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自由党的这届政府被历史学家认为是英国本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有力的政府。该政府组成后不久，立即把新自由主义原则提上了议事日程。
由于英国世界工场地位的丧失，旧自由主义已不能适应新的国情，19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随着新思潮的冲击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一种新的理论——新自由主义，逐渐在自由党内占了上风。
坎贝尔-班纳曼内阁（1906年—1908年）尽管自由党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已做好了社会改革的准备，然而事实证明坎贝尔-班纳曼并不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合适人选。他没有固定的政治目标，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改革家。他几乎不给内阁以任何直接的指示，也很少过问各部的工作。因此，他的实际领导作用是很有限的，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能把各派力量都团结到自己的周围。
内阁中真正重要的人物是阿斯奎斯。作为财政大臣、非国教徒和中产阶级成员，他责无旁贷地充当党内温和派的代表。有关财政改革和预算案的辩论给了他在下院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他在那里开始成为政府的主要发言人。劳合-乔治在财政部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其声望与日俱增。总的来说，在自由党新政府中，激进分子占了多数，他们对决定英国的未来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人中（包括首相）绝大部分与旧贵族无直接联系。
在保守党方面，虽然遭到了沉重打击，然而并未瘫痪，巴尔弗及其主要领导人都在新政府中占了一席之地。至于张伯伦虽然也当选，但这并不能掩饰他在政治上的失败。就他的实践而言，他几乎是一位好斗的、但又非建设性的政治家，他给保守党和自由党带来了灾难，在两党内部引起了分裂。假如他不反对格拉斯顿，英国有可能早20年实行社会改革，那么工党或许不会产生，而英国的政治格局也将会完全不同。就这点而言，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大名鼎鼎的劳合-乔治。但是，由于保守党在下院处于少数派的地位，不可能对自由党的政策提出挑战，所以只好利用上院的多数对自由党的社会改革进行阻挠。这是一种最危险的策略，它为1909年的宪政危机埋下了伏笔，并彻底改变了两院关系。
上院反对自由党的许多立法，如1902年的教育法和停止复数投票法，但接受了工会纷争法。工会纷争法是自由党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自由党实际上并不愿意同工人阶级疏远关系。在这一范围之外，两党都避免提出更激进的社会民主要求。但是，上院否决教育法导致自由党内出现要求根本改变两院关系的潮流。在1907年的议会开幕式上，政府宣布了一项新的立法纲领。该纲领认为“两院的不幸区分”损害了议会制度，并暗示英王考虑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坎贝尔-班纳曼希望改变上院成员的成分，3/4的“终身贵族”由政府任命。但自由党在上院的领袖克鲁认为在未明确上院对下院的权限之前不应随便变动上院的成员，于是球又踢回了下院。坎贝尔-班纳曼主张下院拥有无限的权威。1907年6月24日，政府提出了一份要求限制上院反对或修改下院议案的权力的议案，结果引起了保守党的强烈反对。经过激烈的辩论，该议案获得通过。坎贝尔-班纳曼内阁期间，除了霍尔丹的军队法外，没有通过任何重要的立法。
阿斯奎斯政府与社会改革 1908年4月，坎贝尔-班纳曼因健康原因辞职，数月后去世。阿斯奎斯接替他担任首相，自由党的社会改革自此才正式开始。阿斯奎斯担任首相直到1916年。他虽然缺乏创造性，但他就任首相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班纳曼内阁有两位重要的人物，他们是劳合-乔治和丘吉尔。丘吉尔极力鼓吹，自由主义的原则就是对社会改革负责。他和劳合-乔治一起提出了一系列的社会立法。劳合-乔治本人几乎是“新自由主义”在阿斯奎斯政府中的人格化代表。正是他与丘吉尔的合作才使得阿斯奎斯政府执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政策。
在劳工的压力下，阿斯奎斯政府在1908年首先通过了矿工八小时工作法。1908年，又提出了养老金法案，规定免费为7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养老金，费用由国库支付。享受养老金的老人不得被剥夺任何应享有的权利。政府利用国家财政力量来建立社会福利事业，为未来的福利国家奠下了一块基石。
养老金法虽然没有根本解决工人阶级所面临的问题，然而毕竟给老年无生活来源的工人一线希望的曙光。因此，它的进步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1909年的人民预算案与宪法危机自由党通过了一系列社会改革立法，上院没有进行任何抵制，但在修改 1902年的教育法和酒税牌照法问题上，自由党政府却遭到了失败。这使自由党对上院日益不满，而1909年的财政预算案，终于使自由党有合适的借口向上院发起进攻。
自由党的一系列福利政策是以国库中有足够的钱来支付一切费用为前提的。但政府已有1.46亿镑的赤字，在这种情况下，要扩大海军和支出养老金，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大幅度削减开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要么开辟新税源。劳合-乔治走了后一条路。他提出的方案是：大幅度增加遗产税；对收入较高者课以附加税，对每年300镑以上的收入提高所得税率，对于每年500镑以上的收入，其超过300镑以上的部分则增收超额所得税；对烟草和烈性酒增收重税，加上原来的烟酒执照税，估计该税总额可达600万镑；对土地转手或其他原因造成的增殖部分征收20%的土地税。劳合-乔治是第一个出身贫苦的内阁大臣，对贫穷有切肤之痛，他深知满足工党要求的必要性。因此，他毫不隐晦地宣称他的预算案是一项战时预算，是筹款从事反对贫穷的战争。“让富人付钱”成为他的口号。1909年4月29日，他正式向下院提出他的财政预算案。
该预算案提出后，经过短暂的沉默，风暴出现了，尤其是征收土地税，引起了传统的上流社会的强烈反对。自由党报纸把这称之为“人民预算案”，而保守党则把他称之为“革命与社会主义的预算案”。不过，自由党中许多家境不错的成员尤其是商业阶层也反对预算案，这显然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但是，经过劳合-乔治和丘吉尔等人的努力，1909年11月4日，“人民预算案”终于在下院以371票对149票得以通过。尽管这个预算案暗示它可能成为一件阶级战争的武器，然而它实际上远未达到如此程度。不过，保守党还是决定加以反抗，并且有迹象表明保守党准备利用上院的多数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提了出来，如果上院违反惯例，反对下院通过的财政议案怎么办？自由党领导人，尤其是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急于和上院摊牌，巴不得上院反对，以便就此对上院进行反击。他们一再强调下院的权威。丘吉尔认为上院不仅是反对下院的某项立法，而是要控制全国财政。劳合-乔治甚至宣称：如上院拒绝议案，那无异于颁布了一道人民革命的命令。自由党咄咄逼人的行动迫使保守党作出反应。但如何对待“人民预算案”，保守党内部并不一致。以鲍尔温为首的温和派主张不要反对，以免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大部分保守党人则坚决主张反对，因为这些措施极大地侵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兰斯多恩认为此事应由全体国民来仲裁，上院不宜轻易退让。10月30日，上院以350票对75票否决了“人民预算案”。12月2日，阿斯奎斯设法在下院通过了一个议案，宣称上院的行动是一种“违宪和篡夺下院权利的行为”。于是，议会被解散，1910年1月举行了大选。然而，要一般的百姓来关心上院在宪法结构中的位置未免过于天真。因此，自由党政府在这次行动中的战绩平平，仅以一席之差险胜保守党。自由党获得 274票，保守党获273票，爱尔兰自治党获82票，工党获40票。这种结局使保守党和自由党非常失望，工党也不例外。唯一高兴的是爱尔兰人，他们现在终于掌握着平衡议会的砝码了。尽管如此，上院最终还是通过了议案。然而，自由党一发不可收，他们决心对上院穷追猛打。摆在阿斯奎斯面前有两大任务：一是摧毁上院对下院议案的否决权；二是使爱尔兰获得自治权。但是，要遏制上院，必须获得国王的支持，要求国王允诺加封足够的自由党上议院议员。而爱德华七世并不愿这样干，他希望能有一种较为和谐的解决办法。1910年3月，阿斯奎斯提出了新的议会法，其基本内容为：财政议案在下院送到上院1月后即自动成为法律；上院对其余议案的否决期限不得超过2年，如果某项议案已经下院三次通过，即使上院不同意，自动成为法律；议会的期限由7年减为5年。 4月，该议案在爱尔兰议员的支持下在下院获得通过。5月6日，爱德华七世病故，使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新英王乔治五世即位，他不喜欢上流社会的绅士，这与爱德华七世刚好相反。
由于这一变故，政党斗争被暂且放在一边。双方决定全力以赴解决上院在宪法中的地位问题。然而，因存有种种分歧，两党议员的私下接触，未能导致联合内阁的产生或与此相一致的行动。
1911年的议会法但是，两院的冲突并没有因爱德华七世的去世而有所缓和，1893年第二个爱尔兰自治案被否决后，两院冲突的祸根就已种下。当自由党在下院占多数时，上院总是想方设法拖延或阉割下院通过的议案，因此，两院的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在战幕既已拉开，而且形势对自由党有利，阿斯奎斯等人自然不肯错过机会。
虽然新国王乔治五世讨厌上流社会的人，但他并不愿加封新贵族以压制上院。阿斯奎斯以辞职相要挟。11月16日，国王只好履行加封足够多的自由党新贵族的许诺。由于爱德华七世曾要求在迫使上院就范之前必须先诉诸民意，于是11月28日议会被解散。然而，在12月举行的该年度第二次选举中，投票者比1月份明显下降。
选举结果几乎与1月份完全一样，自由党获272票，保守党获271票，爱尔兰人获84票，工党获42票。自1832年以来，自由党首次连续获得三次大选的胜利。因此，在政治上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在公众的压力下，上院问题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
1911年2月，自由党政府再次在下院提出议会法。新议会法与阿斯奎斯在1910年提出的几乎完全一样，5月下院以121票的多数通过了该议案。
与此同时，上院也在下面两个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一是与下院的关系，二是上院成员的构成。上院的保守党议员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8月9 —10日举行最后辩论。议案最终以131票对114票得以通过，这是因为15名大主教中有13名支持议案，另外尚有37名保守党贵族投了赞成票。然而新的议会法并未酿成事实上的革命。第一条规定上院对财政案的否决权不得超过一个月，事实上从未发生过。因此，人们一般认为1909年上院采取拒绝的态度是不明智的。但是从另一角度看，上院虽无权否决下院的财政提案，但实际上，1909年的财政预算案已远远超出了一般财政案的范围。
因此，上院作出否决的反应几乎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第二条规定上院搁置下院通过的议案不得超过两年，并且下院如果3次予以通过，经英王批准即可成为法律，实际上，这一条也很少被侵犯过。上院的结构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尽管如此，1911年的议会法仍然是自1832年来英国宪政史上最重大的变化。议会两院的关系首次以成文法的形式作了规定。从此以后，上院再也不能对下院的最高权威进行挑战了。1911年议会法作为选举权扩大后的必然结果，大大加快了英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战后，普选权终于得以实现。
不过，上院仍然利用自己的一点残存的权力进行反抗，使政府通过每项立法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工业竞争的日益激烈、女权运动的高涨以及1911年议会法所必然带来的爱尔兰自治法，使得英国国内动荡不安。
政党政治上院与下院的冲突导致了保守党的分裂，巴尔弗成为党内攻击的焦点，因为他曾主张上院通过议会法。反对者们发动了“巴尔弗必须走”的运动，迫使巴尔弗在1911年11月8日辞去保守党领袖的职务。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博纳·劳接替了他的职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这段时间，他并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按照英国政治中个人的作用往往超过党组织的作用的惯例，处于反对党的保守党当然也不会有所作为。
1911年的议会法标志着自由党激进主义的结束，造成1906年选举胜利的自由党—工党联盟开始崩溃。虽然社会政策得到了很大的改进，然而这并不能掩饰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尖锐矛盾。英国的工业优势结束，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减弱，失业率上升，工人的实际工资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劳合-乔治建立的调解委员会并不能根本扭转经济状况。因此，工党和自由党的左翼越来越激进。工团主义也开始复兴。
妇女解放运动也给自由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英国妇女解放运动由来已久。20世纪初，她们的主要目标集中在妇女选举权方面，这是妇女要求在立法、工作以及教育方面获得平等权利的一部分。1903年，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人物潘克赫斯特夫人成立了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班纳曼曾在1906年选举中向该联盟许诺，自由党获胜后将考虑妇女选举权问题，以换取他们的支持。
然而获胜后的自由党只作了一些象征性的表示。1907年，自由党政府颁布选举权法，该法令规定妇女有权参加郡、市议员选举并有资格担任郡、市议会议员等，但妇女选举权的实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仍然遥遥无期。
1910年后，由于自由党始终未履行修改1902年教育法的许诺，开始失去了中产阶级非国教徒的信任，而爱尔兰自治案的迟迟未决又使它失去了爱尔兰议员的信任和支持。这一切使自由党政府完全丧失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几乎任何一次大选都可能使政府倒台。这种状况之所以未发生，主要在于其余各党在混乱中也未能提出吸引选民的强有力纲领，并采取相应的策略。从另一角度看，它们还没有做好接替自由党政府的准备。这样，自由党政府才得以苟延残喘到大战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