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 1870年代英国的“大萧条”使工人的失业率急剧上升，1879年高达 11.4%，1882年下降至3%，但1884年又上升至8%，1885年为9%，1886年为 10%。在业工人的工资也遭到削减，以铸造工人为例，1885年周平均工资尚为1镑4先令，而1886年周平均工资比前一年减少了1先令9便士。削减工资使工会处于困难的境地。大量的失业与削减工资，使一些工会基金发生困难并由此而垮台，工会大为削弱。1879年加入工会代表大会的工会数目减少到92个，是自1872年以来最少的一年。工会代表大会的成员也从1874年的 100多万人，减为1880年的50万人。但是，这种冲击并未在组织严密的旧工会中立即产生相应的反响。从 1882年起，工会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甚至雇主对工资的削减，也未引起他们相应的反抗。有些工会干部大声疾呼：“我们真诚地告诫每个工会成员尽可能保持冷静，以便使我们目前的基金状况有所缓和。”一位名叫詹姆斯·杰克的工会干部还认为，接受低工资将有助于培养工人与雇主之间的“良好感情”。这样，在80年代的英国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社会主义运动不是兴起于在危机中首当其冲的工人阶级，而是产生于一些关心社会问题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恩格斯对此评论道：“最近在资产阶级中间出现了许多青年人，他们对这些问题比工人更清楚，比工人表现出更大的热情，这是英国工人的耻辱。要知道，甚至在民主联盟里边，工人也多半只是勉强地和表面地承认新的纲领。”旧工会的这种态度，除了经济不景气，失业威胁使他们变得畏首畏尾外，物价下降，在业工人与工会成员能够生存下去，也是一个原因，因此，他们一般不愿采取过分危及目前生活水准的行动。
然而，旧工会的这种态度并不能完全代表整个工人阶级的态度。工人阶级是个复杂的集合体而不是单一的社会阶层，它由职业不同、社会地位不同、财产不等的人们所组成。旧工会中的熟练工人属于工人阶级上层，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能挤进中产阶级下层。工人阶级的下层是英国社会中最悲惨的一个阶层，他们因社会灾难寻找不到工作而长期失业，只能依靠各种救济为生。
他们通常负债累累，总是处于饥寒之中。一旦经济萧条，他们首当其冲地受到失业与压低工资的威胁。以伦敦码头工人为例，即便在货运的高峰时期，所提供的工作机会也只能满足40%的工人。因此，竞争非常激烈，一位码头工人这样描绘道：“人们像野兽一样疯狂，我们常常站在旁人的肩膀上。”新工会运动普通工人的这种处境使他们在危机到来之时采取了与熟练工人完全不同的态度，那就是他们必须团结起来，为保障自己生存的权利而斗争。以非熟练工人为主体的新工会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
新工会运动起源于1888年伦敦布莱思特火柴厂女工的罢工。费边社成员安妮·贝桑特夫人对火柴厂女工悲惨状况的报道成为这次罢工的导火线。火柴厂女工每周工作70小时，每小时仅得1便士，恶劣的工作环境，使她们的身体受到极大摧残。因此，她们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待遇，改善工作环境。
起初，老板们根本不把这种非熟练工人的罢工放在眼里。在随处都可招募到失业工人的情况下，罢工的失败似乎已在预料之中。但贝桑特夫人与赫伯特·伯罗斯将罢工女工组织起来，并为她们募捐，社会舆论也转向了女工一方，经过几个星期的斗争，女工们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伦敦的其他普通工人注意到了这个胜利的信号，于是，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呼声立即传遍了全国。1889年5月，汤姆·曼恩、约翰·伯恩斯、威尔·索恩组织了伦敦煤气工人工会，其成员迅速增加。几周之后，他们认为向伦敦煤气公司提出自己要求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及时地采取了行动。在罢工的压力下，公司很快就同意将工作日从12小时减至8小时。旋风般的胜利刺激了工人运动。8月13日，西南印度码头的几个工人首先发出了罢工的信号。
汤姆·曼恩、伯恩斯、蒂尔特等立刻不失时机地将码头工人组织起来。19日，码头工人工会成立。伯恩斯将罢工推向了高潮，他领导码头工人在全伦敦举行了游行。罢工工人要求规定最低工资限额——每小时16便士。最后，英国政府不得不第一次插手干预，码头工人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码头工人的胜利证明，非熟练工人只要团结战斗也能取得与熟练工人工会相同的成果。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其他行业的非熟练工人，他们纷纷起来组织自己的工会。于是，新工会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在短短的几年内，新工会的成员就达到了14万人。由于新工会成员的社会与经济地位低下，他们与主要由熟练工人组成的旧工会相比，具有较强的战斗精神。他们的要求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的色彩：规定最低工资和8小时工作制，必须有立法保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议会中有为自己说话的代表。由此而萌发了建立独立劳工政党的思想。
但是，新工会的生存问题仍然是一个基本问题，因为它无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不巩固。旧工会本能地对新工会持敌视态度，维护技术工人特权地位的心理使他们始终不希望非技术工人挤进自己的队伍。当1889年码头工人罢工正处于高潮时，全国职工大会主席乔治·希普顿却认为这次罢工不过是一次“非常可悲的劳工争端”。而当世界各地捐赠了成千上万镑钱来帮助码头工人时，全国职工大会所能做出的最好表示就是拿出从代表们中收集到的 10镑捐款。而当年的职工大会议会委员会的年度报告，甚至根本未提非技术工人的组织。
除了旧工会的敌视外，雇主的反扑与经济的再度衰退也是新工会运动衰落的致命因素。雇主们甚至在新工会刚刚出现的时侯就企图扼杀它。1891年，当经济再度不景气时，雇主们立即抓紧时机进攻并迫使新工会转入了艰难的防御状态。事实证明，发展过速、几乎是一哄而起的新工会，无论在组织、基金和经验方面都显得不足以有效地抵抗这股反扑的逆流。在危机到来，失业率重新上升之时，新工会没有能力给它们的成员支付足够的互助金，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于是新工会的成员迅速减少，很多新工会因此垮台。到 1900年时，剩下来的新工会成员还不到工会成员总数的十分之一。新工会运动的衰落使它所取得的成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荡然无存，在新工会运动中所带有的一点社会主义色彩，不久也就变得面目全非了。与旧工会一样，它也开始将其目标的实现放在和解而不是仇恨的基础上。因此，1892年以后残存下来的新工会组织，在各方面已与旧工会没有多大差别，虽然它比旧工会要激进一些，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已不复存在。
新工会运动的影响尽管如此，新工会运动仍然受到了工党史学家和持社会主义观点的学者们的高度评价，认为它是英国劳工史上仅次于1926年大罢工的重大转折事件。因为，新工会运动在工人运动中造成了一些意义深远的变化。
首先，它极大地震动了旧工会的领导，虽然他们对新工会的衰落幸灾乐祸，但不得不开始考虑新工会寻求政府干预工业纷争的问题。同时，新工会运动迫使原来主要由熟练工人组成的旧工会对所有的工人敞开大门。这样，工会的构成发生了变化，成了包容工人阶级各阶层的组织。工会从此具有了真正的群众性质。战斗性较强的普通工人的参加也给旧工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因为他们人数众多，因而对全国职工大会所做出的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正是他们最先响应了哈第等人建立工党的呼吁，并对工会最终支持建立工党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新工会运动使得长期脱离工人运动的英国社会主义理论开始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虽然普通工人并不能从理论的高度来理解社会主义，但他们却懂得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即他们之所以穷是因为受剥削，资本家之所以富是因为剥削了他们。很多社会主义者得到了工人们的承认并享有特殊的威望，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后来成了各级工会的领导。自此以后，社会主义从少数知识分子的书斋里走了出来，成为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巨大力量。
随着形势的发展，新工会运动中要求组成独立劳工政党的呼声越来越高。新工会的主要目标是8小时工作日，它需要立法的干涉，而这种干涉如果没有工人方面的经常压力，是永远也不会出现的。“无论如何，工作日的限制决不可能通过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私人协商来达到。”为此，必须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这预示着工会运动的钟摆将再次向左摆动。不难看出，新工会运动在工党的起源过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它把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普通工人与熟练工人等各种因素与力量组合起来，为工党的诞生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