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弗内阁（1902年—1905年）维多利亚时代的结束和爱德华时代的开始不是由爱德华二世，而是由保守党首相巴尔弗的上台作为标志的。诚然，这个时代不能与维多利亚时代相提并论，但它却是英国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本来张伯伦在布尔战争期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声望日增，由他出任首相似乎理所当然。然而，一次偶然的事件却改变了他的命运，在一次乘车时，张伯伦受了重伤。于是，巴尔弗接替了首相职务。自由党的危机与巴尔弗内阁巴尔弗一上台就面临着两项困难的任务——颁布新的教育法和采取关税保护政策。这是上一届政府留下的遗产，正是这两份遗产导致了保守党统一政府的垮台。
与此同时，处于反对党地位的自由党也面临着可怕的危机。要将自由帝国主义者、温和主义者和新布尔派联合在一个旗帜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新布尔派以劳合-乔治为首，他们在布尔战争期间非常活跃。当一些布尔囚徒要求参加维多利亚女王的葬礼时，支持这派观点的勇敢记者在1901年1月 26日报道：“布尔是一个勇敢而有骑士风度的民族，对他们而言，战争是一种巨大的不幸。”该报的观点得到很多自由党人的支持，它对自由党，尤其是右翼的复兴起了某种先锋作用。
新布尔派甚至逐渐俘虏了坎贝尔-班纳曼。作为自由党领袖，在战争开始时，他曾坚持保持中立，以维护党内的团结。6月14日，在伦敦的一次政治午宴上，他宣称对布尔人农庄的毁灭和实行集中营制度是“野蛮的方式”。
他的表态不仅遭到了保守党报纸的猛烈攻击，而且在党内也引起了危机。6月17日，他放弃了以前的中立，公开支持劳合-乔治的动议，即在会上讨论自南非归来的记者霍布豪斯的报告。结果受到自由帝国主义者和保守党的强烈反对，导致了自由党的分裂，有50名自由党议员放弃了投票。于是，自由党各派举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宴会，纷纷阐述自己的观点，以求得到党内多数的支持。一向以党的领袖自居的阿斯奎斯也宣称，坎贝尔-班纳曼的话不代表自由帝国主义派的意见。
在党内强大的压力下，坎贝尔-班纳曼只好摊牌。7月9日，他在自由党议会党团的全体成员大会上提出了他是否合适继任领袖的问题。出乎意料之外，他竟然获得了全体一致的信任票。阿斯奎斯在随后的政治宴会上，也缓和了口气，认为自由党应把帝国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
自由帝国主义的代表兰斯伯雷看到自由党内的团结已不可能，遂宣称将退出党的政治活动。作为一名前首相，他具有很大的影响，韦伯夫妇甚至也希望他来领导“进步的自由主义者”，把自由党从格拉斯顿主义下解放出来，提高“国民效率”，并把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糅合在一起。但是，这样做势必引起自由党的进一步分裂，兰斯伯雷不愿走到这一步，于是自动退出了这一场纷争。尽管如此，仍未解决自由党领导层内部的分歧，直至布尔战争结束，自由党内部的不和谐依然存在。
然而，自由党本身未能完成的任务，却由保守党替它完成了。保守党在 1902年—1903年的行动，决定性地改变了自由党未来的命运。可以说，正是保守党的一系列政策，使得自由党重新联合起来，并为1906年自由党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1902年的教育法与关税改革运动保守党政策的变化可以追溯到索尔兹伯里内阁。布尔战争尚未结束时这种政策就已初露端倪。首先是教育法遭到了所有在野党的反对。接着，1902年5月，财政大臣提议，为了弥补战争的额外支出，必须对小麦和面粉征收少量的进口税。这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对。人们对反谷物法的斗争尚未淡忘，这个问题居然又老调重弹。 1902年的教育法促进了教育的发展，然而推行这一教育法的保守党却蒙受了莫名其妙的损失。它在议会中遭非议甚多，结果自由党在反教育法的斗争中团结了起来，并且在民意测验中的地位也有所上升。1903年，自由党在 7次补选中得票率增加了37%。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1870年以来的教育概况作一回顾。在1870年前，传统的公立学校，对学校的捐助主要由国教徒进行。1870年教育法颁布后，非国教徒把持了新成立的教育委员会。
而随后发展起来的工业学校，则主要由郡议会把持。由于多头控制，各自为政，一方面造成了经费来源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中等教育的发展。于是，1902年的教育法取消了2568个学校委员会，由郡议会统一负责中等教育事务，由328个地方教育机构负责14，238个捐助学校的有关事务，这些学校不再直接从白厅得到补助。学校也可以接受宗教组织的资助。然而，在下院辩论时，这一问题遇到了麻烦。国教徒和天主教徒支持议案，因为议案实际上把他们的学校从经济窘迫中解救出来。非国教徒则反对这一议案。他们本来幸灾乐祸地看着教会学校的破产，而现在他们看见的却是这些教会学校由于地方税的支持而得到了拯救。劳合-乔治抓住时机对议案进行攻击。
非国教徒对议案的愤慨和反对导致了自由党的重新团结。该教育法的一个重要之处在于它把中等教育由宗教和世俗共管完全转为由国家统一管理。
教育法的通过一方面使自由党在反对教育法的立场上重新统一，另一方面也给自己内部造成了分裂。张伯伦拚命从政治和宗教角度反对教育法。在这一企图失败后，他又转向了关税改革。他狂热地支持征收谷物税，这与1903年4月23日内阁预算案提出的自由贸易主张发生了矛盾，因此遭到巴尔弗的坚决反对。而张伯伦也不愿妥协，他已66岁，实施他政治意愿的机会已不多了。交战的结果原预算案获得通过，但其代价是保守统一党的分裂。
尽管巴尔弗和张伯伦发生了分歧，但两人都不愿最后摊牌，而希望由大选来裁决。8月5日巴尔弗获得了保守党多数对他政策的支持，重新巩固了自己的阵地，于是一场危机顺利度过。
巴尔弗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并原则上接受了张伯伦的观点，但这引起了里舍与雷沃里舍斯的反对。巴尔弗只得转告张伯伦，目前由政府讨论食品税是不合适的，但张伯伦以辞职作为回答。9月17日，他要求辞职的信公布后，引起了公众的极大震惊。张伯伦认为改变贸易政策将会加强英帝国的地位。他研究了美德两国的贸易，认为这两国在1870年后贸易增长一直超过英国是因为他们采取了保护关税政策，而英国死死抱住自由贸易政策不放，结果吃了大亏。于是，他毅然退出了政府并成立了关税改革同盟。这次关税改革运动提出了以下一些纲领：对外来食品征收低关税，以鼓励从殖民地进口食品；对机械产品征收10%的关税，以减少国外产品的竞争力，扩大英国的工业，增加就业；为了防止生活费用上涨，尽量减少对糖茶以及诸如此类的产品的征税。张伯伦认为这些措施将会促使殖民地进口英国的产品，从而增加英国的出口能力，弥补美德两国多年来采取保护政策给英国造成的损失。
张伯伦的观点得到了部分保守党人的支持。但是，张伯伦离开政府和组织关税改革同盟，并未能迫使巴尔弗辞职。他极力在两派之间维持一种平衡，这样终于把政府维持了下来。
巴尔弗被迫辞职与保守党的失势但是，这种平衡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南非的中国劳工问题再一次使巴尔弗处于窘境。为了防止给本国失业大军造成压力，英国发布了限制外国劳工入境的法令，但驻南非的英国高级官员却同意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招募华工开采金矿。这立即使舆论大哗。反对奴役外国劳工成了反对党反对政府的有力口号。实际上，当中国劳工进入南非时，巴尔弗政府并不知道这些劳工已签了用工作支付旅费的契约。至1905年10月，在南非的中国华工已达4.7万人。从经济角度看，这种做法未尝不是成功的，但在道德上显然不可取，政治上则是一个失策。尽管巴尔弗的外交政策取得了成功，但到1905年秋天，他在内政问题上已一筹莫展。教育法、关税改革、中国劳工以及一些议会议事的纠纷，都一齐向他袭来。在内政问题上的束手无策，使选民对他失去了信心。
然而，迫使巴尔弗辞职的最主要的压力还是来自党内。张伯伦的主张得到了保守党许多基层组织的支持，加深了保守党的分裂。1905年11月，在纽卡斯尔召开的保守统一党党员会议上，张伯伦促使大会通过了一项支持他的观点的决议。这无异对巴尔弗极为不利，因为他刚发誓要重整党的团结。
不久，张伯伦又要求全党接受他的保护关税政策。就连保守党的杂志也认为这构成了“党的危机”。自由党的报纸《每日新闻》也预言，“如同张伯伦对格拉斯顿先生的背叛行为一样，他现在也会对巴尔弗先生采取同样的行动。”后来证明，张伯伦的确希望政府垮台，使之处于反对党的地位，以便接受他的政策。在内外压力下，巴尔弗不得不最后摊牌。他不是像张伯伦所希望的那样解散议会，而是直接向国王提出辞职，这同1873年格拉斯顿反对狄斯雷利时完全一样。而一些自由党人也提醒坎贝尔-班纳曼，像狄斯雷利那样拒绝接受首相职位。但是坎贝尔-班纳曼正确判断了形势，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不可丧失，于是同意组成政府，并立即在1906年1月举行大选。但是，保守党的两次失策，并没有导致自由党彻底解决其内部的分歧，在爱尔兰问题上尤其如此。在临近大选的形势下，自由党必须在爱尔兰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1905年11月23日班纳曼谨慎地宣布对爱尔兰问题表示同情，但认为爱尔兰应先组成自己的政府，然后再谈自治问题。这个原则基本上为党内各阶层所接受。大选持续了两个星期，结果保守党遭到了惨败，自由贸易者获得了胜利。
自由党获399席，爱尔兰统一党获83席，工党获29席，而保守党仅获151席。这样的结果不仅使保守党和自由党感到吃惊，工党也同样感到吃惊。自由党内的格拉斯顿派、自由帝国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汇集在一起，团结一致地投入大选，这是自由党获胜的主要原因。在1895年和1900年两次大选中，很多工人阶级成员将选票投给保守党。多年来，自由党一直在努力改变这种局面。与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合作使自由党如愿以偿。这次选举对张伯伦是灾难性的打击。虽然他仍当选为议员，但是，他的政治生涯却到此为止。一方面，他的政治主张受挫，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中风损伤了他的健康。尽管他到1914年才去世，但在1906年他的政治生命确已完结。
1906年大选被史学家公认为英国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3次选举之一，另外两次为1832年与1945年的选举。选举的结果使工人阶级获得了胜利，同时也使工党和自由党获得了胜利。它是英国政治民主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结束了几个世纪以来下院基本由“土地利益”集团成员控制的局面。新议会召开时，几乎有一半的成员是新当选的。尽管在政府的高级官员中仍可发现“乡村绅士”的影子，然而，他们已不再是下院中的主导力量。改革后的下院广泛地反映了英国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的利益，尤其是商业、法律、金融、记者和劳工的利益。下院已不再是“欧洲第一俱乐部”，燕尾服和高礼帽也不再为某些人所垄断。最重要的是内阁中出现了第一位劳工大臣——约翰·伯恩斯，虽然他本人不是真正的劳工。
下院之所以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其原因是选民的阶级构成发生了变化。1867年和1884年两次改革之后，新选民逐渐成熟起来，并发挥自己的作用。工人阶级之所以支持自由党，除了1903年的默契和反对所得税之外，还因为巴尔弗很少过问社会改革问题和拒绝改变塔夫河谷案判决。因此，自由党要长期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就必须承担起社会改革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