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现代化的必要性第二次议会改革的胜利，使工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获得了与他们经济实力相称的权力地位，同时也把改造旧的国家机器，彻底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议题提上了日程。
政治现代化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1.以单一的、世俗化的、国家的政治权力，代替分散的、传统的、宗教的、宗族和种族的政治权力。2.建立新的权力机构，并发挥其职能，由新的管理集团来执行。新的组织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和选择，必须以他们的才能和社会成就为依据，而不是以家庭、家族的背景或地位来决定。3.整个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团体和组织，通过其政党或利益集团，日益广泛地参与政治活动。政治现代化的核心是政治制度与政府机构的民主。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早已取得胜利，但政治现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光荣革命后，王权受到限制，议会成为实际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但国王仍保留着相当大的政治权力，他实际上控制着任免政府官吏的实权，即所谓“恩赐官职”权。这不仅使国王能够通过任免官吏来左右议会，而且还使买卖官职成了合法的、公开的现象，结果使得英国政府机构成为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贪污成风，效能低下，甚至有的官员请人代职，30多年不到自己的工作岗位视事。这种政治上的腐败现象，与工业革命后资产阶级所获得的政治经济权力极不相称。同样，国家机器的腐败也不利于资产阶级实现自己的国内外的各种政治与经济目标。第二次议会改革既然已经使政权和阶级构成发生了变化，那么政权本身的结构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
因此，在各种因素的强大压力下，英国从1867年起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以完成与其经济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现代化任务。
文官制度的完善从50年代开始的改革所建立的文官制度尚有一个完善的过程。令政府最头痛的是公务压力迫使各部不断要求增加日常工作的勤杂人员。从60年代起，各部门就开始在固定的职员之外雇用临时的打字员或抄写员，而他们的工作具有阶段性和季节性，这就很难保证不发生混乱。罗伯特·罗姆图曾试图使这种事务性工作规范化。在他的努力下，1871年8月19日，枢密院公布的条例承认抄写员等非正式雇员享有与正式雇员同等标准薪金的权利，但没有病假工资和退休金。这样的规定当然不能满足非正式雇员的愿望。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在1873年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查。他们的调查报告指出，2/3的非正式雇员已逐渐成为永久性的工作人员，因此，他们应获得享受年金的权利，但他们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1874年政府再次成立以莱昂·普莱费尔博士为主席的咨询委员会，调查文官的组织机构。该委员会具有空前的权威性：它包括6个部的首脑和2名议员。他们的调查报告在全面评价了1870年以来的文官制度后，肯定了公开竞争原则以及区别对待国家雇员的做法，但建议取消临时雇员与永久雇员的差别，在中央一级设立勤杂人员管理部，雇员可以在各部之间自由流动。这样，就可以在不增加雇员总额的情况下缓和用人部门的矛盾。该报告遭到了财政大臣的反对。尽管如此，枢密院仍然于1876年发布了一道指令，根据普莱费尔委员会的建议，对低级文官与勤杂人员作了如下规定，“在任何政府部门中服务的雇员，都可以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并得到同样的任命和待遇。”由于各部的付薪标准不一，因而也就难免再次造成某种程度的混乱。1886年，里德利委员会成立，这一问题才得以解决，公开考试竞争取仕以及按水平对文官进行分类的原则才正式被官方接受。里德利委员会对各级文官与雇员的工资、工作时间、年金、退休制度等都作了详细的统一规定，但各项规定的细则直到1890年才最后确定。
至此，英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文官制度。它不仅对英国政治制度的现代化，而且对欧美等国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议会机制的改革随着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议会机制的改革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70年代起，内阁地位逐渐增强，权力重心发生位移，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议会至上的原则逐渐被内阁至上的原则所取代。其最重要的标志是 1875年狄斯雷利购买苏伊士运河股票事件，内阁越过议会，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采取独自行动，这在英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政党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新产生的各个利益集团不断施加压力，要求把众多的提案转变为法律，极大地增加了议会的工作量，使它处在无法应付日常事务的窘境之中。通常议会每周用两天时间讨论政府事务，在新的形势下这远远不够。
然而，这些麻烦毕竟可以克服。对议会威胁最大，使议会几乎瘫痪的，是从1880年开始的爱尔兰议员的阻挠活动，他们用无休止的发言破坏英国议会的一切正常活动。1881年1月31日，爱尔兰议员在讨论有关《强制法案》的问题时，连续讲了41个半小时。这种状况迫使议长宣布，“在传统的规定与方式下，议会行使立法的能力丧失殆尽。必须强制实行一个新的迫不得已的程序。”于是，议长开始实行1881年格拉斯顿起草的“紧急条例”，即议长有权中止某议员的发言，从而扭转了局面，防止了议会的“崩溃”。1881年秋，布兰德·梅等人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工作，企图从根本上结束议会的混乱状态。1882年2月20日，他们提出建议，让“紧急法案”中的基本原则固定下来，这项提案在同年年底被议会通过。爱德华·休斯形容这些新规定是“传统议会与现代议会的真正分水岭。”政府现在可以要求议会一周有4天的“政府之夜”，并且拥有新的结束辩论的权力。
这是一项成功的改革，它完善了议会的机制。但是，也引起了布里等人的忧虑，因为议会中个人的传统权力受到了侵害，多数党的成员完全有可能独霸议会。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议会的当务之急是改进自己的机能以适应现代化的要求，这种担心也就很快被人们抛到脑后了。
议会本身的改革从另一个方面完善了英国的现代国家制度。
地方政府的改革中央一级的改革必然引起地方一级的政府机构发生相应的变化。
1835年市政法颁布后，各地建立了数量众多的城市委员会和市政机构。
但是，这些委员会的机构各不相同，它们管辖的地区也互相交错。它们的一部分工作由地方政府管理，一部分工作完全掌握在中央各部，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而不受本地政府管辖。这种双层体制显然会带来很多麻烦。1867年后，地方行政团体纷纷建立。虽然中央政府很想将许多工作委托给地方团体，但是这些工作大部分都与财政有关，而把财政责任委托给非民选团体又是与传统原则相背的。这样政府就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窘境中。更糟的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为了应付各种局面而抛出的各种零星的立法，使地方政府陷入了越来越深的混乱状态。1881年，彼此不相隶属的地方当局共计不下27，069个，它们向各地纳税人征税。因此，地方政府亟需进行两方面的改革，第一，权限的集中；第二，区域的重新调整和简化。
1888年的郡议会法基本上满足了这种改革的要求，它简化繁杂的地方政府机构，规定全国设立62个行政郡、60多个“郡级市”；每个郡或郡级市设一个议会，议员任期3年，由当地纳税人选出；各郡议会可设立自己的行政机构，接管原来季审法庭的一些行政职能，统一管理各种地方机构；新的地方政府机构成员应由所在选区选出，或由所在地方政府任命；郡议会的权限：对本地征税，借款，管理地方治安，保护居民财产，修桥铺路，建筑房屋，管理工业学校等。地方政府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它使英国的现代国家制度扩展到了地方一级，结束了地方政府的混乱状态，提高了它的行政效率，同时，也结束了治安法官对地方的统治。在此之前，乡村几乎完全控制在治安法官手中，而治安法官又几乎完全受当地的乡绅操纵。现在，乡村拥有住房的居民都有了选举权，这样的时代也就一去不复返了。可以说，几个世纪来土地占有阶级对英国的政治控制，至此才算告终。
自由党政治现代化不仅要求有现代化的国家机构，也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政党组织。第二次议会改革促进了现代政党的发展。
威廉·哈考特爵士曾说，“自由党如同一座有很多公寓的大楼。”的确， 1870年以前的自由党几乎没有一个固定形象，政治上与组织上都存在着很大的裂隙。维多利亚中期的政党是松散的议会政党，但凭着某种内聚力，格拉斯顿仍然领导自由党度过了重重难关。史学家们认为，正是在这段时期，自由主义取得了某种进展，从而最终形成了现代政党。从1850年起，帕麦斯顿领导的议会政党开始出现，60年代，自由主义者开始与地方的激进政治家如布莱特等建立了联系。70年代后，各基层选区大量出现正式的政党组织。80年代，政治激进主义达到高峰，议会内外的政治斗争遥相呼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格拉斯顿的最后一届政府（1892—1894）已经是一个有自己纲领的政党政府，议会统治的时代开始成为历史。议会党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50年。皮尔死后，他的追随者们试图在议会里寻找一个永久的立足点。阿伯丁1852年—1855年的联合政府为皮尔派进入辉格—自由党政府集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虽然这届政府由于克里米亚战争而遭到惨败，然而它却为帕麦斯顿政府的成功打下了基础。帕麦斯顿的第一届政府开始被公认为自由党政府，在它的内部，皮尔派、辉格派和自由主义者并不仅仅是一种临时性质的联合。各种因素，尤其是它的领导人的魅力使它融合成领导一个时代的政党。
以帕麦斯顿等党魁为首的议会党团可以看作是议会党团的雏形，不过帕麦斯顿的党主要是一个议会党，而不代表那些在全国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们。这些人中有一半地主和有地产收入的绅士。当然，随着中产阶级政治热情的高涨，自由党比它的对手更能吸收这样的人加入自己的队伍，这也决定了自由党发展的方向。它紧紧地依附于英国的工业与商业集团，并在此基础之上成为全国性的党。同一时期，自由党吸引了大批的政治家加入自己的队伍，并与各种出版宣传机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为自由党过渡到现代政党创造了条件。
不过很多政治家还不是职业性的，政治对他们只是一种间歇性的事务。
他们的活动主要是地方性而非全国性的。自由党真正的职业政治家是“前排议员”，这些人常常是辉格党绅士，如克兰威尔、金伯利、斯宾塞和里彭等。
他们热心于政府各个部门的事务，把他们的精力大部分花在行政事务而不是议会外本党听众方面，他们更像政府的高级文官而不是政党的领导人。
第二次议会改革结束后，这种松散的议会政党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在此以前，尽管英国已存在形式上的民主选举制度，但很多选区实际上只是地方大户的囊中物，旁人很难插足，也就很少有议员会在自己的选区对付组织起来的政党。既无这种必要，全国性的政党的地方组织当然也就不会建立。
选举权的扩大改变了选民的政治地位，在一个选区里，仅靠几个显要人物的支持是不够的。任何一党，如想赢得一个议席，必须拥有尽可能多的选民，尽可能将本党追随者的姓名登入选民册内，以便控制。于是，1867年以后，地方登记团体迅速发展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现代政党组织。
起初这样的地方登记团体主要是候选人的某个代理人或他本人亲自主持的一个办事机构，但后来发觉这样的机构不能满足政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于是这些团体开始把自己建立在代表制的基础上，第一个实现这样改组的是伯明翰自由党协会。
协会的新会章规定，凡捐助1先令的自由党党员均为协会会员，协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推举协会的职员和执行委员会委员20人。1873年，这个协会又进一步更新了自己的组织结构，把分选区作为整个组织的唯一基础。
分选区每年举行一次年会，由所在分选区的自由党人参加。这一改组保证了基层组织能够尽可能充分发动本党群众在选举时投本党候选人的票，提高了选举机器的效率。自此以后，其它各种各样的自由党基层组织也纷纷出现，如联合王国联盟、国民教育联盟等。
基层组织的发展增强了自由党的力量，使政党政治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主要地位。从此以后，任何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都不能不依靠政党组织进行活动。
政党政治的发展和要求有与之相称的新型领导。格拉斯顿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在自由党内部两派力量，即辉格绅士和工业自由主义者的平行力量中发展起来。他是非国教徒，他总是给他的同僚一种品德高尚、作风正派的印象，对自由党推行的政策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而对两派都有很强的吸引力。他把道德与政治结合得天衣无缝，正是这一点使他在1876年—1880年反对“巴尔干暴行”的活动中为自己树立了光辉的形象。这使他成为自由党内无可争辩的领袖。
但是，作为一个政党领袖，格拉斯顿也有明显的缺陷。他掌握自由党各派力量的方式主要是靠煽动、鼓舞而不是强有力的管理，在困难面前，他畏缩不前，无法学会难以捉摸的政党管理艺术，只好尽量超过一些，避免陷入不必要的派别纠纷。他厌恶政治压力集团，担心它们会成为政治上新的腐败根源。他同时也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力主进行社会改革，并吸收下层人士中的精华参与政事。格拉斯顿的优点同时也是他的弱点，这一方面保证了自由党在此阶段内能成为改革的政治力量，同时也为日后的分裂埋下了种子。。
地方组织的发展促使自由党建立自己的中央委员会。部分由于自由党的特点，部分由于缺少保守党戈斯特那样的干练人物（此人在保守党的组织建设方面成果卓著），自由党的日常活动几乎完全由督导员操纵。尽管自由党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但未能有效地控制地方组织。因为自由党组织的巨大变化不是从上到下而是从下到上的，这就使它的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远远不及保守党。
伯明翰的激进分子不满足于仅仅在民主基础上设立各地协会，他们想把各地的协会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全国总会。经过一番努力，1877年5月31日，他们在伯明翰举行了自由党全国总会的成立大会。张伯伦被选为会长，他在给约翰·莫利的信中说，他希望总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力的组织。”的确，这个组织很快就显示出其活力，它协调了自由党在议会内外的行动，使党的领袖与追随者更加团结，加强了自由党中央对地方各级组织的控制。
在1880年大选中，该组织为自由党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尤为重要的是，它保证了1886年自由党统一派分裂出去时，整个党的组织仍能保持不垮。
第二次议会改革以后，自由党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自身的改造，成为一个现代意义的政党——有较为稳定的领导集团，有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纲领，有较为严密的组织机构，并能以民主的方式维护某些特定集团的利益，并由此影响这些社会集团，从而成为他们的政治代表。
保守党一个政党，如果要想取得选举的胜利，不仅要有富于感召力的政策，而且还要有坚强的组织。保守党的情况和自由党差不多，1867年以前，由于选民不多，保守党的组织也很原始，党的中央机构基本上掌握在几位权势人士手中。除了参加议会活动外，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征集选举基金、安排候选人。
各地党的代理人也都是非职业的，只是在选举时才参加活动。因此，党的中央与地方组织的联系非常松驰，主要是通过伦敦的卡尔顿政治俱乐部（成立于1832年）来进行的。第二次议会改革后，它的形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保守党和自由党一样开始了自身的改造。1867年到1886年是保守党组织的基本转变时期，新的更有效率的政党机器开始建立。保守党在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1.中央组织变得越来越职业化和正规化； 2.地方组织机构得到了迅猛发展，日益要求全国有统一的领导机构。其结果产生了保守党全国联盟。
由于保守党在60年代缺少自由党那样广泛的群众组织，因此，在1868年选举中再次失败。这一失败促使保守党内部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是使党更加大众化，还是仍旧像传统做法那样，保持某种贵族式的权威性，由党的领导人、督导员和部分工作助手包办一切？一句话，保守党在新的形势下何去何从？这一争论几乎从1867年保守党全国联盟成立之时就开始了，其结果是迫使狄斯雷利下决心改进党的中央机构。1870年，成立了保守党总部，并任命戈斯特为党的代理人。
戈斯特是个头脑清醒、精明强干的人。他赞同狄斯雷利的主张，决心尽力争取工人阶级的选区。在随后的几年中，他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到1873年，已新建了69个保守党协会，全国保守党协会达400个。在大的市区，总部基本可以控制局面，在小的区域，保守党的影响则更大。在1874年大选中，保守党的候选人似乎都能找到合适的选区的支持，戈斯特的努力保证了保守党大选的胜利。戈斯特的另一个策略是牢牢地控制保守党全国联盟。这个联盟在戈斯特上任以前就已经成立，与自由党的组织相反，这个机构完全是从上到下成立起来的。1868年的大选表明该组织缺少有力的领导人的持久奋斗目标，不能完成党所期待于它的任务。因此，1871年戈斯特成为它的书记后，就干脆把该组织的总部搬到国会街他自己的党的代理人办公室去。
但是，1874年大选的胜利冲昏了保守党领导人的头脑，他们愚蠢地听任戈斯特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政党机器松垮下去，重新让督导员们代替戈斯特的工作，并迫使他在1877年辞职。戈斯特当时就对狄斯雷利发出了警告，但未引起他足够的重视。1880年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后，党的领导才发现了自己的失策，重新把戈斯特请回来担任党的代理人。
戈斯特把持的这两个机构成了保守党最重要的遗产，尽管保守党的党魁们对此看法不一，但对于一个现代政党来说，这份遗产的重要性显然不可低估。
与自由党不同，保守党的重建不是通过民主而是通过集中进行的。不过，由于保守党的支持者大多非常富有，所以保守党的财源比自由党充裕。不仅如此，就整个政党机器的效率而言，它也比自由党高得多。
通过上面提到的一系列变革，英国政治现代化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不过，真正完成这一任务的不是上面的这些变革，而是1884年—1885年的第三次议会改革法的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