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团主义的兴起工党在政府中的困境引起了广大群众对工党领导的不满。工人们认为我们出钱支持你们，你们就得替我们办事。这种不满导致了英国工人运动向着两个方向发展。首先是工会再次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直接同雇主展开斗争。
在此基础上，工团主义运动重新高涨。工团主义者试图建立一个以工会为基础的社会，由各个工会负责管理自己的企业。
除了群众对工党领导软弱无能的不满外，工团主义的复兴还有以下一些因素：首先，自由党政府局部的、不彻底的社会改革并没有满足全体工人阶级的愿望。对大多数工会成员来说，“国民保险法”不仅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反而增加了他们的不满，因为他们认为全部社会改革的钱都应由国库支出，而不应从工人的钱包里掏出。其次，虽然工会一直为增进自己的福利而斗争，但他们所理解的“福利”与学者们所理解的福利有天壤之别。在他们看来，他们举行罢工的能力以及以此相威胁的力量是比政府的社会政策更重要的“福利”，是维护真正的工人阶级福利的基础，凭借它可以在劳资争端中获得更高的工资，这显然超过了政府赐与的任何“福利”。第三，社会经济环境也有利于工团主义的兴起。本世纪初，英国大量资本输出，而国内工业投资却显得相对不足，由此而造成的通货膨胀使工人的实际工资迅速下降，这又反过来促使工人要求控制生活费的上涨。在此期间，工人的内部构成也发生了变化，技术工人中的“工人贵族”依然存在，他们的工资一般是非技术工人的3倍，不过，他们相对于一般工人的特权地位正在受到威胁。
从20世纪初开始，新机器与新技术的出现使技术与非技术工人之间的传统差别逐渐消失。工会内部这种差别的消失有利于工会斗争目标的统一。第四，工会的实力比以往更为雄厚。除了1906年工会法恢复了工会的合法权利外，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促进了工会的发展。例如自由党现在比以往更积极地拉拢工会。在对待“国民保险法”的态度上，工会与自由党政府是不一致的，因为工会不希望自己的福利被国家的正式制度取代。劳合-乔治意识到这一点后，明智地决定不削弱工会的作用，而将其作为新的社会政策的执行机构。
其结果是“核准的团体”——工会的成员迅速增加。1911年职工大会的成员为166.1万人，仅比1901年增加了1/10，但1913年职工大会的人数已增至 268.2万人。也就是说，工会在获得“核准的团体”身份后的两年内，其成员就增加了60%，而到1914年，其成员已达到414.5万人。毫无疑问，工会人数在1911年—1914年的激增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工会的互助性质的结构被纳入了国家的健康与失业保险计划，加入一个可靠的社会福利组织总比孤立无援好。
工会力量的强大与议会党团力量的虚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既然不能指望从议会中获取自己希望的东西，那么，只好靠自己去争取了，这就是工会的结论。在这一阶段，工会最直接的目标是控制物价，提高工资。从1902年到1908年间，生活费用上涨了4%，而从1909年到1913年，则上涨了9%。
生活费用的持续上涨迫使工会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的罢工占罢工总数的 58.5%。工会的行动第一个对雇主提出挑战的是混合铁路职工协会。该协会在塔夫河谷案中受到的打击最大，1906年后依然受到雇主的蔑视，雇主拒不承认它为铁路职工谈判的代表，于是该协会书记贝尔在1907年发起要求全国的铁路公司与铁路工人增加有关工资问题的谈判。除东北铁路公司外，其余的铁路公司都拒绝了这一建议，于是该协会进行投票，决定举行总罢工。
铁路工会的行动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惊慌，全国性的铁路大罢工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当时担任贸易大臣的劳合-乔治竭力想阻止罢工的发生。在他的调停下，争执双方与政府代表一起正式达成协议。协议规定，每个铁路公司设立调解委员会，其成员由三方代表组成。于是，铁路工会在没有举行总罢工的情况下获得了自己所要求的东西。
然而，矿工的斗争却不容易平息。1909年颁布的矿工八小时工作制虽然是一种进步，但它并未缩短矿工的实际工作时间，因为矿主不把矿工上下井的时间包括在8小时内。1910年，德哈姆与诺森伯兰的矿工举行了为期3个月的罢工。同年，南威尔士的矿工也举行了罢工。坎布里安企业联盟的矿工由于在矿坑内艰苦地段工作的工人报酬太低而发动罢工。他们拒绝了调解委员会给他们规定的工资，罢工坚持了10个月之久。汤姆·曼恩在这次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这次罢工标志着工团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兴起。
工团主义在英国发展受到美国与法国的影响，汤姆·曼恩是传播新思想的使者。他到过法国，吸收了那里的经验，回国后立即在很多行业建立“合并委员会”，鼓吹按工业部门建立工会。1910年10月，他的努力得到了部分报偿，一个跨行业的全国运输工人联合会宣告成立，其中不仅有铁路工人，而且也包括码头工人和海员。然而，曼恩最大的功绩是1910年11月在曼彻斯特建立了工业工团主义者教育团。这个团体在他的带领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工团主义运动，其口号是“教育，鼓动，组织，控制”。从1911年开始，群众性的罢工浪潮席卷了全国，迫使英国政府动用大量军队和警察，结果加剧了双方的冲突，并在利物浦等地的罢工中造成了伤亡。
罢工者不仅仇视政府和老板，而且痛恨工会领导官员的无能。因此，汤姆·曼恩等人的工团主义主张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
从长远来看，工团主义在理论上对工党的挑战所产生的影响比运动本身要深远得多。它认为工会并不仅仅是福利组织和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也应成为集体主义的，无须政府干预的工业社会的核心。汤姆·曼恩认为，除非工人自己意识到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而受苦的根源是由于经济的被奴役，否则根本不可能获得经济上的自由。因此，工人必须在生产上组织起来。在未来的生产中，不需要政府与资本家在中间发挥任何作用，应该由工会管理一切。这样，工党为之奋斗的目标以及工党本身的存在也就成了问题。这是一种真正的威胁。
很明显，工团主义与原有的工联主义者有着本质的联系，但它把工会与罢工的作用推到了一个极端，认为与经济斗争相比一切政治斗争都是第二位的，并且经济斗争为政治家从事他们本来无法从事的事提供了机会。换言之，工党必须服从工会，并完全按工会的意志办事，而不是与之相反。
工党领导人起初并未意识到工团主义的挑战，哈第等人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工会的罢工斗争。当他们意识到工团主义的威胁后，他们便试图把工团主义纳入工党原来的思想轨道，即承认工会应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除了传统的功能外，工会还应参与生产的管理。这一工作主要是由韦伯夫妇完成的。这是工团主义在工党发展史上留下的思想烙印。
在战前的几年，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工团主义发展到了它的极盛时期。
然而正是在这种极盛的表象之下，工团主义逐渐走向了衰落，因为它始终未能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在1912年全国职工大会上，很多工会领导人发言激烈反对工团主义，结果通过了反对工团主义的决议。工团主义的命运就这样被工会本身决定了，在随后的年代里它一直半死不活。工团主义在组织上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是铁路、运输和矿工工会组织的“三角同盟”。但这一组织的3个总工会仍然各自保持独立，所以“合并”运动仍未取得预想的效果。
尽管如此，三个大工会在战前的行动却表明，它们的行动是有力的，并且能在罢工中对政府施加压力，从而获得更有利的解决方案。这为以后工会斗争的联合行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
基尔特社会主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起源于彭提的理论。彭提被工业资本主义的丑恶所震惊，认为这种制度破坏了中世纪行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使人类陷入了一种道德败坏的危机中。他最初加入费边社，但在20世纪初，他却认为费边社与独立工党所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工业主义根本罪恶的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因此，他提出按中世纪行会的模式来解决工业社会的矛盾，即工业不应由金融家而应由技术工人组成的行会来进行控制。霍布森深受彭提思想的影响，从而成为基尔特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但他反对彭提的中世纪主义，认为不是工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才是人类自身完善的敌人。在工资制度下，工人仅仅是商品，完全丧失了人的价值。然而他却认为工党夺取政权的企图是可笑的，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只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名称。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照样受到政府的剥削。只有废除工资制度，才能使工人得到彻底解放。他提出由工会垄断劳动力市场，迫使资本家按公平价格付钱给工会，然后工会再在自己的成员中进行分配。这样，工会就能逐步发展自己的势力，控制工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基尔特。这种基尔特既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又可保证他们不再受他人的剥削。政府在基尔特社会中只应成为各种纠纷的仲裁者，它应远离经济事务，把自己的职责限制在对外政策、防卫与立法等事务上。彭提和霍布森都否定国家和政党的作用，这对工党显然不利。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柯尔在吸收霍布森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基尔特社会主义。柯尔同意霍布森现代基尔特主义的观点，但他反对工团主义“消灭雇主”
和推翻民主政体的主张。他认为现存民主政体确有毛病，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因此必须加以改进，以一种“功能民主”取代政治民主。所谓“功能民主”，柯尔的解释是这样的：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他的意愿是不可能为另一个人所代表的，一个人有各方面的要求，应按这些要求的功能投票选举代表，一个人有多少功能就应有多少选票，这样就能充分满足每个人各方面的要求。这就是柯尔的“全面民主”，而“真正的民主代表是功能代表。”与他的先驱不同，柯尔并不反对工党。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未能吸引工人阶级恰好证明了工党存在对社会主义者的必要性。假如把工党中的非社会主义因素去掉，那么作为一个正在争取执政的党，它完全有可能成为改造社会的主力军。与工团主义者相反，柯尔认为国家在帮助工人摆脱资本剥削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工会所在的行业毕竟过于狭窄，只有代表整个社会的国家，才具有结束资本所有制的能力。在转变国家作用的过程中，工党在全民同意的前提下，具有合法地把资本转移给工人的能力。国家社会主义是将所有权转给基尔特控制的必要步骤，所以国家社会主义毕竟胜于国家资本主义。工党领导人及时地抓住柯尔思想中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并将其纳入自己的体系。
从整个工党的发展进程看，基尔特社会主义存在时间很短，但它包含的阶级合作思想却在以后的年代里以各种形式出现。
诚然，工团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是对工党领导在议会中无所作为的一种挑战和反映，但它们的传播却极大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接二连三的罢工，三角同盟的成立，以及各工会的联合行动等，无疑在客观上加强了工党在议会中讨价还价的地位。因此，总的来说，工党领导对它们持欢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