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全面展开，英国的历史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工业革命的发展为这一时期的科学和文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首先，工业革命使社会分工日益细致，使一部分人能够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有余暇从事哲学、文学、科学和艺术等领域的活动；第二，工业革命给人们提出了众多的问题，要求人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回答和解决，使文化活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第三，工业革命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使中世纪被封建等级法权关系和自然经济的割裂状态所掩盖的社会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使人们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看待和认识社会问题，从而使文化的层次有了进一步提高；第四，工业革命使文化活动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加文化活动，并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以上原因，19世纪30至70年代，英国在科学和文化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
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一时期，英国在科学方面的成就，不仅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以往，而且在质量上也有提高。工业革命中提出的大量问题，导致人们对隐藏在物质内部的奥秘作深入的探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尤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最为著名。
进化思想的发展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学者阿那克西曼就提出了有关进化的一些初步思想。以后的许多大思想家也都接受这种理论。但真正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过程，却是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在生物学方面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提出进化学说的是法国博物学家让·拉马克。他认为动物受环境变化的影响而获得习性，而这种习性接着又在构造的变异上得到反映。他认为这些物体构造上的习性是能够世代遗传的，经过一系列交替发展后，一种新物种的动物最终将会产生出来。以后这一学说统治生物学达50年之久。19世纪中叶，随着地质学、古生物学、胚胎学、比较解剖学的发展，进化思想逐步成熟，为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是英国一个小城镇医生的儿子，从小酷爱植物学，热衷于收集各种标本。在爱丁堡大学学医期间，达尔文阅读了许多动物学、地质学和解剖学方面的书籍，并初次接触拉马克的进化论学说，不久转入剑桥大学攻读神学，但他对博物学仍有浓厚的兴趣，课余阅读了大量的博物学著作，并旁听亨斯罗教授的植物学课程，随他到野外观察和收集动植物标本，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831年，达尔文结束剑桥大学的学习，同年12月，经亨斯罗教授推荐，以博物学家的身份随海军考察船“贝格尔”号进行考察活动，开始了决定他一生科学生涯的环球航行。
“贝格尔”号是一艘专门用作环球科学考察的船只。整个考察活动维持了5年。这次航行给达尔文提供了极好的直接考察动物的机会。在考察途中，达尔文有机会阅读了莱伊尔的著作，并接受了他的均变论，采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和化石，观察过火山，接触过野蛮的山地人，并经历过地震。在南美洲，他发现了一种巨大的动物化石，与现代的犰狳十分相似，这说明现代生物和古生物之间并非毫无联系，而是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在进一步南行过程中，他看到密切相近的物种往往分布在相邻的地区，而相距遥远的地区，物种差异就比较大。1835年9月15日，达尔文到达加拉帕戈斯群岛，在这里采集到许多鸟种，这些鸟种由于生活在不同的岛屿上而呈现出差异。按照这些鸟嘴的大小与形状，可以排列出一个渐进的系列，鸟嘴的这些差异与岛上可能找到的食物有密切的关系。
这次考察拓宽了达尔文的视野，促使他对有关问题进行思索。如果物种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为什么要如此煞费苦心？如果物种之间没有亲缘关系，为什么又如此相似？这促使达尔文对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产生了疑问。他认为这一切只能用物种逐渐变异这一假设来解释。这次航行使达尔文由一个物种不变论的信徒转变为一个进化论者。
回到英国以后，达尔文即着手进行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并进行家鸽交配和园艺实验。在此期间，达尔文阅读了大量的书刊，包括中国古代的《齐民要术》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接受了马尔萨斯关于“在这个大千世界中，出生的人要比生存下来的人多得多，因此，在争夺食物的争斗中，弱者肯定要被淘汰”的观点，并将这种观点运用到生物学的研究中。1839年，达尔文将跟随“贝格尔”号航行的考察日记进行整理，写成《1832年至1836年间舰长费茨罗伊率领的英国皇家舰贝格尔号所到达的各地区史与自然史的考察日记》。1840年至1843年间主持编写《贝格尔号旅行期间的动物志》。1842年，他将自己的观点写成摘要。在以后的十余年时间里，他一方面用事实来补充完善自己的学说，另一方面不断将摘要送交友人审阅，和他们进行讨论。
1854年，他将研究成果送交友人、著名的植物学家约翰·胡克博士审阅，其后又转给查理·莱伊尔爵士。1857年10月，达尔文写信给美国波士顿的爱沙·格雷教授，信中重申了自己的观点。经过十余年的补充、讨充，达尔文有关进化的理论渐趋完善。
1858年6月18日，正当达尔文潜心写作《物种起源》时，收到了他的通信者华莱士从马来群岛寄来的论文《论变种无限地偏离原型的倾向》。这是1858年2月华莱士在南洋群岛的丹纳特写的，他寄论文给达尔文的用意是请达尔文审阅，并请达尔文转交给莱伊尔。达尔文读完华莱士的论文后，发现文中所表达的思想和他自己的理论十分相似。“为了考虑他们两人之中，究竟谁应该要求创立这个理论的优先权，而且也为着科学的广大利益，”在胡克和莱伊尔的共同坚持下，并经过达尔文同意，7月1日，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同时在英国林奈学会上宣读，同年8月20日，在该会的《动物学学报》第3卷中发表。此后，在莱伊尔的催促下，达尔文加快了《物种起源》的写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完稿。1859年11月24日，《物种起源》正式出版。
《物种起源》一书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阐述生物在世代相传中发生变化的进化理论，一是阐述生物进化机制的自然选择理论。达尔文在野外考察和对家禽的研究中，发现物种母体产生的后代比可能生存下来的要多，生物的后代虽然和亲代相似，但并不完全一致，在生物界广泛存在着遗传和变异现象。在生物的后代之间，发生着一场为攫取食物、栖息地和其它生活必需条件的斗争。这种斗争有三个类型。第一，同一物种各个体之间的斗争，如同种动物争夺食品，同种植物争夺肥料和水分等。第二，物种与物种之间的斗争，他以三叶草、土蜂、田鼠和猫之间的关系为例，说明物种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制约，如三叶草的花粉要依靠土蜂来传播，而土蜂的数目决定于田鼠的多少，因为田鼠经常毁坏蜂房和蜂窝，而田鼠的多少又决定于猫的数目。第三，物种与自然环境的斗争，如寒冷和干旱气候会引起大批生物死亡，生物要活下去必须同自然界斗争。生物的进化就是通过这种斗争，通过对变异的选择完成的。在这场斗争中，某些物种的后代由于变异的因素处于有利的地位，有些生来就强，有些后代比母本长着更长的角和更尖的爪，或它们身上有天然的颜色，使它们能够较好地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从而能够躲避它们的敌人的袭击而生存下来。这些物体由于在生存斗争中获胜而生存下来，而其它物种在足以繁殖之前就被淘汰了。达尔文将变异和自然选择看作新物种起源的首要因素。他认为，具有适应性的个别物种通过无数次的接宗传代，把它们各自承袭下来的变异特性传给后代，而在生存斗争中不适应的物种经过不断淘汰，最终也将产生出一种新的物种。生物界就是通过这种变异，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的进化过程。 《物种起源》出版以后，在英国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此之前，多少年来，神学家们一直用《圣经》来解释世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被看作上帝的杰作，一经创造出来，便永远不变。达尔文以充分的事实向人们说明，上帝造物是一种荒谬的神话。他在《物种起源》的序言中写道， “今日许多生物学界（包括我在内）所认为生物种类均由个别创造而来的观点，毫无疑问是个错误；相反的，同一系统的生物种类有时正是别种（今日大多数已灭绝）的子孙。而且我相信，自然选择势必引起生物物种的改变，虽然不能说这是引起变异的唯一原因，但可以说是主要原因。”由于达尔文认为只有那些适应环境的物种才能生存，对有神论显然是一大打击，使宗教的独特观念丧失了存在的基础，人类优越、宇宙永恒不变和上帝完全按照当时所知的模式创造世界的信仰都因此受到怀疑。因此，《物种起源》出版后，许多敌对者、保守派分子和宗教界人士对达尔文发起了激烈的攻击。著名的天文学家赫舍尔称达尔文的理论为“胡闹定律”。达尔文的朋友、地质学家塞治威克也写信给达尔文，说他读了达尔文的书后感到很痛苦。连一直支持他的莱伊尔也感到“人由猴子进化而来”这句话伤害了人类的自尊心。
而英国教会更是气急败坏，叫嚷要“拯救心灵和打倒进化论”。1860年6月 30日，在科学促进会于牛津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妒火中烧的欧文指使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对进化论进行诋毁，结果被赫胥黎驳得体无完肤。
另一方面，《物种起源》在英国出版后，赢得了千万个同情者和支持者，至1872年已再版6次。由于《物种起源》一书构思完整，并以20余年来的观察和收集到的资料为依据，大大地发展了以往的进化假说，使这一理论更为系统、更为全面，也更具有说服力，因而得到赫胥黎、胡克和莱伊尔等科学家的积极支持。由于达尔文的进化学说认为，生物在外界作用下不断发生微小的变化，通过累代的选择作用，能够适应外界环境的个体可以生存，并且逐渐累积有利的变异，发展为新种，不适合者则不能生存和传种。进化论所揭示的这种动植物自身发展、变化和联系的辩证思想，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提供了丰富完整的科学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在牢固的自然科学成就中，因而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仅半个月，恩格斯就从哲学上肯定了它的革命意义，称达尔文的进化论是19世纪的三大发现之一，并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同马克思的功绩相提并论，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李卜克内西甚至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同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提并论，“达尔文远离城市的烦嚣，在他宁静的庄园里准备着一个革命，马克思在世界嚣嚷的中心所准备的也正是这种革命，差别只在于杠杆应用于另一点而已。”1873年，马克思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第二版献给达尔文，扉页上写着：“献给查尔斯·达尔文先生，”落款是“你真诚的羡慕者”。
足见革命导师对达尔文进化理论的重视和支持。
进化论哲学家：斯宾塞和赫胥黎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成为思想史的一个转折点。如同三个世纪前哥白尼的著作的出版对思想史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样，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对受过教育的人们的世界观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它所阐述的思想不仅影响自然科学，而且也渗透到社会科学中。斯宾塞和赫胥黎就是这一时期英国进化论哲学的代表人物。
赫尔伯特·斯宾塞生于德比郡一个信循道宗的教徒家庭。青年时代放弃亲戚资助去剑桥大学上学的机会，立志自学成才。1842年起为《独立教徒》杂志撰稿，1848年至1853年任《经济学家》杂志副主编。在此期间，他开始研究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并着手在各种评论杂志上发表长篇论文，包括《演进假设》（1852年）、《科学起源》（1854年）、论进步：其规律和原因》（1857年）等，从这些论著的标题即可以看出，他在对达尔文的研究还没有任何了解之前，就在致力于建构进化论了。不过，他的这些著作大多涉及政治和社会问题。近40岁时，斯宾塞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认为哲学是各专门学科基本原理的综合，是可以替代中世纪神学体系的科学总结。他强调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试图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综合成哲学体系，并一直为此而努力。其主要代表作是《社会静力学》，在该书中，斯宾塞的哲学体系同早期达尔文主义者的科学概念非常合拍。从培根和霍布斯以来，英国还没有哪一个思想家试图建立如此庞大的体系。
斯宾塞的哲学深受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影响。但他不仅仅将进化论用作解释动物和植物的工具，而且还将它作为一种普遍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认为，不仅物种和个人按照进化的原理在发展，而且行星、太阳系、风俗习惯、机制、宗教信念和道德观念等也都按照进化的原理在发展。天地万物都周而复始地经历产生、发展、衰败和灭亡的周期。当一个周期完结，新的循环又开始了，如此周而复始，循环无穷。但他又认为主宰天地万物进化的是超自然的神，而且这种神是不可认识的。
斯宾塞把生物进化的规律过于生硬地搬到人类社会中，将达尔文有关生物进化的某些论点如生存斗争等加以歪曲和夸大，用来说明人类社会的进化，从进化理论演绎出所谓的“种族优劣论”，并在实践中吹嘘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是比任何“劣等民族”都要“优越”的民族，为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提供依据。此外，斯宾塞还提出一整套所谓的“社会有机论”。他根据生物学的规律，得出动物有机体的三个系统，即营养系统、分配系统和调节系统。他据此认为，人类社会也应分为三个阶级：担任“营养功能”的工人阶级，担任“分配和交换功能”的商人阶级，以及“调节生产”的工业资本家阶级。在斯宾塞看来，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符合生物学规律的。他还把力学的平衡规律硬套在人类社会的行为上，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否认社会内部的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说成是“平衡的破坏”。他声称自己是个人主义的主要保卫者、社会主义的敌人。他非难集体主义，认为集体主义是原始社会的陈迹，是社会进化最初阶段的一种现象。
他对国家机器恨之入骨，以致他宁愿亲自将稿件送到出版社，也不愿把它交给作为国家机器之一的邮局来邮寄。
如果说斯宾塞作为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其理论主要被帝国主义当作弱肉强食、残酷掠夺和杀害落后民族的理论依据，因而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去甚远的话，另一名进化论哲学家赫胥黎则以达尔文进化论的“斗犬”而著名。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出生于教师家庭，早年因家庭贫穷而失学，自学成才。21岁到“响尾蛇”号考察船上任助理军医，并随船到澳大利亚考察。
考察途中，他用简陋的仪器研究海洋动物，并将研究成果陆续寄回英国发表。
回国后开始研究生物，尤其研究动物的个体性、头足纲动物、古生物的神经的结构和功能、脊椎动物的头骨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他受到很大启发。他自称“进化论的斗犬”，为宣传和保卫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斗争。
当解剖学家奥温发表攻击达尔文的文章，企图证明人猿无共同之处时，赫胥黎连续发表演说，用大量事实证明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由此他遭到围攻。在科学促进会于牛津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威尔伯福斯竟挑衅地责问赫胥黎：“如果猴子是人类的祖先，那么请问您：猴子是您祖父的祖先呢？还是您祖母的祖先呢？”赫胥黎回敬说：“一个人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的祖先是猿猴而感到耻辱。我以为应当感到耻辱的是那些惯于信口开河，不满足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的可疑成功，而要粗暴地干涉他所一窍不通的科学问题的人。”就这样，赫胥黎等人用逻辑论证和一系列科学事实，捍卫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主要代表作有《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1863年）和《进化论与伦理学》（1893年）。
《进化论与伦理学》在我国最早被译为《天演论》，近代学者严复最早将它介绍给中国读者。由于该书对中国近代启蒙运动有重要影响，因此，中国的读者在谈到赫胥黎时往往首提《进化论和伦理学》。但该书并不是生物学的重要著作，就是在赫胥黎的撰述中也不是最重要的，充其量不过是正确地宣传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说明了蒙昧、无知的古代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提供作为指导现代或将来人类的伦理学说。无论是对生物学和进化论的贡献而言，该书都不能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相提并论。
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中，赫胥黎把人的注意力转向进化论原理。
在这方面，它几乎具有与《物种起源》一样大的影响。赫胥黎不只对捍卫进化理论感兴趣，他与斯宾塞一样，把进化论学说扩大到所有与人类有关的重大问题上。他论证说，社会制度和伦理并不是由神明制订的，而是生物遗传的产物。虽然他并不否认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神的可能性，但他也断言，没有证据表明存在着像神学家所说的上帝这样的一种神。他把基督教说成是“异教和犹太教中某些精华和某些糟粕的混合体”，而这种精华和糟粕实际上是在西方世界某些人的天赋性格的影响下形成的。
艺术英国的绘画艺术在18世纪才自成流派，但一经崛起，便在欧洲艺坛上占有重要地位。19世纪，英国的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政治空气有了一定的改善，资产阶级采取了自由主义政策，各种哲学思想极为活跃，造成了英国艺术繁荣发展的形势，艺术也产生了相应的思潮，出现了理想主义的“拉斐尔前派”和“新拉斐尔前派”。
1848年某日，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3名青年学生维廉·荷尔曼·汉特、加布瑞尔·洛瑟蒂和约翰·埃维尔列提·弥莱斯聚集在弥莱斯家里闲谈。他们都是文学爱好者，共同的艺术思想使他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深觉英国学院艺术陈陈相因，弊病甚多。尤其是自拉斐尔成名以后，人们都以他为榜样，到19世纪，艺术更是远离现实。当他们欣赏到一幅意大利比萨大教堂的壁画《死的胜利》时，从中得到很大的启发，认为这种在拉斐尔以前的作品才是认真而朴实的艺术，才是艺术创作的方向。因此，他们认为英国的艺术家应向拉斐尔前的画家学习，从深入自然入手，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中选择宗教和道德题材，歌颂过去生活的准则和特质。于是，他们组成“拉斐尔前派兄弟会”，以示同学院派分庭抗礼。此后，画家柯林森、画家兼评论家斯蒂芬斯、雕刻家伍尔纳等也相继加入，并得到当时著名青年评论家罗斯金的支持，从而形成拉斐尔前派，在英国艺坛上成了一股重要力量。
“拉斐尔前派”的3名骨干之一洛瑟蒂（1828—1882）在绘画方面并无太大建树，主要长于写诗，50年代曾发表长诗《圣女升天》，以唯美的精神赞颂至上的爱情。在绘画方面比较著名的有《升天圣女》，描绘少女在天堂里靠着栏杆俯视下界，等候爱人上来相聚，两个天使在天堂底下现出同情的样子。他的画因公式化而略显空洞。汉特的作品主要有《被雇的牧人》、《巴格达的拉希德的黄金时代》等。
在“拉斐尔前派”3名组织者中最有成就的是曾被视为“神童”的弥莱斯。他9岁即以素描出众获银质奖章，11岁被美术学院破格录取。1853年被选为皇家美术学会会员，时年才24岁。临终前被任命皇家美术学院院长。他的名作是依据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而画的《奥菲里亚》，描写一位自杀的少女浮在水上的形象。为了逼真，他请洛瑟蒂夫人茜达尔躺在浴盆里做模特儿。画面上，奥菲里亚仰睡在水上，手中握着花枝，半开的双唇似乎仍在低唱，绿色的纱裙如浮萍一样飘起，岸上坠落的鲜花似乎缓缓向前流动。
1858年，弥莱斯的另一幅画《盲女》在利物浦展出。《盲女》表现以卖唱为生的盲女与一个给她带路的小姑娘坐在田埂上休息。盲女背后碧绿的田野上跳跃着小鸟，身边野花在摇曳，天上现出彩虹，但这些对贫穷的盲女来说都是不存在的，属于她的只有一个黑暗的世界。弥莱斯通过精美的写实技巧和明亮的外光色彩，表达了对不幸者的同情。
“拉斐尔前派”强调真实地描写自然，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弊病，希望通过艺术和道德教育来达到改造人心，从而改造社会的目的。
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艺术创作的真谛，他们的创作取材于神话、基督教的传说以及某些文学家的作品。他们对现世不满的最终结果是逃避现世，遁入中古社会神秘的幻想中，求得心灵平衡。他们的作品除了用朴实的艺术手法描绘人物的真实感外，并没有什么积极感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