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的低落宪章运动是英国工运史上的一个高潮，它采取了政治斗争的形式。宪章运动之后的30多年，英国工运的主要特点是由大规模的政治斗争“摆向”经济斗争。这并非表明工人已对政治失去兴趣，他们仍然参加政治集会，甚至参加自由党或保守党。不过，宪章运动中那种激烈的阶级斗争观念在工人队伍中已经淡漠，资产阶级的政治观念与传统习惯开始占了上风。正是在这段时间，工会斗争成了工运中的主流，工联主义思想在英国工人运动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造成英国工运钟摆向“右摆”的主要原因在于英国的经济状况。19世纪中叶是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从1850年到1875年的25年间，铁路增加了1倍半，年钢产量增至70万吨，煤炭与生铁的产量也翻了一番。在制造业方面，英国几乎独执世界市场的牛耳，生产的每种商品超过了自身消费的需要，其他工业国不能望其项背。经济的发展使工人的收入也有所增加。据英国统计学家鲍利统计，兰开郡棉织工每周工资1850年为20先令5便士，到1874年，已升至每周33先令。其他行业的工人工资也大致如此。不难看出，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交替与工人的实际收入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只有当经济斗争不能奏效时，工会才会采取更激进的斗争方式。
工会组织的健全然而，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告一段落并不意味着英国工运已完全停滞不前。在歌舞升平的帷幕之下，社会正以一种不为人们所觉察的方式向前发展。
第一个进展来自工会组织本身。首先是50年代初出现的“新模范工会”，它主要由各行业的熟练工人组成。它组织严密，结构稳定，基金充足，有一批专职干部。虽然“新模范工会”具有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但它为持久的工会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68年，由于乔治·波特的努力，英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会联盟——全国职工大会宣告成立。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它表明英国工人在全国范围内成了一股有组织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有利于工人的政府立法第二个进展主要来自英国政府在此期间所实行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改革。这些措施对工会运动的发展和工党的产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首先是1867年通过的第二次议会选举改革法案。该法案执行后，选民人数由原来的137万增为250万。当时熟练工人的大部分都获得了选举权。1874年，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两个劳工议员进入议会。1884年至1885年，第三次议会改革法案的通过，又使选民从270万增为400多万，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变化。随着工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必然要求相应地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韦伯曾明确地指出，“获得选举权的工人不会对诸如任命谁担任巴黎大使这种事感兴趣，而会越来越多地寻求把他的政治民主转变为工业民主，以便作为一个投票人对他自己生活的环境有某种形式的控制。”其次是1871年宣布工会为合法，“任何工会的活动只要是在它的职业范围之内，都不应被视为非法而受到阴谋犯罪的起诉或加以诸如此类的罪名。”
1875年又对工会设置罢工纠察等要求作了让步。工会在法律上的地位终于得到了明确的肯定，它对工会组织的健全与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另外，英国政府关于普及教育的一系列立法对工运也有着重要影响。1876年，通过了强制12岁以下的孩子接受教育的法令。英国政府普及教育的主要目的虽然是为了缩小与美、德等国在教育上的差距，增加技术劳动力，但同时也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文化素养，使他们有可能更多地了解各种社会思想，增强阶级意识，并使自己的斗争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