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宪章协会的成立 1840年7月20—24日在曼彻斯特召开了宪章派代表会议，共有23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他们主要来自英格兰北部和米德兰地区。其中大多是宪章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人，参加过1839年国民大会的仅有3人。如曼彻斯特工人詹姆斯·李奇以前默默无闻，在工厂法改革运动和与反谷物法同盟的斗争中才崭露头角。这次代表会议讨论了复兴宪章运动的各种计划，其中包括奥康诺、洛厄里、奥布莱恩、理查逊、本鲍等人所提出的计划。这些计划的共同之处是要求加强宪章运动的领导，建立一个常设的全国性领导机构。会议建立了全国宪章协会，这是具有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组织。7月24日，会议通过了全国宪章协会的组织计划，其内容如下。
全国宪章协会的目的在于谋求下院的根本改革，即实现联合王国全体人民充分和可靠的代表制。实现这样的代表制必须依照下列原则：凡年满21岁和身心健康的男子都有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利；议会每年改选、秘密投票、取消议员的财产资格；议员支薪，划分选区，按照选民人数比例分配代表名额。要达到上述目的，除了采取和平的宪政手段外，没有其它的途径。这包括召开公众集会，讨论现存的制度所引起的痛苦，指出改革方案的作用，并向议会请愿要求采纳这种改革。凡要求参加本会者，须签署志愿书一份，说明本人赞同本会的宗旨、原则和章程，并领取会员证，会员证每季更换一次。
执行委员会备有簿册，以登录王国各地的全体会员的姓名、职业和住址。如有可能，会员应分为若干小组，以10人为1组，每小组每周聚会1次，或酌情另定期限；各组推选组长1名（由执委会委任），组长每周向会员收取1便士作为本会的基金。如有可能，每个城镇应按照城市自治法分为若干区分部，各区会员应每月聚会1次，听取报告并传达会务情况。上述各区领导人应当出席每月的例会，斟酌汇报该区所属各小组情况。各分部和区的第1次集会应选定一名收款员并提请执委会委任，其职责是向各班长收取他们会员的会费，收款员要在每周举行的委员会会议上把会费交给该城市和选区的司库。每个主要城镇都应成立1个由9人组成的市镇委员会，其中设助理司库和书记各1人。地方司库应当从分部收款员处收取会费款，所有的会费应交给上述城镇或郊区的协会，后者应当每月一次将上述款项的一半移交给总司库并提交用款报告。全国宪章协会的首脑机关为执行委员会，由7人组成，其中设司库和书记各1人。执行委员会的人员由全体大会选出，并且支付薪金；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同时兼任特派员，总司库每周在宪章运动的报纸上公布帐目收支情况。全国宪章协会是一个从地方向中央递进的严密的组织机构。其领导机构 ——执行委员会不再像国民大会那样，是一个由临时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松散的讨论机构，而是对基层组织具有指导职责和权力的执行机构。这个组织的成员在一切场合都应代表协会的利益，坚持协会的政治要求。它已具备了一个工人政党在组织方面应当具备的基本要素。全国宪章协会这种高度的组织性是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所不能比拟的，它为日后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曼彻斯特宪章派代表会议还选出了全国宪章协会临时执委会。李奇担任第一任主席，威廉·蒂尔曼担任书记，艾贝尔·海伍德担任司库。全国宪章协会的成立及其组织计划得到各地宪章派组织的普遍欢迎和支持。1840年底，有70个支部加入全国宪章协会。到1841年2月，该会已拥有282个支部，会员总数达1.3万人。到1842年夏季，它拥有7万会员。其影响远远超过注册会员的范围。40年代后，全国宪章协会执委会在宪章运动中起了主要领导作用。1841年6月，全国宪章协会选出了第一届执委会，由李奇等5人组成。以后，奥康诺每年都被选入执委会，是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
1841年大选 1841年夏季，英国大选开始。自1832年议会改革以来，英国一直由辉格党执政。但1837年以后，辉格党政府采取了种种镇压民主运动的、倒行逆施的政策，因而声名狼藉，无法控制议会的多数。为了挽回影响，辉格党墨尔本内阁在任期将满之际采取了一系列微小的改革措施，试图骗取公众的信任。辉格党内阁提出的措施主要有3项：一是废除现行的谷物法，代之以每夸特8先令的固定税率；二是统一自由生产的食糖和使用奴隶劳动生产的食糖二者的税率；三是降低进口木材的税率。1841年5月，墨尔本内阁在下院提出上述措施，并提出预算案，遭到下院多数的否决。6月5日，保守党领袖罗伯特·皮尔爵士利用国内对辉格党的不满情绪，提出不信任案，迫使辉格党政府辞职。不久，议会也宣告解散，并决定在7月举行大选。宪章派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应采取何种策略，这是宪章派领袖面临的一个复杂而又困难的问题。大多数工人阶级民主派人士决定采取在大选中支持托利党的策略。这种策略有其历史原因。首先，托利党系在野党，工人群众对它怨恨较少。其次，工人阶级对辉格党不满由来已久，因为辉格党实施了济贫法修正案，通过乡村警察法建立“穷人的巴士底狱”，囚禁了成百上千的宪章派人士。第三，一些托利党人从反对工业资本的立场出发，支持工厂立法改革，因此工人们在感情上与托利党较为接近。
1841年5月3—28日，宪章派代表会议在伦敦召开。会议对宪章派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应采取的策略进行了讨论。会议提出，“有时候宁愿接受真正专制的政府统治，也不能接受背信弃义的伪善的政府统治。我们生来是辉格主义和托利主义的敌人，既然不能把两个党派一齐消灭，我们奉劝你们还是利用其中的一个党派作为消灭其他一个党派的工具。我们奉劝你们利用一切机会推翻执政党的候选人。”然而，宪章派对于在大选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其意见并不一致。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在大选中拥护那些在议会中赞助宪章运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人士，这是宪章派在无法使自己的候选人竞选获胜的情况下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第二种意见是把击败辉格党人作为宪章派的主要任务。这种意见以奥康诺为代表。他认为应当支持托利党以推翻辉格党的统治，因为辉格党一旦当选，便会在下一个7年骑在工人阶级头上，但如果他们被击败，将会较容易听取宪章派的要求。第三种意见以奥布莱恩及其支持者为代表。他们认为，对托利党和辉格党都不能抱任何希望。托利党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派，仇恨一切民主事物，宪章派不能帮助托利党取胜。但奥布莱恩等也不赞成和中等阶级联合，因为中等阶级的利益和宪章派是背道而驰的。他们认为应当通过选举的手段来达到发动暴动的目的。一般说来，奥布莱恩的主张坚持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独立性原则，而奥康诺的主张则较富于现实性。在这一问题上，许多地方的宪章派坚持奥布莱恩的主张。7月3日，《北极星报》发表指导性文章，号召工人阶级不要支持辉格党或托利党。在莱斯特，宪章派推选奥康诺为候选人，约克郡西雷丁区推选哈尼和皮特基思利为候选人，班伯里推选文森特为候选人，北安普顿推选麦克道尔为候选人，里兹推选李奇和詹姆斯·威廉斯为候选人，纽卡斯尔推选奥布莱恩为候选人参加竞选。宪章派的这些活动表明，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斗争中已经作为一个较为自觉的阶级去独立进行斗争，而永远不会再追随资产阶级或土地贵族的政党。
斯特季和全国选举协会从1841年秋天起，一场新的经济危机已近在眼前，阴云开始笼罩全国。
工业资产阶级希望在经济危机时期取得工人阶级的某种谅解，以渡过难关。
工业资产阶级及代表其利益的改革派加紧活动，争取与宪章派的联合，这集中表现在以斯特季为首的全国选举运动中。1841年夏季，辉格党在大选角逐中败北以后，反谷物法同盟便开始了这一运动。它的发起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非国教徒报》的编辑爱德华·梅尔，一个是约瑟夫·斯特季。爱德华·梅尔是基督教会非国教化的鼓吹者，坚决主张基督教会不接受国家的财政资助，反对国家对教会的控制。他同情工人群众的遭遇，赞成工人阶级派出自己的代表进入议会。约瑟夫·斯特季是贵格教徒、谷物代理商，1826年加入反奴隶制协会，投身博爱主义运动。1833年布鲁姆勋爵发布解放奴隶的法令后，斯特季和朋友们发现殖民地学徒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具有奴隶制的残余。他搜集了各种证据，在《西印度群岛》杂志上撰文抨击，并向下院提出证词。一年以后，议会取消了奴隶制的残余。1838年，斯特季被选入伯明翰市参议会。在1839年“牛场”事件中，他努力使当局与宪章派和解，以防止发生更大的冲突，尔后，他又担任调查委员会主席，他认为冲突是由警察的暴力造成的。他努力争取为被捕工人减刑，就此而言，他是民主改革的支持者。作为中等阶级的一员，斯特季曾目睹英国统治阶级不予工人普选权所造成的严重阶级对立，威胁着有产阶级和社会秩序的安宁。对此，他心中充满忧虑。他曾促使布莱顿和科布登等人和宪章派合作，但没有任何结果。
1841年10—11月，斯特季等人发起了全国选举运动，旨在使人民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完全的、公正的和自由的代表制”。11月7日，在曼彻斯特反谷物法同盟召开的一次大会上，斯特季指出，“我们现存的议会代表制根本不健全。”会后斯特季等人共同起草了一份宣言。1842年1月，这一派确定把“全国选举协会”作为其组织名称，并起草了一份题为《和解》的文件，向工人阶级提出联合的建议。这个运动很快得到布莱特、乔治·汤普逊、劳伦斯·海沃恩等中等阶级改革派人士的支持，但它始终未取得绝大多数反谷物法同盟成员的支持。全国选举运动是由反谷物法同盟中一批较为激进的人士所发动的民主政治运动，它在英国40余个大城镇中建立了自己的组织。
由于全国选举运动愿意接受普选权的要求，同时由于宪章运动第一次高潮失败后一些宪章派老的领袖产生了动摇和调和的情绪，因此斯待季派阶级合作的主张在一部分宪章派领袖中得到了响应。洛维特创立的“全国促进人民的社会和政治改进协会”在这年10月曾发表一份《致中等阶级书》，其中提出“希望看到所有明智的和优秀的阶级在将来共同理智地为在社会和政治上重建人类社会而工作”。显而易见，这当中已包含了阶级合作的思想。
1842年1月，斯特季起草了一份以政治经济民主为内容的备忘录，把它送到洛维特的全国协会征求签名，然后呈送给维多利亚女王。1842年2月11日，斯特季等人在伦敦皇家铁锚酒家召开了一次争取普选权的集会，激进派议员克劳福德、托马斯·斯宾斯、约翰·布莱特以及赫瑟林顿、洛维特应邀出席了会议。会上，双方自由地交换了看法。资产阶级激进派代表斯宾斯和扬在讲话中强调要把选举权扩大到工人阶级。洛维特在讲话中对人民宪章作了一些解释，并向资产阶级激进派说明宪章派反谷物法请愿是与工人阶级相敌对的行为，因此，自由贸易派必须表明他们是否赞成人民宪章。 1842年4月5日，在曼彻斯特滑铁卢大街召开了一次大会，斯特季、沃德、斯宾斯、布赖特、索里、洛维特、柯林斯、文森特、尼索姆、奥布莱恩和理查逊等103人出席了会议。这当中有一些是不赞成奥康诺某些做法的老宪章派领袖，还有一些是宪章派教会运动的参加者。整个会议始终避而不谈全国选举协会的纲领。因为斯特季派从来没有准备接受宪章派的纲领。宪章派代表通过洛维特的动议提出了自己的六项要求，并逐条为大会通过。而资产阶级激进派提出的纳税人代表制的决议案被否决。布莱特提出的3年召开一次议会的提议也只得到少数代表的支持，斯特季对此很不满意，他认为宪章派的6条要求只有前4条能接受。爱德华·迈尔则认为宪章派过早提出其要求是不明智的做法。宪章派不希望失去中等阶级的支持，因而作出了让步，大会决定晚些时候再召开一次会议，以便在具体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就在全国选举协会大会在曼彻斯特召开那天，全国宪章协会也在伯明翰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代表们坚决要求实现人民宪章的全部要求。奥康诺和李奇出席了这次大会。该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指出：“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民代表……立下誓约，我们继续始终如一地为实现宪章的全部要求进行鼓动。我们认为，谁要是删减人民宪章的要求，那么，不管他是谁，也不论以何种名义，都是和工人阶级相敌对的行为。他们的做法和这个全国性的运动无关。”这实际上是对全国选举协会大会的挑战。
1842年宪章派国民大会宪章派在工人群众革命热情重新高涨的情况下，着手准备进行第二次全国请愿，以争取实现人民宪章。全国宪章协会执委会为第二次全国请愿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草案，准备提交即将召开的宪章派国民大会讨论通过。这份请愿书的内容并不限于人民宪章所包括的政治民主要求，它还包含了劳动群众对所遭受的种种疾苦的抗议以及经济方面的要求。经过讨论，绝大多数宪章派组织接受了执委会的意见，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为第二次全国请愿书征集签名的运动。这次全国请愿书上签名的总人数达到331万多人，远远超过了在第一次全国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
1842年4月12日，宪章派国民大会在伦敦舰队街约翰逊酒家召开，共有25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只有7人是1839年第一次国民大会的参加者。
新选出的代表中，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忠实代表，有些是宪章运动中新涌现出来的勇敢坚定的领导人。和第一次国民大会代表的构成不同，这次国民大会已没有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国民大会代表构成的变化，是1839年以来英国工人阶级政治独立性日益增强的结果。它预示了宪章运动第二次高潮将在较高的基础上展开，决非第一次高潮的简单重复。第二次全国请愿书能征集到比第一次请愿书多一倍的签名，除了与1846年开始的严重经济危机有关外，还和宪章派基层组织发挥了巨大作用分不开。全国宪章协会经过两年的发展，到1842年已与400个以上的地区建立了联系，并设立了地方支部。
登记在册的会员达4万多人。1839年北安普顿只有二三个宪章派团体，到1842年已有10多个。莱斯特、诺丁汉、德比、兰开郡、约克郡等地的宪章派组织也和北安普顿一样，有了相当的发展。宪章运动复兴以后，一些老宪章派领袖由于醉心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离开了宪章运动的领导集团，但1839年以后又涌现出一批新领袖。詹姆斯·李奇是全国宪章协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常在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用充分的事实和证据来说服工人群众，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此外，像纽卡斯尔的约翰·梅森、利物浦的威廉·琼斯、贝尔斯托、约翰·坎贝尔都是杰出的地方宪章运动的宣传鼓动家。坎贝尔写的小册子《谷物法探讨》在与反谷物法同盟的斗争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约翰·麦克法兰是北安普顿宪章协会的书记，他在宪章运动低潮时期为保存宪章派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正是由于这些活动家长期不懈的努力，宪章运动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再次掀起高潮。
第二次全国请愿书 1842年5月2日，一支庞大的护送全国请愿书的队伍从宪章派国民大会的会场出发。由各地的宪章派成员组成的队伍长达2英里，数以万计的群众聚集在队伍经过的街道两旁。到达议会后，资产阶级激进派人士邓库姆向下院递送了请愿书。第二次全国请愿书同第一次全国请愿书相比，更富斗争性和革命性。它和第一次请愿书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仍然以《人民宪章》所提出的以成年男子普选权为中心的六条要求为口号，但在其它内容上有很大不同。第一次全国请愿书没有单独论述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第二次全国请愿书则明确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请愿书写道：“在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成千上万的人由于不能维持生存的需要而濒于死亡。你们的请愿者意识到，贫穷是罪恶的首要原因。”“你们的请愿者要求你们议会注意成千上万的劳动者的工资和那些非生产者的薪俸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使统治者富有而奢侈，使被统治者处于贫穷和饥饿。”“你们的请愿者知道女王陛下每天可获得164镑17先令10便士的私人用款，同时也知道成千上万的工人家庭每日每人的收入还不到4便士。你们的请愿者还知道阿尔伯特亲王每天的收入为57镑10先令，而这个领地上的纳税人却不能指望每人每天有3便士的收入维持生计。”“你们的请愿者控诉，劳动时间，特别是工厂的劳动时间被延长到人们难以忍受的程度，人们在闷热和简陋的厂房内进行非人的劳动，所得的工资不足以维持体力和因体力过分消耗而迫切需要的那些物品。”“你们的请愿者要求议会注意到农业劳动者不能靠工资取得温饱这一事实，当看到那些用他们辛勤劳动为人民生产主要粮食的人取得非常菲薄的工资，不能不感到吃惊和愤慨。”“你们的请愿者深切痛恨这个国家所存在的任何一种垄断，他们毫不犹豫地谴责对生活必需品和工人阶级最需要的那些物品征收任何赋税。他们也意识到取消垄断并不能使工人摆脱贫困。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必须拥有一种制止所有垄断和压迫的权利。
你们的请愿者郑重地指出目前对于选举权、纸币、机器、土地、出版物、交通工具、宗教信仰的种种垄断，还有其它许多不胜枚举的苛政，都是由阶级立法产生的，而你们的议会却向来致力于增加这样的垄断，而不是努力减少它。”“从送到议会的许多请愿书来看，你们肯定是熟悉工人阶级的痛楚的。
你们的请愿者要求你们从这样的角度来考虑工人的问题，那就是保护他们的利益和解除他们的痛苦，因为你们的请愿者的意思是：社会不平等实在是一种最坏的立法，把它留待人们用暴力和革命去消除。如果人们的苦难被忽视，请愿被蔑视，那么，发生暴动和革命是可以理解的。”请愿书提出了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人工资使其得到温饱、废除济贫法和“济贫院”等工人阶级独立的经济和社会要求。第二次全国请愿书是一个纯粹工人阶级的文件，它表明工人宪章派已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划清了界限。到1842年，宪章运动已发展成为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运动。
资产阶级激进派议员托马斯·邓库姆在将请愿书提交议会的第二天，即 5月3日，在下院发表长篇演说予以支持。邓库姆在演说中说，在请愿书上签名的300万人只是整个英国成年男性公民的一部分，也只是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有100万以上的工人阶级家庭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名。邓库姆在演说中回顾了18世纪末以来英国激进主义运动的发展，他特别谈到历史上诸次改革都是和人民的骚动不满相联系的。在1842年的今天，社会情况不仅不好，而且比1830年时更糟糕了。他认为下院对于此时人民的意愿并不了解。邓库姆有所选择地宣读了8封来自设菲尔德、沃尔弗汉普顿、伯恩利、爱丁堡、普雷斯顿的书信。信中用生动的材料揭露了工人阶级的悲惨情景。下院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贸易派的议员鲍林、菲尔登、罗巴克、韦克利和休谟等人先后发言支持邓库姆。托利党和辉格党议员则在发言中表示反对，他们敏感地察觉到宪章派第二次全国请愿书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在工人阶级要求政治民主权的背后，隐藏着对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威胁。辉格党议员在议会辩论中表示反对普选权，一位议员认为普选权对政府和贵族政治都是致命的威胁，而且它是与文明完全不相容的。他认为资产阶级文明是建立在财产安全的基础上，而请愿者是要把资本和积累的财产都置于工人的支配之下。这就意味着对财产的没收和对富人的剥夺。他坚决反对通过请愿书。拉塞尔勋爵在发言中攻击宪章派用以论证自己政治要求的理论根据是自然法理论，他援引古代的宪法条文证明要求成年男子普选权是没有理由的。和麦考莱相似，拉塞尔勋爵认为，如果议会由普选产生，就可能破坏或动摇那些最有效的维护社会完整的制度，即资产阶级的法律支柱。资产阶级议员把请愿书视为“对我们国家宪政的责难，是对整个社会结构的责难。”资产阶级把持的议会对于具有鲜明工人阶级性质的第二次全国请愿书表示了比1839年时更加强烈的仇视和敌意，最后以287票对49票否决了请愿书。
1842年夏季大罢工的酝酿到1842年夏季，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工业区工人的贫困状况日益加剧。工人的工资一减再减，成千上万的工人收入难以糊口，社会动乱和反抗有增无已。设菲尔德当时征收的济贫税比1840年增加了一倍，但贫民每周只能得到 1先令稍多一点的救济，远不足以维持生存。在这种背景下，以兰开郡棉纺织工业区为中心的工人大罢工应运而生。地方宪章派组织和工会组织是罢工的积极组织者和发动者。
1842年5月第二次全国请愿书被否决以后，曼彻斯特机械工人工会进一步加强和宪章派的联系。5月31日晚，当地机械工人工会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多数人同意加入全国宪章协会。全国宪章协会执委会成员李奇在会上发表了讲话。6月15日和7月12日，曼彻斯特的铁匠和锻工分别举行大会，通过加入全国宪章协会的决定。事实证明，英格兰北部工业区的工人在夏季罢工以前很久就已和全国宪章协会发生了密切联系，并接受了人民宪章。
总罢工的第一阶段 1842年总罢工以兰开郡为中心爆发。在总罢工爆发前一个星期爆发了作为先导的斯塔福德郡矿工罢工。
8月8日是总罢工的第一天。早晨5时在海伊举行了工人集会，工人领袖克罗斯利等人在集会上讲了话，并决定向达肯菲尔德、阿希顿等地进发。
到早餐后重新集结时，已有1.4万人。当队伍来到一家工厂附近时，那里的工人纷纷穿上外套，离开工厂，加入罢工工人的队伍，达肯菲尔德的亨德莱工厂也举行了罢工。有些地方的工厂主关闭厂门，不准工人们离厂罢工，工人们捣坏大门，冲出工厂。到下午2时，斯塔布里奇、阿希顿、达肯菲尔德所有的工厂工人都参加了罢工。到这时，阿希顿的马凯特广场挤满了工人群众，后来者再也无法挤进会场。于是，大会移到一块较大的草地上去举行。
下午3时，草地上已聚集了4万以上半饥饿状态的、衣衫褴褛的工人。在下午的大会上，理查德·佩林等人讲了话。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反对雇主削减工资、要求劳动一天应有一天公正的工资以及使人民宪章成为国家法律的决议。下午4时，佩林率领4000—5000名阿希顿工人来到奥德姆，受到那里工人们的热烈欢迎。随后，阿希顿许多工厂都举行了罢工。晚上7时，罢工工人召开了一次大会，有8000—10000工人参加了大会。
8月9日这一天，曼彻斯特及周围工业区的工厂都举行了罢工，许多工厂在几分钟内便人走厂空。罢工工人破坏了一些厂房和设施，其中以伯利工厂的斗争最为激烈。当局派出军警，并且使用了棍棒，企图平息这家工厂的罢工，但没有成功。政府增派了装备有来福枪的步兵和一队龙骑兵包围了这家工厂，并在工厂附近实行戒严，昼夜巡逻。9日下午3时，罢工工人同军警展开了搏斗，工人们在冲突中表现非常勇敢，打伤警察和警官多名。9日夜间和10日早晨，曼彻斯特和萨福德的几家工厂的工人也同军警发生了冲突。
阿希顿、斯塔布里奇的工人是这次罢工的核心力量，他们在大罢工中起了推动作用。8月10日，阿希顿和斯塔布里奇的罢工工人派出一个代表团来到罗其代尔。第二天上午10时，成千名来自阿希顿、斯塔布里奇和奥德姆及其它城镇的工人也来到罗其代尔，随后这些工人迅速散开，分别到各工厂中去进行动员工作。罗其代尔的绝大多数工人表示愿意参加罢工，他们拔去锅炉的塞子，加入了罢工的行列。他们纪律严明，没有发生任何捣毁工厂设备的现象。到12日中午，罗其代尔所有的棉纺织厂和毛纺织厂的工人都参加了罢工，生产完全停顿下来，罗其代尔成为罢工的一个中心。
8月12日，在普雷斯顿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声称他们为争得一天的工作有一天公正的工资而举行罢工，他们将继续为实现人民宪章而奋斗。12日傍晚，所有工厂都举行了罢工。8月14日早晨，罢工工人在查德威克果树园召开了群众集会，会后举行了群众游行。当游行到卢恩大街时，同萨缪尔·巴尼斯特率领的临时警察遭遇。罢工工人和警察发生了冲突。当市长宣读《暴动法》时，愤怒的工人用石块掷击市长，把《暴动法》公告从他手中打飞。市长下令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站在队伍前列的几位工人当场牺牲，一个工人的腿被打断。牺牲者中有一位梳毛工人，名叫伯纳德·麦克纳马拉，年仅17岁。至少有7人受了重伤，鲜血染红了普雷斯顿街道。
8月15日早晨哈利法克斯的工人举行了集会，随后，他们同来自兰开郡的罢工工人汇合。这支罢工队伍总人数为2—5万人，由好几个城镇的工人组成。在鲍林·狄克工厂，有6名罢工工人被捕，示威工人试图救出被捕者，因此同军队发生冲突，军队向示威工人开枪射击。在韦尔兰，军队再次向罢工工人开火，但军队的暴行没有能压服罢工工人。下午2时，有1—1.5万人参加了斯克考特荒原大会，会上通过了三项决议。第一，使人民宪章成为国家的法律；第二，使工人的工资恢复到1840年的水准；第三，雇主得保证工人生活不再低于1840年的水平。工人们表示，不答应这三项条件决不复工。
在这一时期，整个英格兰北部工业区已经发动起来，大约有25万工人投入了罢工。
曼彻斯特工会代表大会 8月15日上午10时，曼彻斯特地区各业工会代表大会在曼彻斯特舍伍德旅馆开幕。大会选举亚历山大·哈钦森为大会主席，查尔斯·斯图亚特为书记，同时成立了3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代表身份进行了严格的审查。
会场外聚集着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焦急地等待着大会的结果，但后来被军警驱散。在第一天的大会上，一些代表作了报告。第2天上午10时，代表大会继续进行，旁听席上挤满了工人，会场外仍聚集着无数群众。会上，亚历山大·哈钦森宣读了代表大会告群众书。这份文件指出，代表大会代表广大工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代表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外没有其它的财富，他们生活在工人之中，他们决不会只管自己的利益，也不会让别人去干有害于工人利益的事。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向大会作报告。有些代表报告了他们所在地的工人对罢工斗争究竟是为争取人民宪章，还仅仅是为提高工资的看法。有些代表则向大会报告了当地罢工工人的所有要求。染织业和服装业工人的代表兴奋地报告说，当地支持罢工的工人人数增加了，工会会员的人数也增加了。大会很快把注意力集中到最主要的议题上，即采取措施使大罢工为争取实现人民宪章而斗争。曼彻斯特代表马诺里提议，派出代表到全国每个地方去宣传人民宪章的要求使各阶层人士都停止工作，即发动一次总罢工，使人民宪章成为国家的法律。但是，同意总罢工的代表人数不多，一些代表对举行总罢工提出修正案，有的代表提出资助罢工工人及其家庭，有的则希望取得小店主和中等阶级的支持。当会议讨论到罢工究竟是以工资问题为主，还是应转到为实现人民宪章而斗争这一问题时，持前一种意见的只占少数，因为代表们看到，单纯进行经济斗争不可能长时间保持较高的工资水平。大会主席查理·斯图亚特总结说：“为了保持我们的工资，最要紧的是取得政治权利。”大会进行了表决，141位代表中，赞成为实现人民宪章而罢工的超过了120人，只有7人赞成以提高工资为目标。大会向工业区的工人群众发出一份“告群众书”，文件写道：“会议代表谨建议：我们所代表的各个选区将采取一切合法的手段，实现人民宪章。同时我们还建议派遣代表分赴全国各地，努力争取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合作，以实现有关罢工的决议，直到宪章成为国家的法律为止。”宪章派国民大会和大罢工 8月16日，国民大会在曼彻斯特设菲尔德教堂秘密举行，国民大会迅速作出一项决议，决定继续罢工，直到人民宪章成为国家的法律。活跃在兰开郡和柴郡的宪章派活动家麦克道尔指出，国民公会应当采取和各业工会一致的政策，鼓动和支持工人总罢工。库帕支持麦克道尔的意见，他认为总罢工必然会导致一场全国范围的斗争，而政府必然会使用武力来镇压罢工工人，因此要想和平进行总罢工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用人民的武装来反抗资产阶级政府。宪章派必须动员群众，把他们变成不可抗拒的力量。奥康诺反对麦克道尔和库帕的意见，他说，“我们在这里开会，不是讨论打仗。”《北极星报》编辑希尔提出，宪章派准备不足，两手空空，没有能用来战斗的武器，如果仓卒战斗，只会被大炮轰散。他还认为罢工是由主张自由贸易的反谷物法同盟发动的，如果宪章派延长或扩大罢工，只会成为反谷物法同盟的工具。设菲尔德代表奥特利重申了希尔的第一点理由。国民大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表决，反对总罢工的只占少数。国民大会决定各业工会一致行动，参加罢工。大会通过的决议说，目前的罢工不是由宪章派团体发动的，但他们坚决赞成扩大目前的斗争，直到人民宪章成为法律为止。决议要求代表们返回各地后对人民的活动给予正当的指导。这样，英国工人运动的两支主要力量终于融合在一起，因而使1842年总罢工具有更加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内涵。
总罢工的第二阶段曼彻斯宪章派国民大会的召开标志着1842年大罢工进入第二阶段。全国各地的宪章派基层组织纷纷响应大罢工的号召，工人阶级在更大的范围内发动起来。原先较为宁静的地区，如南威尔士的默瑟尔河谷、苏格兰的多塞特郡和萨默塞特郡的纺织工业区也纷纷发动了罢工。这时出现了“拔塞”运动。
在罗其代尔，有5000—6000工人到各个工厂，拔掉锅炉上的塞子，让锅炉中的水流光。但工人的斗争是有节制的，他们不像早年的卢德派那样捣毁机器。
在罢工中，各地工人相互支持，如曼彻斯特工会代表大会筹集了一笔款子，派代表送到哈利法克斯等地，帮助那里的工人。
8月中旬以后，罢工向其它地区发展。8月16日，敦堤召开了群众大会，第二天，有4000人参加了示威游行。8月18日，在马格达仑广场召开了1.4万余人的群众集会。到22日，敦堤大多数工厂停工，直到8月27日还未复工。据《北极星报》报导，杜斯伯里城完全被罢工工人控制。8月22日，卡莱尔城发生了罢工，罢工波及到周围较小的城镇。莱斯特郡和希罗郡煤田的矿工相继进行了罢工。8月29日，诺威治的花布织布工人举行了罢工。同一星期，诺丁汉郡有7座矿井的工人加入了罢工者的队伍。
在斯塔福德郡北部的汉莱、斯托克、芬顿、朗顿、滕斯托尔等城镇是著名的瓷器和陶器生产区。8月15日，当曼彻斯特工会代表大会召开的消息传到这一地区后，这里立即召开了大会。随后，汉莱附近的陶瓷工人和煤矿工人举行了罢工攻打汉莱的警察所，工人们用缴获的警棍武装自己。随后，他们袭击了济贫税征税所和陶瓷工业区的请愿法庭。以后，一批群众袭击了治安推事的住宅和斯托克堡的济贫院，捣毁了朗顿的违警犯罪法庭和警察局。
他们还捣毁了莱顿的警察局和瓷器工厂主查尔斯·马森的住宅。当局从纽卡斯尔调来军队，逮捕了一批罢工工人，但到夜间，军队被迫撤离陶器工业区。
这样，陶器工业区完全掌握在罢工工人手中。
大罢工的失败 1842年夏季大罢工最终失败了。从8月中旬以后，政府开始大规模逮捕宪章派人士。奥康诺、李奇、坎贝尔等一大批宪章派活动家被逮捕，或交保候审。起草“全国宪章协会执委会告群众书”的麦克道尔受到当局通缉，被迫流亡国外。参加大罢工的积极分子也遭逮捕，仅西北地区就有1500名以上罢工工人被捕受审。1842年8月底，在索福德的中审法庭，有199名被捕者被定为重罪犯，还有159人被定为轻罪犯。10月5日，在柴郡有55人被提交审讯。在利物浦有11名工人被判处流放，此外有215人被监禁。
1843年3月兰开斯特巡回法庭对奥康诺等58人进行审讯。被审讯的除奥康诺外，还有希尔、哈尼、库帕、麦克道尔、理查德·皮林、詹姆斯·李奇、比利斯、多伊尔等全国性的工人领袖。当局在起诉书中罗织了9条罪状，指责他们“蓄意在国内和平臣民的心理上造成恐惧和惊慌，以便对我国依法制订的宪法实行某种强制性的、非法的重大改革。”宪章派分子在受审中与当局展开了斗争，他们用充分的事实证明工人阶级的斗争是正义的。宪章派的表白表明他们是为自己起码的温饱而斗争，而不是什么暴徒和骚乱者，他们得到各阶层正直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全国共向下院递交了近1000份请愿书。由于被捕者有理有节的斗争，以及法庭和议会内外民主派人士的努力，迫使审判长判处被捕宪章派分子和工人无罪，没有一个人被判刑。
宪章派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决裂 1842年12月27日，全国选举协会在伯明翰继续开会，宪章派活动家奥布莱恩、奥康诺、洛维特、柯林斯等以及一些资产阶级激进派人士出席了大会，斯特季担任大会主席。资产阶级激进派代表恩克斯提出一项动议，把全国选举协会起草的“人民的权力法案”提交大会讨论。这一法案共有96项条款，尽管在内容中包括了“人民宪章”的六项要求，但它丝毫不提“人民宪章”这一名称。中等阶级改革派企图取代工人宪章派在争取普选权民主运动中的领导权，把宪章运动纳入中等阶级改革运动的轨道。这一动议引起了宪章派的极大不满。洛维特首先发言，他希望删除议案中关于“以全国选举协会所提出的法案作为讨论基础”一节。他说，如果普选权协会不这样做的话，他就行使自己的职责，把人民宪章作为讨论的基础。洛维特指责斯特季派说： “当我和我的朋友们几个月前在这个城市与你们相聚时，我们真诚地相信，你们不会擅自采取任何与我们的观点相违背的措施，而现在，你们却卑鄙地提出这一提议。”在场的宪章派代表听了洛维特的发言十分激动，发出了一片欢呼声。先前对洛维特极不信任的奥康诺当场发表讲话，支持洛维特的立场，对洛维特表示赞赏。他说：“我曾误解了洛维特先生的诚实和纯洁。因此，我应毫不犹豫地向洛维特先生表示深切的歉意。”“我十分高兴地看到洛维特先生能用这个机会来捍卫原则，而且走在我前边。”他希望宪章派加强团结，不要再勾心斗角。中等阶级代表劳伦斯·海伊表示：“我们将拥护你们的原则，但我们决不会接受你们的领导。”海伊无意道出了问题的实质。
詹姆斯·威廉斯在库帕的支持下，提出折衷的意见，把双方的文件都作为请愿书的基础，但多数代表反对这样做。宪章派代表不愿放弃人民宪章这面旗帜，因为他们为这个纲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中一些人为此被捕、受审判，甚至牺牲了生命。宪章派和中等阶级无法在取消还是保存人民宪章这一点上达成协议。最后，大会就斯特季派的议案和宪章派的修正案进行表决，洛维特的修正案得193票，斯特季派只得94票，宪章派击败了斯特季派。斯特季随后宣布，他和他的同事将撤出这个大会，单独进行活动。这样，宪章派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实行了决裂。
奥康诺的土地计划 1842年宪章运动的挫折给宪章运动的领袖以很大的打击，他们中一些人发生了动摇，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丧失信心，转而热衷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造计划。早在1841年7—8月，奥康诺还被囚禁在约克监狱时，就已提出了通过实行小土地所有制以解救处于困难状况中的劳动者的计划。1843年 4—5月，奥康诺在《北极星报》上发表文章，扼要地介绍了他的土地计划。
他打算用40块总面积为2万英亩的土地安置5000人，每人可分得4英亩土地，在每块土地上建立图书馆、医院和学校。这年夏季，他发表了自己的著作《小农场的实践工作》的一部分，介绍了他所设计的独立土地所有和耕作制度，希望把合作原则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奥康诺的土地计划得到了宪章派以及与小农经济有广泛联系的劳动群众的共鸣和呼应。1843年9月5日，宪章派国民大会在伯明翰召开，有3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提出了两项任务，其中之一为购买土地，为失业者提供谋生手段。会议决定通过会员的捐赠设立一笔土地基金，购置土地，然后划成以4英亩为单位的小农场以安置失业者。伯明翰宪章派国民大会是实行土地计划的前奏。
40年代，宪章派同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展开了斗争。这一斗争经过两个阶段。如果说1842年以前工人阶级民主派同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之间还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互同情的话，那末，1842年以后的情况则全然不同，其对立明显加强。1842年3月，自由贸易派在曼彻斯特破坏了宪章派的一次集会。1843年，反谷物法同盟在农业区发动了攻势，他们积极争取佃农的支持，建立了中央农业保护协会，加速推行废除谷物法的运动，和宪章派争夺群众。从1844年初开始，基德·狄克森、韦斯特等宪章派领袖领导了与自由贸易派的斗争。
1844年夏季，应北安普顿居民的邀请，宪章派同自由贸易派进行了一次公开辩论。辩论在8月5日举行，科布顿、布赖特和宪章派领袖奥康诺、惠勒、克拉克、麦格拉斯等参加了大会。科布顿首先发言，他竭力把反谷物法同盟的事业说成是正当的事业。到会的宪章派代表都希望奥康诺发表雄辩有力的演说，彻底击败科布顿。但奥康诺的演说却毫无力量，对于与自由贸易有关的问题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始终未能透过表面探究问题的实质，使满怀希望的宪章派代表非常失望。奥康诺在大会上提出的修正案主张，为使自由贸易政策对各方面都无偏袒，应公平地调整各利益集团的关系。这是一个缺乏斗争性、旗帜不鲜明的修正案。经过表决自由贸易派的决议案获得通过。
奥康诺在与自由贸易派辩论时之所以软弱无力，其根源在于他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坚决反对者，他在所有制问题上从未超越过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他主张用小土地私有制来代替地主和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独占。他在自己的思想武库中无法找到足以击败自由贸易派的有力武器。
1842年11月底，恩格斯离开巴门来到曼彻斯特的维多利亚工厂（又称欧门—恩格斯棉纺厂）。当时还是人道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恩格斯来到工业区以后，目睹了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和大量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他在女友、爱尔兰青年女工玛丽·白恩士带领下，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他经常参加工人的集会，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斗争活动。他发现工人阶级蕴藏着巨大力量，开始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以后，恩格斯和宪章派活动家哈尼等人建立了联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还结识了詹姆斯·李奇，他是《北极星报》忠实的读者。回到德国后，恩格斯在1845年3月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该书用大量材料揭露了工人阶级受奴役被剥削的悲惨状况，第一次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社会进行了研究，指出工业革命引起了社会大动荡，造就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队伍，工人阶级不仅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还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恩格斯研究了早期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揭示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第一次指出宪章运动的根本弱点是与社会主义理论相脱离。他指出，宪章运动只有同社会主义相结合，无产阶级才能取得胜利。《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既是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又是一部重要的社会史著作。
宪章派土地公司 1845年4月，国民大会在伦敦召开，会议通过了奥康诺起草的关于创立宪章派土地合作社的报告。宪章派土地合作社宣告成立。其任务是：购买土地，安置社员，以向全国证明土地可以使他们摆脱资本家的压榨，并可争取人民宪章迅速通过。土地计划给人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假如能集资 5000镑便可购地120英亩，安置60人。以后通过收取租金或分期出售土地的方式可以获得更多的款项，用于购置新的土地，安置新的社员。这样发展下去，便可以解决大批剩余劳动者的生计问题。与此同时，宪章派还成立了奥康诺、惠勒、麦格拉斯、克拉克和多伊尔5人组成的土地合作社董事会。
土地计划符合那些刚刚加入产业工人队伍以及自己或前辈还和农村保持某种联系的半无产阶级的传统心理和愿望。英国工业革命刚结束时，这类工人有相当的数量。因此，土地计划受到热烈欢迎，大批股金源源不断而来。从1846年到1848年初，报名参加土地合作社的有数万人。1846年12月，土地合作社易名为全国合作土地公司，同月，创立附属于它的全国土地和劳动银行。
1847年6月，土地公司在北方拥有86个分公司，在米德兰拥有48个分公司，在南部有89个分公司，在伦敦有24个分公司。1846年3月和1847年8月，土地公司先后买下在赫罗斯格特、劳班德、斯林格安德和威特尼的几块地产，但规模仍十分有限，到1848年为止，仅安置200名劳动者。这些土地的经营状况不佳，社员们没有充裕的收入，甚至交不起地租。奥康诺的土地计划遭到哈尼和奥布莱恩的批评，他们主张土地公有和国有化，反对奥康诺的小土地私有制计划。琼斯起初支持土地计划，后来他开始认识到这个计划的不现实，转而采取了批评的态度。
30—40年代，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等欧洲大陆国家先后发生了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这些运动失败后，大批革命流亡者来到英国避难，其中有一些是杰出的工人运动活动家。他们先后成立了“德国工人教育协会”、“各民族博爱和正义的兄弟协会”。在这些国际性联合组织的基础上，1845年9月，在伦敦成立了“民主兄弟协会”。参加这个组织的有左翼宪章派的代表、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会员以及在伦敦的其他各国的流亡者。沙佩尔和莫尔在该组织的思想上和策略上起了主要的指导作用。1845年9月22日，民主兄弟协会在伦敦举行盛大集会，纪念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哈尼在会上发表了讲演，他强调各国民主运动具有共同的目标。发言者在谈到各国人民的团结时，认为无产者在反对政治和社会压迫的斗争中必须建立国际性的合作。在欧洲大陆无产阶级的影响下，英国的宪章派的思想水准有所提高，他们由原来倡导一般的国际民主派的合作上升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高度。民主兄弟协会选出了6名书记，由3个国家的代表担任，其中英国的书记是哈尼，德国的书记为沙佩尔。民主兄弟协会的组织方式和以后的第一国际非常相似，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民主兄弟协会是第一国际的雏形和前身。由于民主兄弟协会是一个以宣传、联络为主要任务的组织，因此，它的组织不那么严密。左翼宪章派组织积极参加了民主兄弟协会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