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独立劳工政党的存在是英国工人能够直接影响政府政策的先决条件。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工党的诞生，但并不意味着它立刻成了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在能发挥作用之前，它必须首先设法在英国的政坛站住脚。
劳工代表委员会内部的分歧 1900年2月27日至28日，工会领导人与各社会主义团体领导在伦敦市德盖特广场附近的纪念馆举行了联席会议，虽然代表们都赞成成立劳工代表委员会，选派工人阶级的代表进入议会，但各派力量对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希望和要求并不相同。这一点，在它的成立大会上就已经暴露出来。
英国工会的行业性和地区性，使它们在利益上很难完全一致，因而也就很难接受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矿工联合会、纺织工人协会和混合机械工人协会是英国工会中最强大的三支力量，它们的态度基本上左右着英国工会运动的方向。
矿工工会的力量最强，1895年曾有5个矿工当选为议员。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与自由党密切合作的结果，因此，他们甚至在筹备成立劳工代表委员会时就持反对态度。棉纺织工人主要集中在兰开郡，由于英国棉织业面临着激烈的国外竞争，而保守党又主张保护关税，这使他们的态度反而倾向于保守党。然而， 1899年棉纺织工会成员詹姆斯·曼德斯勒以保守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奥德姆竞选的失败，却表明追随保守党进入议会是困难的。这就使他们对劳工代表委员会采取了一种非常暧昧的态度。
混合机器工人协会是典型的技工团体。本来较为保守，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新技术发明的不断出现，手工劳动逐渐被机器代替，他们与雇主讨价还价的地位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他们的态度比前两个工会激进得多。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伯恩斯与汤姆·曼恩都是其中的成员。除此之外，混合铁路职工协会也是一支值得重视的力量。它是全国第五大工会，却始终未得到本行业雇主的承认。因此，它们迫切希望通过议会斗争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最早提出成立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建议。
在所有工会中，“新工会”显然是劳工代表委员会最积极的鼓吹者，因为对它们来说，只有劳工代表委员会才能保证它们的生存出路。只是失业常常使它们处于经济窘迫的地位，其组织也不够稳定，这就明显地削弱了它们应有的影响。
由于各派组织的利益和目标不尽相同，成立大会上的斗争就不可避免。
社会民主联盟要求新党“建立在承认阶级斗争，把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社会化作为最高目标的基础上”，使之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这种主张立即遭到了大多数工会领导人的坚决反对。他们从工联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只有工人阶级的成员才有资格参加这个未来的新党。尽管这个提议由于新工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联合反对，未获通过，但关于这个未来政党的原则、目标、纲领等问题却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只好通过了哈第的提议： “建立一个立场分明的劳工代表的议会党团，它应该有自己的领袖与统一的政策，必须准备同任何目前采取直接有利于劳工的立法措施的党派合作，并且同样准备同任何党派一道反对与之相背的措施。”这是一个妥协性的建议，它强调了劳工在政治上独立的必要性，但回避了一些敏感的问题，这使各派仍有可能继续坐在一起共同商讨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有关事宜。
接着的任务是选举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执行机构。大工会的代表们希望新的执行机构仍然受职工大会控制，以便他们实际上操纵这个组织。这理所当然引起了小工会代表和独立工党的强烈反对。职工大会刚成立时，曾设立了 “议会委员会”，负责大会休会期间的日常事务。它是一个秘书处性质的机构，而非权力机构，其主要任务是鼓动议员为劳工利益投票。它比职工大会更保守，由它来执行新的政治任务显然是不合适的。大会经过激烈辩论，以 344票对165票通过成立新的劳工代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该委员会设不付薪的专职书记一名，由独立工党的麦克唐纳担任。麦克唐纳从未在任何工会任职，态度比较温和，这就避免了无谓的派别纠纷。该机构不受职工大会的直接控制，它有权接受全国各业理事会的工会参加，因此可以独立地发展自己的力量。
从总的结果看，独立工党在成立大会上大获全胜。在新执行委员会的12名委员中，社会主义者占了5名，独立工党的成员和同情者占4名。劳工代表委员会的领导权实际落入了独立工党手中。
在工人代表委员会中，社会民主联盟强烈谴责独立工党的态度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在劳工代表委员会1901年年会上，当社会民主联盟有关社会主义的条文仍未获得通过时，它愤然退出了劳工代表委员会，使这个本来就很松散的联合体前景更为暗淡。
有些工会的态度本来就犹豫不决，现在由于担心这个组织被社会主义者控制，因而更不愿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时，有129名代表，代表着全国57万名成员，而大会结束时，实际参加劳工代表委员会的人数不到上面这个数字的1/3。两个月后，参加的成员仍未超过18.7万人。经过麦克唐纳一年多的奔波宣传，到1901年来临时，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成员仍然只有35.3万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工会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存有疑虑外，广大工会成员的漠不关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入会费虽然很低，但议员候选人的费用则基本上全由基层组织承担。这笔费用相当可观，据估计，一名议员每年至少要花费200镑。这对于一般工会显然是个沉重的负担。因此，尽管不少工会对劳工代表委员会抱同情态度，却不愿参加。混合木工协会在报告中承认，它之所以没有参加是因为该工会的章程不允许为了政治目的而动用基金。
工会的不合作态度使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处境极为尴尬。由于加入者不多，它在第一年获得的经费总共只有243镑。这使它在1900年举行的选举中，除了印发宣言和传单外，几乎无法承担任何候选人的费用。结果，由于力量悬殊，仅有哈第和贝尔侥幸当选。而贝尔又不愿与哈第合作，哈第实际上成了劳工代表委员会在议会的唯一代表。
这是一个可悲的局面。实际上，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地位是含糊不清的，它既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工会或社会主义团体，同时也不是这些组织的上司，它只是一个由各个团体为着一个总的目标而组成的松散的联盟机构，尚未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党，它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主要依赖于它在选举中的成功和议会中的力量。而1900年选举的结果对劳工代表委员会显然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罗伯茨甚至认为，假如自由党人不是在对南非战争的态度上意见分歧，造成内部分裂而处于瘫痪状态，假如它同意在几年后所试图执行的巨大社会改革纲领的话，那么劳工代表委员会很可能就此销声匿迹。这种看法虽然过于武断，但如果工会仍然对劳工代表委员会采取半心半意的态度，那么，在社会民主联盟退出以后，劳工代表委员会完全可能窒息在襁褓中。
塔夫河谷案及其后果塔夫河谷案判决打破了这种僵局，它改变了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命运。
19世纪末20世纪初，塔夫河谷铁路公司处于它的巅峰。它的铁路把威尔士南部塔夫等70多个煤矿矿井与出海口连接起来，沟通了出口与消费的渠道，实际上控制着整个威尔士南部的经济命脉。它和其它铁路公司一样，拒绝承认当地铁路工会，认为只有个别工人才有资格和他们就工资问题进行谈判。当地铁路工会对此极为不满，因而随时准备寻找机会改善自己的处境。
1900年8月，当地铁路工会的领导人詹姆斯·霍姆斯下令罢工。他一方面要求增加工资，另一方面要求公司在承认工会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由于工会要求不高，有人估计即使不罢工，公司也会作出某些让步。但是，塔夫河谷铁路公司总经理阿蒙·比斯利在老板们的支持下，拒绝了罢工者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使顺利解决纠纷的希望泡汤。8月21日，工会正式罢工。
8月29日，罢工工人与公司终于达成协议。罢工者唯一的“成就”就是公司保证全部重新雇用他们。从罢工者原来的要求看，他们几乎什么也未得到，反而白白损失了一大笔基金。
但事情尚未到此为止。公司认为贝尔和福尔默斯把传单送给外来工人（指工贼组织中的工人）的行动触犯了1871年的结党为非与财产保护法。而法官韦尔在接受公司的上诉后，也认为传单已构成了“明显威胁”，要求工会必须对自己干部的违法行为负责，并赔偿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于工会的强烈反对，此案被提交上院裁决。几乎一年后，上院才作出有利于工会的判决。
铁路职工联合会在这次事件中损失惨重，赔偿公司的诉讼费和损失费为 2.3万镑，加上罢工期间本工会工人的生活费开支，它的总损失约为5万镑。
根据塔夫河谷案判决，任何抵制性活动被宣布为非法，完全剥夺了工会纠察的权力。这样，工会几乎不能进行任何有效的罢工。而真正的威胁还在于任何罢工都会导致罚款使工会蒙受损失。这次事件是1889年以来有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组织的一系列反攻的一个高峰。有产阶级的紧逼使得犹豫不决的工会再也没有退路了。
这种艰难的处境加强了工会与劳工代表委员会的联系。直到此时，劳工代表委员会才得到了工会的广泛支持。
工会对劳工代表委员会的积极态度给劳工代表委员会注入了活力，为它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03年初，纺织工会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至此，除了矿工联合会外，劳工代表委员会已把大部分工会力量团结到了自己的周围。
1903年麦克唐纳—格拉斯顿协定 1903年2月，劳工代表委员会年会在纽卡斯尔召开。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著名的纽卡斯尔纲领。该纲领规定每1000名成员的会费由10先令上升到近5镑，从而筹足了一批可观的基金。该纲领还要求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执委和议会中的成员必须同自由党、保守党和其他党派断绝关系，坚决维护劳工利益。由于劳工代表委员会可以从经济上资助自己的议员，因而有效地加强了党内的纪律，使贯彻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决定有了起码的保证。1904年，职工大会主席不按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原则办事，双方发生冲突，于是贝尔裁决劳工代表委员会为会外组织，职工大会无权干涉，双方正式脱离了关系。直到此时，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地位才明确下来，并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党。这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从此劳工代表委员会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超过了职工大会。
尽管劳工代表委员会在决议中一再声称它要在两党之外奉行独立路线，现实斗争的经验却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劳工代表委员会在竞选中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向自由党和保守党同时开战；要么与其中的一方结成联盟。同时开战显然是自寻绝路。在当时的条件下，劳工代表委员会只能选择与自由党结盟以反对保守党这条路。
而在自由党方面，也急需与工党建立联盟。自1895年大选失败以来，自由党内部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1902年的教育法与张伯伦1903年开始的关税改革运动，使自由党内各派力量恢复了生机，再次抬起头来。然而，自由党要想彻底改变局面，重新执政，必须得到劳工的支持。自由党督导员、格拉斯顿的秘书杰西·赫伯特在给格拉斯顿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一点：劳工代表委员会可以直接影响上百万选民的投票，如他们不与自由党合作或者反过来对付自由党的话，自由党损失将极为惨重。但如果允许劳工代表委员会在35个选区中直接与保守党竞争，不仅将使自由党得到劳工代表委员会的选民在其余选区的支持，同时还可以替自由党节省1.5万镑经费，从保守党处赢得10个席位。他的观点得到了格拉斯顿和班纳曼的支持。
在劳工代表委员会的领导集团中，虽然哈第一直坚决反对与自由党同流合污，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客观形势。他指出，在双议席选区，“假如自由党能满足于1名候选人，而让劳工代表委员会拥有另1名候选人，这种事实本身就足以产生良好的伙伴关系。”哈第的表态是一个重要标志，它表明劳工代表委员会愿意同自由党合作。于是，麦克唐纳在哈第的默许下开始与杰西·赫伯特接触，提出了包括双方合作范围和程度的建议，共分3个部分。1.自由党在14个单议席选区不提名，在11个双议席选区只提1名候选人；2.劳工代表委员会希望争取到除此之外的16个单议席选区和1个双议席选区的提名；3.另外9个单议席选区和1个双议席选区的名额安排由双方商讨解决。在所有这些选区中，自由党已经提名候选人的只有两名，而在与劳工代表委员会商讨的52个选区中，赫伯特难以控制的只有16个，因此协议不难达成。麦克唐纳虽然与赫伯特有过好几次接触，但由于担心劳工代表委员会中“不与自由党妥协”的人的反对，迟迟没有拍板。
伍尔威齐事件加快了双方合作的步伐。当地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威尔克鲁克在补选中由于得到自由党的支持而战胜了势力强大的保守党。这个事件表明，如果自由党候选人得不到劳工的支持就无法取胜；同样，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如遭到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夹击也无法取胜。因此，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
随着1903年9月大选的到来，两党合作的事再也无法拖下去了。1903年8月7日，格拉斯顿写信给班纳曼，如与劳工代表委员会合作只会在6个选区遇到麻烦，协议不难达成，但该计划应悄悄进行，以免被公众知道引起麻烦。第二天，班纳曼写信表示同意。其结果颇富戏剧性。由于社会上流传着张伯伦即将辞职的流言，自由党似乎比劳工代表委员会更急于达成协议。
于是，赫伯特奉命去找麦克唐纳。其时麦克唐纳正因病住院，赫伯特立即赶到病房。9月6日，两位领导人在病床前会面了。
现在的问题不是要结成正式的联盟，而是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达成一项默契。劳工代表委员会希望能在30个选区内自由行动；作为回报，劳工代表委员会在任何自己有影响力的选区显示“对自由党的友谊”，自由党应支持双方内定的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协议很快达成，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这主要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工党领导人因此常常否认这个协议的存在。
协议固然对双方都有好处，但当事者谁也不会想到，这竟是这个劳工新党取代自由党的开端。对自由党来说，它节省了一笔可观的竞选经费，在很多选区由于劳工的支持而更有把握获胜。而对劳工代表委员会来说，该协议则具有根本的战略意义。一旦议会里有了足够的劳工议员，整个政治局面就会完全改观。
虽然保守党统一派政府并未在1903年垮台，从而避免了在大选中失败的危险，但麦克唐纳—格拉斯顿选举协定仍被确认，并在避免两党候选人之间的冲突中起了显著的作用，为劳工代表委员会在1906年大选中获胜奠定了基础。
1906年的胜利麦克唐纳—格拉斯顿协定为劳工代表委员会的顺利发展创造了条件，但胜利的最终获得还是要靠劳工代表委员会自身力量的壮大。这一点，哈第等人是有清醒认识的，他们从未放弃过把所有劳工力量团结在劳工代表委员会周围的努力，而英国国内的形势也有利于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
英布战争结束后，战时的短期繁荣立即消失，萧条再度袭来，失业率重又上升。这使越来越多的工会投入了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怀抱。1903年至1904年，有165个工会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到1906年为止，每年加入的工会均在158个以上。各社会主义团体也得到了发展，社会民主联盟的一些支部甚至重新提出了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的要求。尽管海德门已意识到了自己的失策，但仍一意孤行，结果社会民主联盟未能重新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不过很多联盟中最积极的活动分子如兰斯伯雷等人，却因此而脱离了联盟，加入了劳工代表委员会的阵营。
1905年3月，矿工工会与劳工代表委员会达成协议，表示愿与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互相配合，双方不互相攻击。虽然该工会仍不愿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但这无疑已是麦克唐纳所能取得的最好成果。
会员的增加也使劳工代表委员会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1905年—1906年它的基金已达1.2万镑。坚实的物质基础为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英布战争结束后，保守党政府的政策激起了人们的广泛反对。1902年的教育法虽然有利于一般的中等教育，却遭到了非国教徒的反对，1904年的执照法也同样开罪了他们。自由党虽然也投票支持这些法令，此时却乐得充当好人。而工会又坚决反对任何关税，使得这届政府几乎不能办好任何一件事。
1905年11月，巴尔弗辞职，自由党组成新内阁。原议会于12月20日解散， 1906年1月举行大选。
劳工代表委员会以空前的热情投入了竞选。哈第慷慨激昂地宣称，“工党”在政治领域的斗争与目前公众注视的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因为无论关税改革还是爱尔兰自治法案，都不会危及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工党政府的来临则完全不同。因此，“即将开始的大选是一场革命，它将重新改造政党并推翻现有政治信念的基础。”“受苦受难的百万众生与他们主人的决战即将到来，而他们事业进展的速度与工党在下院的奋斗精神密切相关。”麦克唐纳的才能在竞选中得到了充分发挥。他修改了工党的竞选宣言，使其更为简炼，更富煽动性。在竞选中，麦克唐纳四处奔波，传递消息，为劳工代表委员会的获胜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工作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不仅英国的劳工选民，而且爱尔兰的选民，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
大选结果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参加竞选的劳工候选人为50人，而当选者竟达29人，其中32人直接与保守党对垒。矿工泰勒在当选后，立即宣布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这样，劳工代表委员会在议会中的成员已达30名。劳工代表委员会在大选中争取到了50个选区内大约30万张选票，占这些选区总票数的37%。这充分显示了它的实力。现在，他们已不是自由党的小伙计，而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了。劳工代表委员会的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当新的议会召开时，他们毫不迟疑地坐到了反对党的位置上，并选举哈第为新成立的议会党团主席，正式把劳工代表委员会更名为“工党”。
至此，工党度过了它最艰难的岁月。议会党团的成立标志着它已成为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劳工代表委员会正式更名为工党和工党议会党团的成立是工党史上光辉的一页，它表明这个新生的组织终于在英国的政治风浪中站稳了脚跟。经过多年的努力，劳工运动的主流最终转向了联合的、直接的政治行动。工人阶级的候选人不得不在选区内寻找自由党甚至保守党支持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