
《人民宪章》的起草皇家铁锚酒家的大会引起了一些下院资产阶级激进派议员的兴趣。1837年5月31日，在伦敦不列颠咖啡馆，伦敦工人协会的代表和几个激进派议员开了一次会议，双方探讨了合作的可能性。随后，与会者达成协议，由洛维特负责起草一项争取普选权的法案。在洛维特最初拟定的草稿中，包括有妇女选举权的内容。但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普雷斯提出，如果普选权把妇女也包括在内，会遭到社会上层的反对，普雷斯修改了这一条款，把普选权限于成年男子。这样就确定了《人民宪章》的原则基础：凡年满21岁，精神正常，未因犯罪而坐牢的男子，均有选举权；秘密投票；议员不应有财产资格限制；平等的选区；议会每年改选。资产阶级激进派议员则保证在议会中提出《人民宪章》。
伯明翰政治同盟 1837年5月23日，伯明翰政治同盟复兴。它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是托马斯·阿特伍德。阿特伍德的父亲和兄弟都是托利党人，作为伯明翰地方的银行家，阿特伍德在早期的政治活动中一直支持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他和一些同伴长期以来一直鼓吹以实行纸币为中心内容的币制改革计划，但始终没有取得成果。30年代初，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日益强大，和资产阶级的冲突日益加剧。他们意识到只有利用工人群众实行议会改革的要求，才能达到自己的改革计划。因此，阿特伍德在群众讲演中鼓吹：“雇主和工人的利益事实上是一致的，如果雇主兴隆了，工人也就随之而兴隆。而当雇主遇到困难时，这些困难必然加倍地落到工人头上。因此雇主应当抓住工人的手去敲政府的大门，以消除他们共同的不满。”1837年6月，该组织在纽豪尔山大会上宣布了它的纲领：实行户主普选权或纳税人代表制；议会三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取消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规定议员薪金。在该组织工人成员的强烈反对下，资产阶级领袖才不得不把户主选举权改为男子普选权，但这个纲领没有提出平等选区的要求。因为阿特伍德认为，如果选举权的分配完全按照 《人民宪章》所规定的内容实行，其结果会使最下贱的爱尔兰人取得这个国家的立法权。1839年，伯明翰政治同盟又提出了取消谷物法、取消皮尔的金本位制立法、取消新济贫法和工厂立法改革等四项要求。
《北极星报》和大北联合会宪章运动开始后，伦敦工人协会和伯明翰政治同盟先后派出使者到各地去发动工人群众。1837年下半年，政府加紧在工业区实施新济贫法，使得反对新济贫法运动在英格兰北部迅速发展起来。1837年11月，南兰开郡反济贫法协会成立，到1838年，在兰开郡和柴郡已有38个地方分支机构。此外，各地工人建立了各种工人协会和激进协会。但是，英格兰北部工业区的宪章派并不仅仅把普选权作为自己斗争的最终目标，他们更为关心的是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从1837年夏季起，奥康诺在英格兰北部工业区积极从事发动工人群众的工作。他了解工业区贫苦工人的情况，对这部分力量极为重视。他和活跃在工业区的奥斯特勒、斯蒂芬斯建立了友好关系。这年5月，奥康诺提出在北方创办一份激进派报纸的计划，1837年11月，《北极星报》终于发刊。《北极星报》系周刊，它为全国的宪章运动提供了一个讲坛，尤其满足了英格兰北部约克郡和兰开郡宪章派斗争的需要，受到各地宪章派和激进派的欢迎。奥布莱恩参加了《北极星报》的工作，从1838年10月起，他在该报发表了许多充满战斗力的指导性文章。
当时活跃在北部工业区、在工人群众中享有威信的还有鼓动家、卫理公会传教士约瑟夫·斯蒂芬斯。
1838年4月，里兹工人协会召开了一次大会，决定成立“大北联合会”，奥康诺担任该联合会纲领起草委员会的秘书。5月3日，由奥康诺起草的纲领在里兹召开的另一次大会上通过。大北联合会宣布成立。该会指出：“由于改革法案已不能给工人阶级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而且所有工人阶级的联合会至今一直被交替争取国家政权的两个政治派别所愚弄，人民应当进行一场伟大斗争，迫使政府放弃其政治特权。除此以外，工人阶级无法使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得到保护，也不可能在自己的行业中得到合理的报酬。”“在政治和社会上连成一体的工人阶级这个整体内部不存在什么单独集团的利益。”“当一个工人团体受压迫时，整个工人阶级都在受压迫。”大北联合会同东伦敦民主协会相仿，代表了贫苦工人的利益。在策略上，它不仅主张采取和平的方式，也主张必要时采用暴力。它的建立对联合和协调英格兰北部宪章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人民宪章》和《国民请愿书》 1838年5月8日，宪章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人民宪章》发表。洛维特是这份文件的起草人。《人民宪章》是递交议会的法案，它用法律文件的格式写成，全文共有8开纸19页，分绪言、选举资格条件、平等的选区等13个条款。它的中心内容是成年男子普选权、秘密投票、废除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议员支薪、平等分配选区、议会每年改选。洛维特在公布《人民宪章》时发表了一份宣言。他说：“我们确认的政治原则是：实行代表制的自治政府是政权唯一公正的基础，它是宪法权力的唯一真正的基础，也是良好法律的唯一源泉。”他认为，“政治和社会的利弊大多导源于腐败和独占的立法权，唯一的补救办法是把现今的少数人操纵的权利交给大多数人去行使。”《人民宪章》的要求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它继承了英国由来已久的民主思想传统。早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平等派在1647年的《人民公约》中就提出解散长期议会、议会每两年改选一次、各选区的议席按居民人数分配、成年男子有选举权。1771年，休谟提出了“恢复萨克森时代的原则”、改革腐化的宪政、每年改选一次议会、剥夺衰败选区的代表权、把选举权扩大到苏格兰人和户主、秘密投票等民主要求。1776年，约翰·卡特莱特在《抉择》一书中提出议会每年改选一次、成年男子普选权、平等的代表权和议员支薪的要求。1780年，约翰·杰布起草的“威斯敏斯特小组委员会的报告”比卡特莱特更进一步，提出了日后收入《人民宪章》的全部六项要求。英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十分熟悉英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伦敦工人协会在其文件中详细地追溯英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但他们现在是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旗帜下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而斗争。
在伦敦工人协会提出《人民宪章》的同时，伯明翰政治同盟在1838年5月4日发表了由其领导人之一，《伯明翰报》编辑道格拉斯起草的《国民请愿书》，这是宪章运动中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纲领。这份请愿书在揭露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时把工人阶级的痛苦和资本家、商人的抱怨糅合在一起。它说， “我们的商人已面临着破产，我们的工人濒于饥寒；资本得不到利润，工人得不到报偿；工人的住宅已看不到灯火，典当业的库房已堆积如山；贫民院有人满之患，制造厂已凄凉至极。”请愿书呼吁，“雇主资本的正当利润决不能再被剥夺，工人劳动的正当报酬决不能再被剥夺。”国民请愿书的基本要求是普选权、秘密投票、每年召开一次议会、规定议员的薪金、取消财产资格限制。这说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民主要求比工人阶级软弱得多。
在伦敦工人协会和伯明翰政治同盟的发动下，宪章运动在1838年蓬勃发展起来。5月28日，苏格兰宪章派在格拉斯哥的格林草坪举行了有15万人参加的大会。8月6日，宪章派在伯明翰的纽豪尔山召开了有20万人参加的大会。这两次大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宪章运动的新高潮。
《人民宪章》成为团结和鼓舞成千上万工人群众和民主派进行斗争的旗帜。但是，由于《人民宪章》的条文仅限于政治民主内容，没有写进工人阶级社会经济方面的要求，也没有提出工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因此给宪章运动的各个阶层和派别留下了很大的理解和解释的余地。宪章派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取得政治民主是宪章运动的最终目的，只要实现了普选权，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普选权足以“摧毁套在工人脖子上的锁链”。他们迷信资产阶级民主，希望通过普选权产生一个“好政府”，“防止苛法并保障安全”。
这代表了宪章派右翼的观点。另一种意见认为《人民宪章》是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哈尼说，“我们要求普选权……我们相信它将给我们国家带来自由，给我们的家庭带来幸福，我们相信它将给我们带来面包、牛肉和啤酒。”斯蒂芬斯则认为，宪章运动归根到底要解决“刀子和叉子的问题。”“我们国土上每一个劳动者，应该身上有一件好上衣，头上有顶好帽子，全家有安静的住处，桌上有可口的晚餐。”工人宪章派还提出了废除新济贫法、取得廉价的食物及土地的要求。对宪章运动任务的不同认识，反映了宪章运动中工人阶级上层分子和下层群众思想上的分歧，这是以后宪章运动中发生派别斗争的阶级和思想根源。这种分歧还表现在是否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结盟以及采取何种活动策略等问题上。
1838年下半年，宪章派为了召开国民公会，先后在全国各地举行一系列群众大会，其中最主要的有8月6日伯明翰大会、9月17日伦敦帕雷斯场大会、9月24日曼彻斯特附近克撒尔荒原大会、10月18日皮普草地大会和12月8日爱丁堡卡尔通山大会。会上，宪章派领袖发表了演说，并推选当地出席国民公会的代表。宪章运动达到了高潮。
国民大会的召开在《人民宪章》和《全国请愿书》公布后的9个月中，宪章派在各地发展自己的组织，召开各种群众大会推选出席国民大会的代表，征求群众在递交下院的全国请愿书上签名，募集宪章运动的基金“国民捐”。到1839年2月，全国各地共推选出国民大会的代表63人，一些有威望的宪章派活动家如奥布莱恩、哈尼、泰勒、文森特等在几个城市同时被提名。国民公会的代表中有20名来自英格兰北部和东北部，8名来自伦敦，5名来自伯明翰，3名来自东米德兰，2名来自威尔士。由于宪章运动初期阶级构成复杂，因此国民公会代表中不仅有工人阶级的代表，也有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有一些工人代表由于贫穷，无法前往伦敦参加会议，因此实际到会的53名代表中只有24名是工人。国民大会从一开始就蕴藏着分歧的种子。
这次宪章派代表大会被称为国民公会，它是英国民主运动史上经常提到的一个术语。在1817年和1819年的民主运动中，民主派曾希望召开一次民选的国民公会来对付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政府的反动高压政策。1832年以后，激进派理查德·李、威廉·本鲍、奥康诺和奥布莱恩也曾主张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代表机构。因此，国民公会这一名称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和议会权威相抗争的意义，作为统治阶级议会的对立物出现的。宪章运动时期不少宪章派把国民公会看作现存政府的替代物，视之为工人阶级的政府或人民的议会。1839年2月后，宪章派称之为“人民的议会”，一些代表甚至在自己姓名之后写上表明议员身份的缩写符号（M.C.）。1839年国民公会的《章程和规则》规定：它的目的是监督实现全国请愿书，用一切合法的宪政手段来实现人民宪章所规定的保证人民公正代表权的法令。
1839年2月4日，宪章派国民公会在伦敦不列颠咖啡馆开幕。会前共有 50万人在全国请愿书上签了名，并征集到967镑国民捐。国民大会推选洛维特担任常任秘书，大会主席则由代表们每日轮流担任。国民大会发觉签名的人数和国民捐远远不够，便从2月下旬起派出15名使者到各地去作发动群众的工作。国民大会还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同资产阶级激进派议员联系，争取他们对请愿的支持。2月5日，英国议会开幕，维多利亚女王在议会致词中指责：“英国某些地方有人不遗余力地煽动我的公民忤逆和反抗法律，并诱惑他人从事危险和违法的行动。”并且暗示将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来对付宪章运动。面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这种态度，宪章派一切不切实际的空想都烟消云散，国民大会的议题很快就转到宪章派的策略问题上来。2月9日，代表马休·弗莱彻希望国民大会通过决议，说明英国人民自古以来便有使用武器的权利，提出了在请愿失败后发动暴动的主张。随后，代表们很快在策略问题上分裂成三派。哈尼、尼索姆、里德、马斯顿、泰勒、卡都、赖德、巴锡、洛厄里以及弗罗斯特等构成了国民大会代表中的左派。他们认为起义比任何演说和请愿都要牢靠，他们大多来自东伦敦和工业区，多数是贫苦工人的代表，但也有少数小资产阶级极端激进派分子。他们刚好坐在大会主席台的最左端。苏格兰、伦敦和伯明翰地区的大部分代表属于右翼，其中有科贝特、索尔特、哈德利、沃德等。他们主张严格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不应当采取任何可能触犯法律的行动。这两部分人只占代表的少数，多数代表虽然主张采取合乎法律的斗争手段，但不完全摒弃在必要时使用暴力行动。
国民大会开了一周以后，开始就本身的权限问题进行讨论，即国民大会仅仅是为了把国民请愿书递交议会，还是一个拥有权力的议会；如果请愿书被否决，它是否有权采取“最后措施”。资产阶级激进派代表科贝特提议不要再讨论“最后措施”，不应当采取任何和法律相抵触的的措施。但他的提议被国民大会否决，随后科贝特宣布退出国民大会。而资产阶级激进派议员索尔特则拒绝实现向议会递交请愿书的诺言。而这时，宪章派左翼通过大会内外的活动推动宪章运动沿着革命路线向前发展。2月28日，伦敦民主协会在技工学院大厦举行会议，哈尼、赖德和马斯顿提议，“《人民宪章》应当在一个月内成为这个国家的法律，”国民大会应要求人民准备采取最后措施。
哈尼在3月初给《工人报》的信中说，“如果国民大会还要拖延很久，我将卷起袖子动手干。”3月16日在伦敦皇家铁锚广场的群众大会上，奥康诺、哈尼和弗罗斯特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演，号召群众拿起武器。奥布莱恩在会上报告说，约克郡和兰开郡的群众已经拿起武器，如果其它地方的人们也以他们为榜样，很快可以获得宪章。宪章派左翼提出的“暴力”政策对国民大会震动很大。
从3月底到5月，由于资产阶级激进派无法接受左翼宪章派的“暴力”
政策，哈德利、索尔特、道格拉斯、沃德、马休以及罗哲斯先后辞去代表职务，退出国民大会。他们的位置由新选出的具有较强革命性的代表来补充。
这样，随着代表成份的变化，国民大会的性质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3月 18日，国民大会就议会正在制订的“乡村警察法”进行了讨论。代表们指出，政府实行乡村警察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强制推行新济贫法和制止可能发生的起义，他们估计警察将利用间谍和暗探来破坏宪章运动。从这时起，国民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转到武装斗争，各地宪章派的武装活动也有所加强。根据负责同激进派议员联系的委员会报告，议会已不可能通过宪章派的请愿书，从 4月9日起，国民大会开始讨论人民是否有权拥有武器这一问题。曼彻斯特的代表理查逊提议起草一份备忘录，说明人民有武装自己的权利。大会通过了弗莱彻的提议，人民有权拥有武装。
伦敦民主协会从4月13日起创办了《伦敦民主》周刊。哈尼在这份报纸上表述了阶级斗争思想。他不像科贝特和奥康诺那样，迷恋已经逝去的田园牧歌式的“黄金时代”。他认为过去的时代是一个漫长的人剥削人的时代，是“一个没完没了用阴谋对付工人阶级的时代”。“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代，多数人总是少数人的奴隶，很少有例外。”工人阶级要结束自己的奴隶地位，只有推翻最后一个统治者——中等阶级才能实现。哈尼呼吁人民武装起来保护他们的双亲，保护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把暴君从地上赶走，把压迫者从法庭上赶走。 4月底，国民大会发布宣言，指出决不要指望当权者会给大会什么帮助，除了人民的坚决斗争外，再无别的希望，号召代表们参加各地举行的公众集会，指导人民采取秘密措施。这时波兰革命流亡者本尼乌斯基也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军事问题的文章，提出从英格兰北部进攻伦敦的计划。
兰尼卢暴动 4月底和5月初，外省一些工业区和农业区的斗争以更加激烈的形式展开。在兰开郡和南威尔土，许多宪章派在准备长矛和简易武器，一些地区的工人进行了军事操练。4月下旬，兰尼卢的宪章派从农场主那里取得枪支，开始了秘密训练。4月29日伦敦派出几名警察到兰尼卢来逮捕工人领袖。第二天早晨，当地宪章派召开了一次大会，治安法官召集临时警察逮捕了3名宪章派领袖，把他们押进一家旅馆。宪章派向这家旅馆发起进攻，捣毁了这家旅馆，救出了被捕的宪章派领袖，并狠狠地惩罚了当地的警察头目和来自伦敦的警察。暴动胜利后，宪章派控制兰尼卢城达一周之久。几天以后，治安法官才在一队步兵及自耕农骑兵保护下进入兰尼卢城。他们在沿途仍遭到宪章派的袭击，随后，当局逮捕了数十名宪章派分子。在兰尼卢暴动前后，各地宪章派也在密谋暴动。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准备用专政手段镇压革命宪章派。5月3日，内务大臣约翰·拉塞尔颁布“王室宣言”，禁止群众武装训练和使用武器，授权治安法官没收平民的武器，宣布一切携带武器参加群众集会者均为非法行动，怂恿资产阶级分子组织“义勇军”维持秩序。在农村则实行警察制度，同时还从爱尔兰调回3个军团的正规军以应付事变。
国民大会在领导群众运动时表现出一些弱点。许多宪章派领袖分散到各地去做鼓动工作，无法把精力集中到国民大会对全国宪章运动的领导工作上来。奥布莱恩在4月的9天中曾在19次群众大会上作讲演，至于参加较小的会议则不计其数。奥康诺在1个月内曾跋涉1500英里，参加了22次大型群众集会。哈尼每天平均要在群众集会上讲演两小时。由于代表到会人数很少，国民大会的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此外，伦敦和工业区不同。在伦敦，宪章运动无法取得众多热情的工人群众的支持，这个资产阶级和贵族聚居的城市对宪章运动态度冷漠。鉴于宪章运动在伦敦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国民大会决定迁到靠近工业区的伯明翰。
5月7日，国民大会把群众签名的请愿书用马车送到激进派议员菲尔登家中。奥康诺和洛维特代表宪章派要求阿特伍德再提出一个以人民宪章原则为基础的法案，但遭到阿特伍德的拒绝。他反对人民宪章中平等选区的要求，不希望爱尔兰人得到很多的议席。
5月初，在英国殖民地牙买加，由于白种人殖民统治者暴虐地对待自由黑人，造成了牙买加的政治危机。墨尔本勋爵内阁在牙买加问题上发生了分裂。5月7日，墨尔本内阁辞职，议会忙于组织一届新内阁，于是宪章派递交请愿书一事也就搁置下来。
在迁往伯明翰以前，国民大会向各地宪章派发出一份征求意见书，要求在7月1日以前对宪章运动应采取的策略进行讨论，即表明他们是否准备提出在银行中的存款，把纸币兑换成金币，举行神圣月（即一个月的总罢工），武装起来，推选宪章派的代表在伦敦集会，以实现人民宪章的伟大目标。
国民大会第二阶段的活动 5月13日，国民大会代表35人乘火车来到伯明翰，受到数万群众的欢迎。当天在茅宫饭店举行了欢迎大会。第2天，国民大会在劳伦斯街教堂继续举行。国民大会通过了奥布莱恩起草的给宪章派的指示。这个文件指出： “只要我们的压迫者还根据和平、法律和秩序的精神来对付人民，则和平、法律和秩序还应该继续作为大会的标语，但如果我们的敌人以战争代替和平，或以非法的暴力来镇压我们合法的有纪律的运动，我们便要本着人民神圣的原则，以武力对抗武力。”“如果我们的上等和中等阶级压迫者违背现行国法，支使地方当局用武力攻击人民，那末他们必须对这种凶暴的煽动所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负全部责任。” 5月20日在纽卡斯尔猎场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集会，群众来自周围 20英里，会场飘扬着100多面旗帜。哈尼、泰勒、洛厄里等参加了这次大会。
会上，发言者声称，他们决不同压迫人的制度和不公正的原则和平共处，他们将同那个抢劫穷人的工资，弄得他们家徒四壁的制度进行斗争，他们不承认那些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的法律。宪章派警告当局说，不要再无视全国人民的权利，现在国内成千上万的人痛苦不堪，以致即使流血沙场而死，他们也在所不辞。5月21日在西雷丁区皮普草地举行了2万人的集会，奥康诺、奥布莱恩、泰勒、布西等到会并作讲演。奥布莱恩在讲演中宣布了召开 “人民议会”的计划。他说，“下届大选时，必须由宪章派来做我们的代表。”
他指出，一个由900万或1000万人民提名的议会和一个由30万或40万垄断者选出的议会有着根本区别。他表示将不懈地宣传“人民只应由人民自己统治”的原则。但奥布莱恩没有看到，只要资产阶级的议会和政府还存在，人民的议会就是一句空话，资产阶级会利用自己的专政机器无情地摧毁任何建立人民议会的企图。5月25日在克萨尔猎场举行的群众大会是这一时期集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一些妇女宪章派组织和妇女政治协会也参加了会议。劳动妇女不仅为成年男子的普选权而斗争，她们还提出了妇女选举权的要求。
在利物浦、卡莱尔、达勒姆郡的森德兰猎场、格拉斯哥、南希尔兹、哈德斯菲尔德、蒙默思郡、设菲尔德等地也召开了规模较大的群众集会。到会的宪章派显示了实现《人民宪章》的决心。在5月底散发的一份号召暴动的传单中宪章派写道：“现在到了考验每个人灵魂的时候了，你们武装好了吗？你们有足够的火药和子弹吗？你们鼓起浑身的勇气了吗？你们是否希望做一天的工作有一天公平的工资？你们自己问一问这些问题吧！你们要记住，要靠你们直接武装的力量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打算让你们的母亲、妻子、孩子和情人仍旧长期为了另一些人的利益做工？除了你们的步枪和剑以外，没有什么能使暴君清醒的了。”
6月1日《伦敦民主》发表了库姆比写的颇具洞察力的文章。文章说： “你们的整个社会制度要求革命，你们的商业制度要求革命，你们的政治制度要求革命，只有一场社会大变动才能消除这些弊病。”文章的结论是，缓慢的立法不能解决人民的苦难，最终必须求助于起义来解决问题。 7月1日，国民大会在伯明翰如期复会。这时伯明翰的革命气氛更加浓烈了。早在5月中旬，伯明翰当局就逮捕了宪章派领袖布朗和法塞尔，7月初，又禁止工人在当地经常开会的广场——“牛场”集会。7月4日，当局从伦敦调来60名临时警察。当晚8、9点钟，这批警察开到牛场，这时近千名宪章派正在举行一次集会，警察当即挥舞大棒，大打出手。起初，工人们措手不及，几分钟后开始与警察对抗。工人的反击非常有力，打得警察四处逃窜，有10名警察被打伤送进医院，在搏斗中，也有几十名宪章派被打伤。
在这场对宪章派无理的袭击之后，当局又从伦敦派来增援的警察。7月5日晨，逮捕了国民大会代表麦克道尔、泰勒和其他17名宪章派分子，宣布禁止露天集会，并封锁了街道。愤怒的工人群众冲击了当地的教堂，并在召开国民大会的金狮饭店周围聚集起来。7月5日，国民大会通过了由洛维特和柯林斯签署的决议案，谴责警察违反宪法，以血腥的手段对伯明翰群众施加残酷、恶毒、不义的暴行。这项决议公布后，洛维特和柯林斯遭到当局逮捕。
牛场事件以后，纽卡斯尔、森德兰和曼彻斯特的宪章派都起来声援伯明翰宪章派的斗争，并谴责当局的野蛮行径。纽卡斯尔宪章派群众大会通过的决议说：“倘若政府坚持用暴力驱散符合宪法规定的公共集会，纽卡斯尔人民决心依靠对上帝的信念，并根据我们的权利和宪法，用合乎宪法的反抗来对抗非法暴力。”
第一次全国请愿书 1839年6月14日，资产阶级激进派议员托马斯·阿特伍德受宪章派委托在下院提出国民请愿书，并通过一读，交付印成议会文件。二读将于7月 12日在下院进行并付之表决。经代表一致同意宪章派国民大会迁回伦敦等待表决结果。7月12日，阿特伍德在下院提出二读的动议，并作了长篇演说。
阿特伍德描述了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斥责了寡头政治，但他把罪恶的原因归结为金币流通。他回顾了请愿的历史，认为伯明翰是这次请愿的发起地。
他力图表明，在请愿书上签名的都是工人阶级中有文化的优秀分子，而不是资产者所痛恨的、企图触犯法律的流氓、盗贼和声名狼藉的歹徒，借以平息资产阶级议员对工人阶级的恐惧不安。他指出英国重商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认为必须实行符合工业家利益的改革。他要求议会批准请愿书，如果不能批准普选权、每年召开一次议会，那么批准户主选举权和3年召开一次议会也好。他在宣读请愿书后补充说，他反对采取任何合法方式以外的方式来达到目的。由阿特伍德提交议会讨论的“全国请愿书”由伯明翰政治同盟成员道格拉斯起草，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的产物。它没有写进《人民宪章》包含的全部六项要求，它在为工人的利益呼吁的同时，也要求保护工业资本的利益。下院对全国请愿书进行了表决，以235票对46票否决了请愿书。
“神圣月”
全国请愿书被议会否决后，国民大会从12日起集中讨论是否举行“神圣月”的问题，即为期一个月的全国总罢工。代表洛厄里提出，工业区已做好大罢工的准备，应当在8月12日开始“神圣月”。但一些来自工业区的代表却一改以往支持大罢工的态度，认为现在举行总罢工为时过早。弗莱彻说： “人们充满热情，甚至热情很高，但是仅仅是有热情并不足以立即发动罢工。”伦敦民主协会的尼索姆提出另一种意见，认为全国休假日应当提前一周，从8月5日开始。布赖顿的代表奥斯本则认为，神圣月开始得越早，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而苏格兰代表莫伊尔、伦敦代表卡本脱和罗其代尔的代表均对“神圣月”计划持保留态度。最后，国民大会以13票赞成，6票反对， 5票弃权通过了洛厄里的提议。然而，此间在外地的宪章派领导人奥布莱恩、奥康诺、弗罗斯特均对立即举行“神圣月”持反对态度。这时多数代表已察觉，举行“神圣月”是不明智的。他们召回了这些领导人，重新讨论了总罢工的问题，7月22日，吸取了奥布莱恩的意见。奥布莱恩提出，尽管他也认为只有实行全国总罢工才足以使工人得到权力和自由，但他不同意关于总罢工时间的决议。他认为应当让人民来决定是否在8月12日开始“神圣月”。
国民大会连续3天对此进行讨论，最后接受了奥布莱恩的意见，只有哈尼一人坚持异议。他强调各地人民已有充分的行动准备，如果国民大会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它将无法再次唤起人民。这场激烈的争论引起人们很大的关注。
在迁往伯明翰以前，国民大会曾向各地宪章派发出征询策略意见的信，到7月下旬，国民大会陆续收到各地宪章派组织的复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20个宪章派协会的复信中，13个表示反对“神圣月”，3个表示支持，1个未置可否。在苏格兰的43个宪章派组织中，只有5个赞成，大多数不赞成。这个调查材料表明，绝大多数宪章派基层组织认为准备不足，不赞成立即举行 “神圣月”总罢工。在这种情况下，8月6日，国民大会在休会前夕通过一项动议，放弃“神圣月”的计划，改在8月中旬举行为期2至3天的罢工。
资产阶级政府加紧迫害宪章派。7月31日，内务大臣拉塞尔向各地发布命令，要求采取防范措施，逮捕“非法扰乱治安的”宪章派。伯明翰当局把 3名在冲突中被捕的宪章派以叛国罪处以死刑，后改为流放。本鲍被捕后判处16个月监禁，斯蒂芬斯被判处18个月监禁。仅8月份，被捕的宪章派成员就有130人左右。国民大会代表哈尼等12人被捕。麦克道尔、奥布莱恩、尼索姆、洛维特、柯林斯，以及工会领袖希金斯都受到审讯。大批代表被捕使国民大会无法正常工作下去，9月14日国民大会宣布解散。
新港起义在威尔士宪章运动中，文森特起了重要作用，1838年，他离开伦敦来到威尔士工业区，创办了《西部辩护士》报。文森特是威尔士地区有威信的宪章派领袖和出色的鼓动家。他参与了德维齐斯和兰尼卢两地暴动的组织工作，5月8日被捕，在狱中受到非人的虐待。几个月来，蒙默思地区宪章派一直在为营救文森特出狱而努力。但到9月中旬为止，宪章派的种种努力均未奏效，他们决心发动起义，攻打新港城，救出他们的领袖文森特。新港地区的宪章派早有武装斗争的准备，1839年初就开始购置和分发武器。他们的领袖弗罗斯特属于科贝特式的左翼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因为他在改革运动中的影响而被任命为新港的治安法官，后升任新港市长，直到1837年。弗罗斯特在国民大会中同左翼代表麦克道尔、理查逊组成一个委员会，拟定了全国的起义计划。从10月初开始，新港宪章派开始具体制订武装起义的计划。11月3日晚，新港地区的宪章派开始集结，按照原定计划，他们将首先攻占新港城，截住邮车，以此作为信号，和其它地区宪章派成员一起向蒙默思进攻。
然而，宪章派起义的队伍夜间活动时遇到很多困难，他们走了整整一夜，没能按时开到预定地点，4日清晨才到达新港城外。这时，城内准备接应的宪章派领袖已被捕，新港市长和警察局早在两三天以前就已得到情报。当局调集了整团的士兵和警察，设下埋伏。4日下午9时，宪章派攻入新港城，军警稍事抵抗便退入西门酒店，这里早已埋伏下伏兵。宪章派起义者高呼“把被捕的人还给我们”，向西门酒店发动进攻。这时埋伏在酒店内的士兵突然射击，宪章派还没来得及展开火力便在突然袭击下溃败了。有22名宪章派成员当场牺牲，战败的宪章派起义者撤出了新港城。新港起义失败后，包括起义的领导人弗罗斯特、威廉斯、琼斯在内的125人先后被捕入狱。从1839年12月到1840年1月初，当局在蒙默思对被捕的起义领导人进行了审判。弗罗斯特、威廉斯、琼斯和另外4位宪章派领袖均被判处死刑。后来在全国宪章派和各界人士的声援与抗议下，当局被迫减刑。
资产阶级政府的两手政策 19世纪30和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政府采取了自由主义以及欺骗和镇压相结合的两手政策，使得工人运动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英国政府当时允许工人和民主派自由出版报纸、刊物，印刷小册子和传单，允许自由集会，这使宪章运动基本上采取了合法的政治斗争方式。宪章运动第一次高潮时，内务大臣拉塞尔出于自己的政治观念，力主自由讨论政治问题，并主张实行改革以避免革命发生。1839年5月，有些议员提出，应当制订特别的法律以对付宪章派的活动。这时拉塞尔提出相反的意见，他认为不宜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否则会刺激人民的情绪，促使他们武装起来，那样会造成危害，还会引起公众对宪章运动的同情。他顶住了托利党人的压力，认为应当维持言论自由的信条。10月8日，在利物浦勋爵举行的宴会上，罗素强调说，自由集会和自由讨论是合法正当的，它可以收到社会功效。如果人民有牢骚，人民有权利集会并使人们了解他们的意见，这样政府也可以纠正弊政。他还提醒苏格兰地方军事长官和总司令，除了必须镇压暴动时，不要让军队的活动被人民看见。他还说，不要对军队中同情宪章运动的士兵予以处分。但是，内务部为了防范宪章派的密谋暴动，下令邮局拆阅重要的宪章派领袖的来往信件，以了解宪章派的秘密活动计划。除此以外，当局还大量派出暗探打入宪章派组织内部刺探情报。在宪章运动高潮时期发生的暴动密谋中，几乎没有一次不为当局所察觉并加以防范。当局还利用工业革命后刚刚建成的铁路网在夜间把军队调到宪章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以控制局势。政府还派军队控制电报公司，占用电报线，以加强通讯联络。统治阶级采取以自由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政策是宪章运动的革命政策无法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