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核心的形成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突然宣布与自由党彻底分手，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参加1918年大选并取得成功时，英国的政坛人物莫不为此感到震惊。但是只要仔细考察工党的发展史就可知道，战后工党的成功决非一蹴而就，它的成功在于它在战前所取得的一些进展：领导层的相对稳定，政策的连续性，组织的严密与牢固。其中最重要的在于最后一条。工党在组织上 （必然由此导致思想上）与自由党完全分离，并从上到下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组织体系。可以说，当战前的工党不得不暂时在同一部政治马车上委屈地充当自由党的小伙计时，它已经逐步地丰满了自己的羽翼，并做好了心理与实力上的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把自由党挤下这部马车。因此，在这一节中，我们主要考察战前工党在各种挑战和不利的环境下，怎样巩固自己的阵地，并为下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在1922年以前，工党还是一个议会外的党。1910年大选后，作为工党主要决策机构的全国执行委员会由16名成员组成，除3名社会主义团体成员外，其余均来自各工会和各业理事会。麦克唐纳主持工党的日常工作，而韩德逊（1911年后接替麦克唐纳为工党书记）则掌握着工会。
工党组织的发展从1906年到1914年，尽管工党遇到很多麻烦，但麦克唐纳等人仍坚定不移地执行着自己的组织发展政策。从1906年开始，工党就着手建设自己的地方组织，因为几乎所有工党的工作都由这些地方组织负担。工党的基层组织是选区工党，选区工党按选区建立，由当地的工会、各社会主义团体按一定比例派出代表组成。其日常工作主要是登记工党候选人名单、起草竞选方案、召集选区工党会议、监督宣传品的分配等。选区工党书记定期向麦克唐纳等人汇报工作，以便与中央的意图保持协调，如果选区工党得到当地工会与社会主义团体的完全支持，它就可成为“标准党”。“标准党”与其余选区工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每一个成员都缴纳费用。大部分选区工党处于一种自由散漫的状态，因此很难有理想的效率。不过，在奥斯本案发生后，这种松散的状态反而有利于工党的生存与发展。
1910年两次大选的结果令人失望。尽管工党为这两次大选支出的经费超过了1906年（两次竞选的费用分别为68，986镑和41，306镑），但工党议员的总数却减少到42名。而且，即使这样，也还是自由党与工党保持1903年默契的结果。因此，在1910年的两次大选后，工党面临着一系列迫切任务：必须使工党的基层组织更加正规和健全；加入工党的组织必须承担更多的政治责任，而不能仅仅把自己的行动局限于自己的“工业”利益；必须更加紧密地依靠和团结工会来从事工党的工作。能否完成这些任务是工党生存的关键。
工党在1910年两次大选的失利与奥斯本案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工会不愿把更多的钱无谓地扔进投票箱中。工党由此在财政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1910年—1915年其直接损失估计至少达2万镑。很多工党的地方机构也和中央组织一样受到了打击。由于奥斯本案的影响，工党的成员在1910年— 1913年几乎没有增加。同时，在1913年新的工会法公布之前，工会也把它们提供给工党的经费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准上。
不过，工党经受住了奥斯本案的打击。它缩减了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尽可能地避免自己内部的分歧，并且由自愿人员组成的工党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履行着工党基层组织的基本职能，这种种因素终于使工党度过了难关。
与此同时，总部（即全国执委的秘书班子）积极参与工党地方组织的活动，力图使工党的地方组织健全起来。
1911年，韩德逊担任总部书记。他使工党的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麦克唐纳担任书记期间，由于工作粗暴而与许多基层组织关系不好。而来自工会的韩德逊则态度和蔼，处事稳重，精力过人，他上任后打破了麦克唐纳所造成的僵局。他是名符其实的“流动书记”，在战前的几年中，他大部分时间在各地奔波，从事基层组织的工作。由于他的努力，地方工党的代表机构得到了迅速发展。以前一些工会，尤其是矿工工会，不愿工党在本地建立机构，唯恐危及自身的利益，但在1912年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同年 10月，矿工工会决定支持工党在所有选区的活动，坚冰终于打破了。为了支持地方工党的发展，韩德逊同意给由选举产生的工党干部以工资总额25%左右的补贴，在较大的工党地方机构设置一名专职工作人员，但麦克唐纳强调专职人员的选择和任命必须由工党总部同意。1912年工党大会通过了给地方机构提供补助的决定。申请补助的地方机构必须向总部汇报有关它的组织和它的活动的一切细节。由于总部的支持，工党各区的专职人员由 1912年的17名增加到1918年的80名。专职人员的增加，对工党组织的健全有着积极的意义。
工党内部权力的转移工党基层组织的发展也牵涉到另一种微妙的权力转移。在1918年甚至稍后的一段时期，工党的基层组织，不管以什么名称出现，其基础都是各业理事会。随着形势的发展，总部认为有必要使这些组织正式成为工党的基层组织。虽然1911年年会多少给了工党总部一些处理地方机构的自主权，但总部一直没有充分行使这种权力，因为地方各种力量的平衡关系使总部几乎不可能行使权力。在伦敦与纽卡斯尔等地，各业理事会原是那些地区劳工力量的唯一代表，而现在工党要从政治上将其纳入自己的轨道，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它们的反对，任何权力的移交都必然会产生痛苦。伦敦的各业理事会为了它们失去的特权，不仅公开表示它们对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敌意，而且长期拒绝向伦敦工党提供应交纳的经费。纽卡斯尔的各业理事会甚至在1913年11月决定退出工党。其它地区情况稍好一些，各业理事会决定向总部投降。但各地的权力移交并不顺利，总部虽然发布了许多指示，但这种转移多半落实在纸上，而不是行动上。真正的权力移交直到1918年后才确定下来。因此，在 1914年前，工党实行了一种妥协性的政策，让各业理事会分享了很多理应属于各地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权力，条件是它们必须严肃地承担自己的政治责任。
工党与自由党的关系工党在发展和巩固自己基层组织的同时，积极扩展自己在各选区的力量，准备选出更多的议员。但是，工党的这种企图必然要与自由党发生冲突，因为两党都在大体相同的区域进行竞选。这就决定了工党除非与自由党和自由主义为敌，并牺牲自由党的利益，否则它根本不可能不受限制地发展。
如果说1906年前工党采取与自由党合作的策略是必要的话，那么1906年后整个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工党方面，尽管许多议员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当选与和自由党的默契有关，但他们既然宣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就不能与自由党过于亲密，有些议员甚至完全否认麦克唐纳—格拉斯顿协议。这样，工党议员不管其政治观点如何，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与自由党的合作是暂时的，彻底分手只是时间问题。另一方面，自由党出于本能，决不会让这个劳工党发展壮大以至危及自己的地位，因此总是抓住机会对劳工议员进行限制或打击。这一点在1910年的两次大选中已经十分明显。尽管韩德逊与麦克唐纳一再表示愿与自由党继续保持默契，以避免在大选中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自由党的态度却非常明确：“它决不会同意工党的任何扩张行为。”自由党的首脑之一皮斯在给阿兰爵士的信中写道：“正确的原则”应该是自由党“尊重上次大选中工党代表所取得的席位，而工党组织也应尊重其他候选人或其他劳工代表在1906年以自由党身份所取得的议席。”他认为，假如劳工满足于他们目前的议席，“从长远来看他们肯定不会受到损害。”但是，“如果工党坚持进攻性的态度，它不可能指望自由主义官员会对自己不被提名无动于衷。”虽然在1910年的两次大选中，双方从各自的实际利益出发，都没有立即破坏麦克唐纳—格拉斯顿协定，但形势表明，在1910年后要保持这种联盟关系已越来越困难。
1910年后，双方在补选中开始了一场时起时伏的争夺战。1912年6月矿工联合会主席爱德华兹去世后，他所留下的议席空缺本应由工党候选人填补，但自由党却宣布要得到这个席位。尽管自由党总部权衡利弊决定避免矛盾激化，但自由党的基层组织已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马恩怀特。当地的工党组织也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芬恩，于是揭开了两党争夺战的序幕。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党总部只好顺水推舟，它号召本党党员忠于自己的组织，宣称， “战斗必须进行。”“战斗”的结果是自由党如愿以偿地从工党手中夺去了这个议席。同样的冲突也发生在克鲁。就在同一个月，该选区的自由党议员去世，虽然按默契工党不应染指，但工党决定争夺，这一决定明显带着报复的含意，因而使得这次补选充满了火药味。《时代周刊》预言“我们将会看到（自由党—工党）联盟的终结。”选举的结果是两败俱伤，该议席被保守党夺了过去。补选争夺战的失败成为工党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因为它致命地打击了全国性的自由劳工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麦克唐纳和韩德逊希望基层组织停止对抗行动，以免保守党从中渔利，但基层与总部在这一点上产生了重大分歧。在1913年的两次补选中，工党基层组织都没有盲从总部的意见。这表明，工党与自由党哪怕仅是表面的联盟也很难维持下去了。
从1910年到1914年，工党在基层组织的压力下参加了12次补选。在这些补选中，工党不仅一无所得，而且还丧失了自己原有的4个议席（2席为自由党所得，2席为保守党所得），但工党在战斗中获得了比以前更多的选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