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年以后半个世纪中，英国政党的组织形式、资产阶级成份和对其他社会阶层的渗透影响较之过去都有了较突出的发展。但两党在社会阶级构成上继续保持了前一个时期各自构成十分复杂，相互间阶级差别不十分明显的痕迹。随着两党构成中资产阶级成份不断增加，两党组成不断发生交错和相互渗透，两党的政治色彩也随之发生变化。但是到19世纪中叶，在两党构成中土地所有者的成份仍占相当的比重，它们还没有哪一个可以在严格意义上被称为资产阶级政党。
在1832年，辉格党的主要成份是地主阶级。在辉格党下院议员中，土地利益的代表所占的比例高达59%。以后土地贵族的代表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1837年为56%，1841年为49%，1847年为54%，1852年为43%，到1868年下降为30%。可以说，在1848年以前辉格党仍然是一个以地主为主体的政党，但其中包含的资产阶级成份在逐渐增加。1832年在辉格党议员中铁路业、矿山业和工厂主的代表仅有39人，1837年为43人，1847年为70人， 1852年为79人，以后到1868年增至199人。但直到60年代后期，辉格党中工业资本的代表的人数还没有超过土地利益的代表。托利党（保守党）的构成在这个时期也缓慢地发生着变化。这个政党中土地利益的代表人数这个时期没有明显的减少，但金融家和工矿企业主的代表有较大增长。商人代表由1832年的8人增加到1865年的15人，金融业的代表由1832年的9人增加到1866年的40人，铁路业的代表由1832年的1人增加到1865年的55人，工矿业的代表由1832年的4人增加到1865年的 12人。但是在1852年保守党议员中地主阶级的成份仍占63%，直到1868年才下降为50%。也就是说，在本章讨论的时期，保守党仍然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政党。
两党在阶级构成发生变化的同时，其名称及其政治信条也发生了变化。
托利党向保守党的转变在这个时期，托利党的名称和政治倾向都开始变化。人们逐渐用“保守党”一词来称呼托利党。“保守党”一语最早是《季刊评论》在1830年1月使用的，但使用该词的文章并非如通常所说那样系克罗克所写，撰稿人可能是富勒顿或未勒。以后，“保守党”一语逐渐取代了“托利党”，但在一些场合也仍有用“托利党”一词的。1832年以前，托利党人在伦敦没有固定的集会场所。1832年3月，皮尔和威灵顿接受了霍尔姆斯的提议，在伦敦卡尔顿巷肯星顿勋爵的宅邸建立了卡尔顿俱乐部，每个会员每年需交纳会费10镑。成立当月便有500名保守党人加入卡尔顿俱乐部，以后要求加入者剧增。
卡尔顿俱乐部遂成为保守党活动中心和总部，直到1868年。保守党的活动分子和议员在这里集会，听取党魁的指示，协调保守党在各地的活动。地方保守党组织的负责人来伦敦，可以在这里找到和会见党的领袖。以后由于要求加入者激增，卡尔顿俱乐部容纳不下，又建立了小卡尔顿俱乐部，并在帕尔梅尔建立了新的保守党俱乐部——宪政俱乐部。保守党在各选区建立了登记协会。1833年达勒姆郡建立了第一个郡的保守党协会，到1837年，登记协会在全国已极为普遍。保守党还设立了总督导员、总选举代理人和选举委员会，协调保守党在下院中的活动，帮助其候选人在各地进行竞选，但这个时期保守党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全国性政党组织。
托利党向保守党转化的实质，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政党转化为一个具有地主—资产阶级混合成份的资产阶级政党。这种转化的政治路标便是《塔姆沃斯宣言》。这种转变的根本动因是1832年议会改革中托利党的败北。1830年大选中，托利党在下院取得348席，反对派别拥有310席。但是在1833年12月的大选中，托利党只取得185席，辉格党及其支持者却获得473席。
在这种形势下，托利党内一批温和派主张在保持大地主利益的条件下，兼顾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皮尔在讲话时强调，“我们否认在我们与中产阶级之间有任何利益的分界线或其他分界线，”就表明了这种妥协态度。1834年底，当时任首相的皮尔在塔姆沃斯选区发表了竞选演说，认为1832年改革的结果是无可挽回的现实，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他表示他和他的同僚将执行一种谨慎的改革政策，“公正地不偏不倚地照顾到包括农业、工业和商业在内的各种利益。”皮尔这一著名的政策性演说在历史上被称为“塔姆沃斯宣言”。它反映了一部分托利党人不再坚持代表前工业化社会的政策，对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和政治改革采取现实主义的妥协态度。
1841年保守党在大选中以367席对291席获胜，9月皮尔组织了保守党政府上台执政。皮尔政府面对当时商业和农业的萧条和赤字增加，降低和取消了若干种进出口关税，并在1844年通过银行法案，控制货币总额，规定发行纸币必须有一定比例的黄金和铸币作保证，限制私人银行的货币发行权。
皮尔并于1846年1月22日在下院提出废除谷物法提案。该法案得到保守党和辉格党内的自由贸易派和激进派的支持，以327票对229票获得通过。谷物法的废除标志着英国政府全面放弃保护关税政策，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然而，皮尔派即自由贸易派在保守党内只居少数，以本廷克、米尔斯和狄斯雷利为首的一部分保守党人坚决反对皮尔派的主张。1846年7月皮尔政府垮台，保守党发生了分裂，皮尔派退出了保守党，以后狄斯雷利为首的右翼控制了保守党。皮尔派在皮尔死后走上与自由主义者联合的道路，后来作为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加入了自由党。
辉格党向自由党的转变反谷物法同盟 “自由党”这一名称广泛使用于1834年至1835年间，当时把“自由党”
视为“改革派”的同义语。1834年辉格党人布鲁姆在和格雷以及阿索普的谈话中使用了这个词。拉塞尔勋爵则在1839年给女王的信中把辉格党称为自由党。30年代中期受托利党的卡尔顿俱乐部的启发，激进派摩尔斯沃思在1836年建立了“改革俱乐部”，随后便有600余人登记加入。参加者不限于激进派，许多辉格党人也加入这个俱乐部，改革俱乐部成为辉格党的重要组织。但改革俱乐部的建立并没有完成把辉格党改造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到 19世纪50年代，辉格党人中尚有1000余人拥有大宗地产，其中有三分之一有贵族爵位。1832年以后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民主运动、围绕自由贸易政策展开的斗争和国外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都给辉格党很大的冲击。
30和40年代的辉格党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它同托利党的争夺也不应当视为资产阶级同地主贵族两大阶级的斗争。这时两党的差异并没有明晰的阶级分野，它们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政治倾向上。对于1832年改革，托利党认为是改革的终点，而辉格党人则主张逐步继续推行改革。托利党坚持上院的独立性和国王的特权，反对侵犯国教徒的财产特权，而辉格党不同意托利党的这些政见。这个时期的政党斗争很大程度上还是18世纪贵族政治时代那种斗争的继续，而两党政治上界限模糊正在于其阶级构成并无本质差别。
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发展起来，但这支力量不是在辉格党内而是在辉格党外以“反谷物法同盟”为核心汇合起来。1836年，下院激进派议员格罗特、休谟、摩尔斯沃恩和罗巴克在伦敦建立了“反谷物法协会”，《太阳报》是它的机关报，但这个协会没有取得太大的成绩。
1838年9—10月一批工厂主在曼彻斯特成立了新的反谷物法协会，科布登不久便加入了这个协会。1839年1月，来自36个城市的反谷物法派在曼彻斯特召开了会议，并在3月底正式成立了“反谷物法同盟”。它主张以合法的手段建立地方组织，进行宣传，并向议会递交请愿书，争取废除谷物法。同盟的总部设在曼彻斯特。1841年1月，该同盟的主要活动家科布登和鲍林分别在斯托克堡和博尔顿当选为下院议员。这是一个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1846年6月谷物法废除后，反谷物法同盟也自行解散。科布登等一批反谷物法同盟成员以后成为自由党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