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党的政策 19世纪晚期，自由党国内政策的重点主要是颁布各种社会改革的立法与处理爱尔兰问题。本节主要讨论自由党的各种社会改革立法。
任何社会改革都离不开钱，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因此，能否推行某项合理的财政金融政策是能否进行各项社会改革的基础。在这一点上，自由党的领袖格拉斯顿起了重要的作用。早在帕麦斯顿内阁时期，格拉斯顿就担任财政大臣。他的财政理论是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他根据自由主义的原则进行了财政改革，尽量使制造业和商业摆脱政府征税的束缚，利用政府的力量降低原材料与财务的费用。他认为这将使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处于有利的地位。对于工资问题，他的看法与当时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看法完全一样——工资应与它们的自然水平相符，能提供廉价的食品并保证贸易的连续扩张。只要经济发展，工人阶级就能够分享到一般繁荣的好处。因此他认为工会是一种限制工业自由发展的非自然力量。不过，第二次议会改革后，他开始改变了对工会的看法。
格拉斯顿的自由贸易政策刺激了英国的工业发展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增长。雄厚的经济实力保证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使工人阶级也分享到了很大的好处。由于工资的增长超过了物价的上涨，工人的实际购买力就消费水平在短短的20多年中提高了60—75%。当然，我们不能过高估计格拉斯顿的个人作用。英国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受其它一些因素的制约，但他执行的自由贸易政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满足了英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则是没有疑问的。事实证明，他是英国历史上最出色的财政大臣之一。英国经济的发展为自由党提供了进行社会改革的物质基础，增强了他们改革的信心。
格拉斯顿的首届政府（1868年—1874年）第二次议会改革后的首次大选使自由党获得了多数议席，并由此将格拉斯顿推上了首相的宝座。随后的6年是巨*'大的社会改革和行政改革时期。
这次大选的胜利使一些观察家们颇感意外，因为迪斯雷利是1867年改革法的炮制者。但实际上，这时保守党的羽翼尚未丰满，而改革与进步的名声又使自由党占了不少便宜，布赖特与科布登等激进主义者的宣传鼓动也起了很大作用，工人阶级则渴望改革能给自己带来实际的好处。这种种因素不仅把自由党推上了台，而且迫使自由党的领导人比他们本来打算的走得更远。
自由党政府除了早已进行的文官制度改革外，还进行了教育、军事、工会、投票法等方面的改革。
格拉斯顿的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重大的改革总是要触犯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非国教徒没有从《教育法案》中得到任何好处，军队与宫庭忌恨卡德韦尔的改革措施。工会对《罪行补充法》恨之入骨，禁酒自然也引起不满，人们甚至把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失败也归罪于英国的中立。种种因素导致格拉斯顿的自由党在1874年的大选中失败，而工人阶级改投保守党的票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保守党政策概述狄斯雷利重建保守党的工作在60年代已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在他的政府通过第二次议会改革法后，却立即在1868年的大选中遭到了失败。沉重的打击使狄斯雷利更为清醒地看到了英国已经变化了的政治现实：劳动阶级具有巨大的政治力量，他们不再仅仅是两党党魁政治交易中的筹码，而是开始为捍卫自己的政治权力而斗争了。他认为，“在一个进步的国家里，变化是不断的。问题不在于你是否应阻挠这些不可避免的变化，而在于这些变化是依照人民的方式、习惯、法律和传统来进行，还是依照抽象的原则、任意的决定和教条来进行。”在格拉斯顿的首届内阁任期内，狄斯雷利不仅从组织上改进了保守党的竞选机器，而且看到了两种必要性，即在国外，英国必须进行扩张以免落后于沙俄和德国；在国内，必须使工人阶级信服，社会改革不是激进党人的专利，保守党同样可以干出对劳动阶级有利的事。这就是所谓的“新托利主义”或“托利民主”。这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一直成为保守党制定政策的依据。
狄斯雷利第四届内阁（1874年—1880年）未上台前，狄斯狄利曾对保守党全国联盟发表演说，明确提出了保守党的三大目标：维护国家政治体制，巩固英帝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关于第三点，狄斯雷利有其独特的见解。他说，“对于那些认为有必要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人来说，除非实际上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和使他们的工作人道化，否则是不会取得什么成就的。问题在于：一方面要取得这方面的成果，另一方面又不违反使国家繁荣的那些经济原则。……这两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即一方面可以缩短工人劳动时间和减轻劳动强度，另一方面又不致损害国家财富。”值得注意的是，自由党认识这种政策会导致资本减少，工资降低，失业率提高并最终使王国贫困下去。由于这种自由放任哲学的影响，使格拉斯顿政府在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缩短工时问题上无所作为。而狄斯雷利则认为，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与经济的发展并不冲突，并且他把社会改革看得比政治改革更重要。他的名言是，“当茅屋不舒适时，宫殿是不会安全的。”因此，狄斯雷利一上台，便立即着手进行社会改革。
负责社会改革的中心人物是R.克洛斯，他原是兰开郡的律师。在他的推动下，狄斯累利内阁通过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法令。
1.1875年工匠住宅法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得住房问题日益突出。建筑合乎卫生标准的住房成了一件紧迫的事。《工匠住宅法》规定地方当局有权拆毁不合卫生条件的住房，并建造新房供工人使用。该法令有很多缺陷，主要的一点地方是政府尚未获得强制性购买住房的权力，因而不能清除不卫生住房。不过，这项政策仍然受到了人民的普遍欢迎。
2.1875年公共卫生法自产业革命以来，由于工业的发展，人口向城市集中，而地方当局对卫生问题又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使卫生问题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城市里的污水无法顺利排出，粪便横溢，到处是垃圾，成群的猪甚至在街上乱窜，整个城市臭气熏天。卫生不良使得瘟疫流行，疾病猖獗。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基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它规定地方当局必须任命一位负责卫生健康的官员，负责修筑管辖区域内的排水沟，检查供水情况，建造合乎标准的厕所，对食物、饮水以及医院的情况进行检查，并对不合标准或违反规定者处以罚款。 3.1876年的商船法英国商船的船员为数甚多，但船员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却极差，因此商船素有“活动棺材”之称。船员们为了改善这种状况进行了抗议活动。德比郡的议员塞缪尔·普利姆索尔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争取通过改善船员待遇的立法。他的企图遭到了船主们的强烈反对，狄斯雷利开始也持反对的态度。
但当越来越多的公众关心此事并声援船员时，他明智地改变了态度，支持并通过了普利姆索尔提出的商船法案。该法令授权贸易委员会监督商船的各种活动，并对船员在船上的生活环境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
4.工会法狄斯雷利内阁最重要的社会改革在于它的立法。1871年以前，工会是非法的组织，格拉斯顿的1871年法令虽然宣布工会为合法，但罪行补充法却使工会实际上比以前更受警方和雇主的威胁。1871年南威尔士有7名女工，仅因为他们对工贼骂了一句“呸”，就被捕入狱。工会为此进行过激烈的斗争，但格拉斯顿内阁对此态度冷漠。这样，扭转这种敌视工会状况的希望，就寄托在保守党身上了。
1875年6月10日，内政大臣克洛斯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取消1871年的罪行补充法。他表示要公正地对待工人阶级，并兑现他许下的一切诺言。8月13日，该议案以《阴谋与财产保护法》的形式获得通过并成为法律。它规定，任何两人以上以协定或结社方式造成工人与雇主之间的纠纷的，不能被指控为阴谋行为。在工业争端中，如果一个工人的行动是合法的，那么整个工会的行动也是合法的。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工人解除与他雇主的契约是合法的，那么所有工人的同类行为均属合法。这样，工会的罢工第一次真正合法化。1876年的补充法，废除了“妨碍贸易”等限制工会的规则，使工会的地位与活动彻底合法化。
此外，还有一些有关工会的立法。1875年的主仆法使雇主与工人取得了平等的地位。以前的主仆法规定工人在契约期内离职属违法行为，按法律要赔偿损失甚至被处监禁，而雇主毁约则是法律允许的，只须付一定数量的赔偿费就行了。而按新法令，双方都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1874年的工会法规定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56个半小时，而以前每周工作时间为60小时。按每周工作5天半计算，工人的工作时间每天基本上可以不超过10小时。
另外，以前由于政府对工厂监督不严，很多法令和制度并未得到执行。克洛斯的1878年《工厂车间法》明确规定工厂视察员不能由厂方派人担任。视察员随时可以到厂视察，违法的厂主将被罚款10镑。如因机器防护措施安装不当而造成工人死伤，厂主将被处以100镑以下的罚款。该法令使所有的工厂都处于国家的监督之下，是国家保护工人的一项重要措施，满足了工会的要求。
除此之外，狄斯雷利政府在1878年还颁布了圈占公地法和教育法。教育法规定对于无正当理由而不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将处以罚金。另外，禁止非法圈占公地，使正在消失的森林得到了保护。
狄斯雷利在任内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仅表现在立法上，而且还反映在行动上。1875年，在狄斯雷利的动议和罗思柴尔德家族的支持下，英国政府未经议会通过就先行买下了埃及国王控制的苏伊士运河的股票。这在英帝国扩张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它也是英国政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传统的议会形式已不再完全适应现代政治瞬息万变的需要，权力的重心日益转向人数较少的内阁。
总地来说，狄斯雷利试图使他的党跟上时代步伐的努力得到了报偿。他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重要性，认识到了进行社会改革的必要性。这种社会改革即“托利民主”导致了工人阶级保守分子的产生。1879年，矿工工会的领导人A.麦克唐纳甚至对他的选民宣称，“保守党在5年中对工人阶级所做的一切，超过自由党50年来对工人所做的事情。”但是，狄斯雷利仍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尤其是农业。保守党上台时，经济的状况就不好。当时英国已开始从加拿大的“处女带”、美国的中西部和澳大利亚进口大批的谷物，价格之便宜使英国国内的农民几乎无利可图。1875年—1879年间的农业歉收使情况更糟。这对农场主和农业工人都是沉重的打击，许多农业工人涌入城市寻找工作，加剧了城市的失业问题。巴尔干战争、阿富汗战争与南非战争等对外战争引起了国内的强烈不满，格拉斯顿乘机攻击狄斯雷利的外交政策，保守党政府在各种压力下失去招架之力。在1880年大选中，保守党遭到了预料中的失败，并在乡村失去了很可观的支持。
一年后，狄斯雷利去世。他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他几乎单枪匹马重建了保守党，使它摆脱了旧的托利传统，找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诚然，他的国内外政策在当时和以后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旧的托利分子强烈反对他扩大政府的权力。他的欧洲政策在以后显示了灾难性的后果。他的对外扩张政策部分地造成了南非与阿富汗的不幸事件。但是，作为一个基本顺应历史潮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他的社会改革的政绩应该得到肯定。
自由党重新执政：格拉斯顿第二届内阁（1880年—1885年）虽然自由党在1880年的大选中获得了多数，但这一次，自由党的优势已今非昔比。自由党内部开始出现了分裂的苗头。旧的辉格党绅士依然在党内拥有很大势力，在政府中拥有重要的位置。而一批年轻的、在日后发挥着巨大能量的激进分子如约瑟夫·张伯伦等人，却仅仅获得较低的职位。辉格党绅士们在政府中要求执行一种保守退步的政策，而自由党中新获得选举权的人则要求更进一步实行社会改革。事实上，是激进分子把格拉斯顿推上了台，但是他在这届政府中执行的政策却远非激进。除了辉格绅士的阻挠外，议会中新增加的80名爱尔兰议员也是一个令格拉斯顿头痛的因素，他们的力量强大到可以迫使政府在解决爱尔兰问题之前，不可能解决任何其它问题。因此，格拉斯顿政府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他在何等程度上解决爱尔兰问题。
格拉斯顿在处理爱尔兰问题上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他起初试图通过强制手段压制爱尔兰的骚乱。1881年，他抛出了《强制条例》，规定凡是有援助爱尔兰土地同盟嫌疑的人可以不经审判而被监禁和拘留。大部分土地同盟的领导人被捕。1881年格拉斯顿又抛出了《土地条例》，规定政府可以仲裁确定15年的地租，补助农民购买一份土地。这样，部分地满足了农民的要求，骚乱逐渐平息。但是，格拉斯顿的安抚政策引起了旧的辉格绅士的不满。在对外政策上，格拉斯顿也遭到帝国扩张主义者的反对。除了通过第三次议会改革法案外，格拉斯顿这届内阁几乎没有什么作为。1885年，张伯伦曾提出一个爱尔兰自治法案，让爱尔兰拥有地方自治政府。但他的意见在党内遭到了强烈反对，张伯伦被迫辞职。而爱尔兰自治运动领袖帕内尔此时已接受了伦道夫·丘吉尔的劝说，决定支持保守党。1885年6月8日，格拉斯顿政府的预算修正案未获通过，格拉斯顿只好辞职，狄斯雷利的继承者索尔兹伯里组成新政府。
索尔兹伯里的看守政府（1885年—1886年）按照惯例，索尔兹伯里勋爵可以先行就职，然后解散议会举行大选。但第三次议会选举法规定必须在新选民登记完毕后才能进行大选。因此11月前不可能举行大选。这样，索尔兹伯里除非得到格拉斯顿和爱尔兰议员的共同支持，否则，他是不愿就任的。在维多利亚女王的斡旋下，格拉斯顿与索尔兹伯里达成了谅解。于是，索尔兹伯里以少数党领袖身份组成新一届政府，英国政治史上出现了一个复杂微妙的短暂时期。不仅自由党，保守党内部也面临着分歧：伦道夫·丘吉尔带领他的“第四党”，发誓要把保守党维持在狄斯雷利的社会改革和帝国扩张政策的轨道上，这又引起了党内其他人的反感。尽管如此，索尔兹伯里的这届“看守政府”还是做了一些事情。他满足了帕内尔的许多要求，取消了强制法并通过了一项土地法。该法令允许农民政府申请补助，以购买土地。
到1885年8月，格拉斯顿已意识到给爱尔兰自治的必要性。不过他还不愿公开他的想法，害怕这会引起党的分裂。因为张伯伦提出的纲领不仅要给爱尔兰自治，而且主张给苏格兰和威尔士在议会中拥有自己的独立议会。
在11月大选前，帕内尔曾试探过格拉斯顿的态度，未获结果，于是下令他的追随者们仍然投保守党的票。尽管保守党在很多自治市里获得了成功，但在各郡都一败涂地，结果自由党以86席的多数获胜。帕内尔在保守党那里没有寻到应有的支持，索尔兹伯里和丘吉尔都拒绝同意任何有限制的自治。
帕内尔只好转而寻求自由党的支持。当格拉斯顿的儿子赫伯特·格拉斯顿突然宣布格拉斯顿同意爱尔兰自治时，帕内尔支持了自由党。于是，格拉斯顿在1886年1月底组成了新政府，将由他来提出这个令人头痛的爱尔兰自治议案。
格拉斯顿第三届内阁（1886年）格拉斯顿的这届内阁与以往不同，它几乎像签订了卖身契一样，把这届政府的命运完全与爱尔兰自治联系在一起。他发誓要通过爱尔兰自治法案，然而能否成功却要看他在何等程度上控制他自己的党。不幸的是，爱尔兰自治问题立即导致了党内早已存在的矛盾的公开化。以哈廷顿勋爵为首的辉格派一翼拒绝加入政府，而张伯伦则在格拉斯顿宣布了自治法案的细节后退出政府，因为他坚持自治必须是联邦性质而不是分离主义的。1886年4月，格拉斯顿正式向下院提出他的议案，在爱尔兰设立一个立法机构，立法机构可分两级，在帝国议会的严格管理下处理爱尔兰的大部分内部事务，只把外交、军事和贸易大权留给英国议会，而爱尔兰议员从此不在威斯敏斯特拥有席位。这一议案不仅遭到保守党，而且遭到辉格绅士与张伯伦激进分子的反对。而张伯伦的攻击尤为猛烈，他把自己的追随者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新的派别——“自由党统一派。”
6月8日，议案提交表决，结果以313票对343票被否决。其中至少有 93名自由党议员投了格拉斯顿的反对票。格拉斯顿立即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7月的选举结果表明，保守党获得了占压倒优势的胜利。格拉斯顿立即辞职，由索尔兹伯里组成新政府。
自由党这次失败的影响是深远的。保守党从此开始了它将近20年的掌权生涯。从1830年开始的自由党统治到此结束。它在社会改革方面拿不出什么新的东西，不能满足工人阶级的要求。而当英格兰人还没有完全赞成爱尔兰自治时，格拉斯顿贸然提出爱尔兰自治议案，无异是一种政治上的自杀行为。
自由党的左右摇摆，不仅使它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左翼，也失去了自己的右翼。
从此，自由党开始走下坡路。
索尔兹伯里第二届内阁（1886年—1892年）这届保守党政府的政策缺少特色。部分的原因在于它的支持者们目标不一。张伯伦领导的自由党统一派虽然支持索尔兹伯里，但仍然宣称他们是自由党人，在下院仍与自由党坐在一起。索尔兹伯里一方面得应付爱尔兰议员，另一方面又得对张伯伦做出某些让步，以换取他对保守党的支持。而张伯伦既已被绑在保守党的战车上，也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许多观点，干一些自己并不十分情愿的事。这届保守党政府，就是在这种交织的矛盾中，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新政府中，除首相外，最重要的人物是财政大臣和下院领袖伦道夫·丘吉尔。他时年37岁，他的坚强性格和不屈不挠地继续推行“托利民主”的决心使他在索尔兹伯里政府中享有高位。正当他春风得意之时，却因为错误估计形势而葬送了政治前途。他认为减少陆军和海军的预算是必要和可能的，但这不仅遭到了陆军部的强烈反对，而且也遭到了主张推行帝国扩张政策的议员的反对。丘吉尔想以辞职来迫使首相屈服，然而他的恐吓政策未能奏效。
索尔兹伯里改任自由党统一派的爱德华·戈申为财政大臣。
虽然索尔兹伯里渴望得到爱尔兰议员的支持，但他对爱尔兰自治的立场却是坚定不移的，他拒绝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做出任何让步。新政府对爱尔兰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对政府认为违反秩序和法律的人可以不经陪审团审判即进行判决。索尔兹伯里任命他的外甥巴尔弗为爱尔兰总督，以执行这种高压政策。爱尔兰农民在威廉·奥布莱恩和约翰·狄龙的领导下，开始执行“运动方案”，即所有的佃户商定一个他们认为合适的租金，如地主拒绝即行抗租，并采取进一步的反地主和反英国的行动。巴尔弗以严厉的《镇压犯罪活动法》作为对他们的回答，并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支持地主。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作了一些让步，实行了新的土地法，由国家给那些购买土地的爱尔兰农民提供更多的补助。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高压政策所产生的矛盾。
索尔兹伯里内阁的主要兴趣在国外，在他任内，英帝国的殖民地得到了迅速的扩展。在国内，索尔兹伯里内阁只进行零星的改革，其中比较重要的立法有1888年通过的《地方政府法》，该法案导致了郡议会的产生。另外，伦敦郡议会也于同年建立，但各个机构腐败现象严重，组织不得力。为加强对各个机构的管理，1899年通过了伦敦政府法，此法令一直到1965年才废止。该法令规定，凡人口5万以上的城镇都可成为自治市，并享有郡议会所享有的自治政府的广泛权力。除此之外，1891年的工厂法，规定工厂雇用工人的最小年龄不得低于11岁。同年颁布的教育法，规定小学教育可免交学费。这些改革措施，作为对张伯伦要求的让步而提出的，并无多大实质性的意义。
索尔兹伯里的政策在议会内外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到1891年，他再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争取选民了。经过一连串的失败后，他决定解散议会，1892年7月举行了大选。
格拉斯顿依靠爱尔兰议员的票数获得微弱多数，于是索尔兹伯里辞职，格拉斯顿再次组成新政府。
格拉斯顿第四届内阁（1892年—1894年）格拉斯顿这届政府的基础是虚弱的，保守党与它几乎旗鼓相当，只要爱尔兰议员稍有不满，政府随时都可能垮*'台。更糟的是，这些年来，自由党全国总会的积极活动，反而给自己的政府出了难题。1891年，自由党全国总会通过了著名的“纽卡斯尔纲领”，其中包括一连串的社会改革措施，如爱尔兰自治、“一人一票”等等。自由党在执政时必须执行这些纲领，否则就会危害它的统治地位。带着事先准备好的一套纲领执政，这在英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然而由此带来的麻烦也是可以想象的。一旦它执政后，选民就要求它兑现诺言。如果不兑现，政府的威望也就完结了。对80多岁高龄的格拉斯顿来说，这无异是个沉重的负担。
格拉斯顿现在已把自己政治生命的赌注完全押到了爱尔兰自治这张牌上。1893年2月，他提出了第二个爱尔兰自治案。该方案和前一个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多了爱尔兰议员可以在威斯敏斯特拥有代表一项，但他们的权限只限于在爱尔兰和帝国事务方面投票。84岁高龄的格拉斯顿为第二个爱尔兰自治案奔走呼号，先后在85次会议上同张伯伦与巴尔弗那样的辩论家展开交锋，创造了议会史上的奇迹。然而，他的努力几乎是徒劳的，当下院以34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议案时，上院在二读时却以绝对的优势票数否决了它。
格拉斯顿遭此打击后，日益失望，同僚们逐渐疏远，终于在1894年3月3日辞职。在女王的坚持下，他违反大多数自由党人的意愿，让罗兹伯利接替首相职位。由于没有得到上院议员的支持，罗兹伯利的一连串社会改革的议案大多胎死腹中。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于1895年6月辞职。索尔兹伯里再次组成政府，他解散议会，举行大选。结果保守党以152票的多数获胜，其中包括张伯伦的自由党统一派。由此开始了保守党长达10年左右的统治，在英国历史上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页。
不过，罗兹伯利的自由党政府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1894年它通过了一项重要的地方政府法案，一般称之为教区议会法。它限制了教区议会的权力，从而弥补了郡议会法所产生的不足。在这个法案中，不仅承认某些妇女可以参加地方选举的投票，而且有资格成为市议员。在英国政坛上活跃了半个多世纪的格拉斯顿退出政治舞台，无疑是一件大事。他在下院的告别演讲上，激动地发泄了他对上院的愤慨。长期以来，他同那些他看来是自由和进步的敌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些激进的自由党人追随他的足迹在20世纪初期继续战斗。格拉斯顿为爱尔兰问题付出了巨大的精力，然而也在这方面遭到了他一生中最惨痛的失败。这并非由于他的无能和他的性格，而是他在解决爱尔兰问题时没有触动根本性的问题，即消灭爱尔兰的地主制度，他希望在政治上给爱尔兰地主以独立的地位。结果这种两头讨好的政策适得其反，遭到了地主与爱尔兰农民的共同反对，并由此促使了他的下台。
尽管如此，格拉斯顿仍然不失为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家，他的辞职标志着自由党厄运的开始。在英国历史上曾一度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他的继任者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也无法扭转自由党衰亡的颓势。
索尔兹伯里第三届内阁（1885年—1902年） 1895年大选的胜利使保守党与自由党统一派建立的联合政府获得了巩固的基础。但是，这届政府所面临的却是一个动荡的局面。在内政方面，激进分子不满足于已有的改革。自由党的官方政策在纽卡斯尔纲领发表后变得越来越激进，而越来越多的辉格绅士转入保守党阵营又加强了自由党内部激进派的势力。自由党内新一代的激进派如劳合—乔治和阿斯奎斯等人开始崭露头角。自由党的政策无法满足工人的要求，劳资之间日益尖锐的对立促使了工党的产生。这般时期既是英帝国繁荣的顶峰时期，也是其内部发生新的分化的微妙时期。
由于各帝国主义强国此时竞相争夺殖民地，掀起了瓜分殖民地的高潮，因此，索尔兹伯里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外政策与殖民扩张上。当然，这不是说他在内政方面毫无作为。
爱尔兰问题依然搅得这届政府心神不定。索尔兹伯里希望通过改善爱尔兰农民地位的方式来削弱爱尔兰的自治要求。他的这项政策获得了部分的成功。1903年通过的由爱尔兰总督乔治·温德姆提出的土地购买法，规定由政府借钱给农民购买地主以公平价格出售的土地。利息为3.25%，分68.5年还完。这一计划受到爱尔兰人欢迎，至1910年为止，有25万佃农购买了土地，政府为此支付了1.5亿镑。1898年，爱尔兰各郡建立了郡议会，增加了爱尔兰人参加本地政府事务的机会，部分地满足了爱尔兰人的要求，使矛盾暂时得以缓和。
1897年，英国政府颁布了工人赔偿法。工会一直要求政府改进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该法令规定工人在工作中受伤可以要求赔偿。虽然对具体的赔偿尚有若干限制，但毕竟承认了雇主对雇员负有某种责任这一原则。不过，由于资产阶级法庭不公正判决，该法令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这届政府在教育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1895年皇家委员会报告了英国教育，尤其是技术教育方面的落后状况。为了改变这种局面，1899年英国建立了教育委员会，协调各教育机构的关系，保证实行良好的教育制度。不仅实业界要求对教育进行改革，而且首相与张伯伦也为此摇旗呐喊。改革由巴尔弗具体负责，在改革过程中遇到了强大的反对势力。各种宗教团体在教育界已扎下了根，拒绝让出自己的阵地。巴尔弗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于1902年12月通过了他的教育法。该教育法奠定了20世纪英国教育的基础。它废除了旧的学校委员会，由市和郡的议会任命教育委员会，负责该地的初等、专科和中等教育的管理事宜。除了公立学校，天主教和国教的学校也从议会和地方税中得到某些补贴。该法令还设法改造旧的文法学校，使各类学校都能赶上公认的教育水准。但非国教徒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1902年7月，索尔兹伯里因健康原因辞职，首相职位落到了他的外甥巴尔弗手中。
1897年，索尔兹伯里政府为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举行典礼。这或许是英国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典礼。庆典持续了两个星期，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与其说是庆祝女王即位，不如说是庆祝英国的强盛。的确，英帝国已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踌躇满志，似乎世界上没有什么不能办到的事。虽然经济学家马歇尔教授已预感到某种不祥之兆，然而他的忧虑完全被一片欢呼的声浪淹没了。
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3年后去世。她的儿子爱德华五世继承了王位。此时恰好是世纪之交，也恰好处于不列颠帝国荣誉的峰巅。她去世后，这一辉煌的时刻也就随即成为历史，昔日的“光荣”不复再来。
维多利亚女王和索尔兹伯里的先后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