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成因一六六九年十月九日于阿姆斯特丹市德·霍图恩寓所我们昨天早上安葬了伦勃朗，我永远忘不了当时的凄惨情景。月初以来从未间断的滂沱大雨已经停止，寒意袭人的浓雾给全城盖上一件阴暗凄凉的棺衣，冷清清的街道上仿佛充满一种莫可名状的碌碌无为的空虚之惑，一小群送殡的人默默无语地站立在教堂门外，等候灵枢的到来。
上星期五，伦勃朗在临终前的几小时内，在一阵昏迷状态中，曾经悄悄对我说，他希望长眠在萨斯基亚的身边。他必是忘记了早在他的续妻亨德丽吉去世时，他就把前妻萨斯基亚的墓地卖去了，那时他一贫如洗，不得不卖掉他家在老教堂里的一块地皮，给他的续妻买块墓地。我虽答应他尽力而为，但是这件事绝对办不到。这次我欺骗了他，倒也心安理得，因为这使他临终时还能深信，不久以后，一切都将如愿以偿，他的遗体将和他在青年时代钟爱的前妻的遗体合葬在一处。
出殡前两天，玛格达林娜来访。我一向对她没有好感，总觉得她这个人庸俗不堪，妒忌心重，爱哭爱闹，但是，一则为了对得起她的公公，二则由于她嫁了一个不幸的丈夫，所以我只得表示喜欢她。
她对我讲了一个头绪繁乱而冗长的故事，试图说明家里的一点零碎金子显然是她和柯奈丽雅两人的财产。她反来复去一口咬定：“我相信，公公在去世前把这笔钱动用了一部分。现在叫我们怎样过下去？我们连给孩子买点牛奶都办不到。我相信，这笔钱是公公拿去了。”她如此这般唠叨不休。
接着又是一篇冗长详细的叙述，这次无非是要说明她自己有病，不能亲自照应孩子。我叫她放心，那点钱一定会找到的，她是否仔细找过了？没有，她没有找过，但她断定，老头儿把这笔钱动用了一部分。因为一连好几个星期，他连一隔画也没卖出，只见他呆坐着出神，或者在旧铜版的背面刻些毫无意义的线条。泰塔斯去世时，他早已穷得一文不名了，因为当时是由舅父奥依林堡出钱办的丧事。玛格达林娜知道这是事实。然而老头儿竟还有钱吃饭和喝酒，特别是喝酒，他必是偷用了柯奈丽雅的一些金子。她说：“这金子有一半应该归我所有！”要叫她不谈这件事，简直办不到，所以我只好插嘴问她，教堂职员是否找她谈过举行葬礼的事。
于是她又一次嚎啕大哭。她觉得最近她受过一次奇耻大辱，简直羞得她无地自容。教堂职员本人没有来。他只派了个掘墓人来谈丧事。那人喝得醺醺大醉，而且十分粗鲁。他问玛格达林娜能拿出多少钱办丧事，她回答说，希望一切从简，花费不能超过五个吉尔德。那人听了哈哈大笑。贫民收容所里的人们办丧事也比这阔绰，然而在当时，那些从未做过什么工作，终日坐在画架前装模作样的文人雅士，究竟能有什么好下场！最后，掘墓人把她耍笑得忍无可忍，她只得呼唤住在底层的鞋匠来帮忙。鞋匠一把抓住那个无赖汉的后脑勺，将他一骨碌推到街上，这一下至少为她出了气。
我这时又问，事情是否就谈到这里搁下了，她回答说，是的；她立刻便又另我一个话题大发议论，告诉我说，自从她嫁到画家的不负责任的家庭里，一直在遭受世上的女人没有受过的折磨，她咬定这一点罗嗦个无尽无休，我觉得没有希望听到头，所以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带她上鲁辛渠畔去找西教堂的那个职员《这是我满心憎恶的一个人，但又有什么办法？尸体总不能永远阁着不埋）。我质问他，这种故法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个可怜虫立即逢迎取悦，唯唯诺诺。他为他的失礼深表谦意，然后对我们大谈他内心的苦衷。“医生啊，”他说，“您要是知道如今雇到一些好的工人有多艰难就好了！干这一行已经不象从前那样能挣钱了，在老坟里挖出的东西，现在根本不够付工资。埋葬的人往往只穿件寿衣，这已经成了习愤，这么一来，掘墓这一行就没利可图了。”
我叫他少说废话，做完准备工作之后，我们决定举行“完满的葬礼”— —那就是说，由十六人抬棺材，用一般长度的宽幅呢绒遮盖尸体。我付他十五个吉尔德，另给一些小费，作为工人们的酒钱，他预先答应，丧事一定办得漂漂亮亮，稳稳重重，光光彩彩。
可是昨天早晨我赶到教堂时，工人们虽然到了，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表明他们在来工作之前已经喝得醺醺大醉。我对这一点觉得十分气愤，忍不住要告诉倚在院中一棵树上的阿布拉汉·弗兰新，他是画家的一位老朋友。
“这简直岂有此理。”我说。
但是有个喝醉了的无赖汉听到了我这句话，他瞪我一眼，露出一副深怀恶意的神色说“可不是吗？”他斜瞟着我。“我们这里的朋友在要紧的时候也不留点神，对吧？”
我把教堂职员叫来申斥，他仍然只用前天对我讲过的那番话反复解释，说什么要想雇到正派工人来做他的这种工作，实在很难。因为如今荷英战争已经结束，大家手里都很宽裕，没有人愿意再做掘墓工人了。
终于，我们来到事先选定的墓地，没等举行任何仪式，棺材已被放入墓穴。我本想说几句话，跟我的这位老朋友作最后告别，但是我没有找到机会，因为绳索从棺材底下刚一抽出，教堂职员便大声嚷道：“干吧，伙计们，别站在那里不动手，象在打瞌睡似的。赶快埋了吧！我们今天早晨另外还有四主顾呢。”于是我们几个送殡的人（如前所述，人数不多）只得转身离去，我走到教堂里做礼拜的地方，跪下祈祷（这是我最近三十五年来从未做过的事）。无论上帝是否听得到我的祷词，我却要祈求它对这个坎坷终生的苦命人的灵魂多多慈悲，因为他对世界作出那么伟大的贡献，而只取得如此菲薄的报酬。
然后我慢慢走回家去，但过水闸时，遇见了老诗人翁德尔。自从上次和他见面以后，他又已憔悴多了，使我几乎认不得他。他似乎有病，穿一件破旧不堪的大衣，不断打哆嗦。看到这样一个人沦落到如此地步，不禁心头一阵寒怆。他近几个月全市流行一种奇怪的肺病，身体衰弱的人首当其冲。我问他是否吃过早点，他说“没有”，不过那个时期，他在中午以前很少吃点心。我约他到一家以烧咖啡为特长的新开的酒店里喝杯咖啡，他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看来正合他意。他甚至谈到，再走过几间门面，便有一家新开的咖啡店，那里的咖啡很够味，价钱也还算公道。我必是流露了惊讶的神色，所以他补充说：“你知道么，这些店家常有水手们来光顾，总有一天，他们中间会有人把我儿子的下落告诉我的。”
人的心是个奇怪的东西。许多年前，翁德尔的儿子匆匆出走，到东印度群岛谋生，这本来算不了什么伤心事。那孩子根本不务正业，他喝酒，他赌博，他追求女人，而且全是些低下的女人！他父亲的穷困潦倒，他负有直接责任。而这老头儿却常到这些中等酒店里喝咖啡，把辛辛苦挣来的几个钱花在这里，就因为总有一天，也许会有一个水手给他捎来他那个“宝贝儿子”
的口信。
我们坐下以后，我假装饿了，叫了些面包和干酪。“你可要陪我吃一点，”
我对翁德尔说，他答应了。但是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一跃而起。“失陪了”，他说，“‘海豚号’船长约翰·弗洛利松在那边。他是昨天从马六甲半岛回来的。他也许给我捎回了我儿子的信息。”
“请他过这边来，”我大声喊道。不久，船长来了。他是老派的水手，身体强健，省吃俭用，但为人倒也和气。是的，看来他会接受款待的。他会很乐意地接受款待。这天是个寒冷阴湿的日子。喝一瓶烧酒和苦味啤酒，不至于有什么不合适。他作了一次最走运的航行，往返不过一年半，他船上的水手牺牲了将近百分之四十。他是否听说过有一个名叫约翰·凡·登·翁德尔的人？没有，从来没有！他不记得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人。不过这当然不足为奇。船只那么多，印度又是个大国，岛屿成千上万。毫无疑问，那孩子总有一天会出现的，会回来的。
这位船长比我们想象的他那一行的人要稳重些。我问起诗人自己的近况，翁德尔面带急迫的表情匆匆对我说，日子没有什么好盼头。可怜的人！
他的心事使我想起前天在贫民收容所里看过的一个病人，那人要求我挽救他的生命，因为他已得到许可，在自己的小屋里培植一棵番红花，他深怕万一他不在了，那棵可怜的小植物没人照管，便会枯死。
在这里和我对面相坐的，是一位掌握了我国语言的最伟大的天才，如今沦为衣衫褴褛、穷困潦倒的店员，而他竟在解释说，他确有充分理由，深深感激命运对他的种种摆布。
“店主们一向对我关切备至，”他解释道，“当然，当铺无法给我优厚的待遇，不过我的费用很小，而且我有很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有星期六晚上，店里的营业时间延长到午夜，除此以外，我很少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店主还往往允许我早晨上班稍迟一些，这我就可以在港口附近走一走，打听我儿子的消息。干到明年，我希望能够拿到养老金。我要把我的最后一个剧本《诺亚》写完，而且一定要趁年岁还不太大，还能拿起笔来的时候，把它写出来。”
他如此这般地继续谈着。后来那位老实的船长打断了他的话，转身对我彬彬有礼地鞠个躬说，他很高兴认识我，因为他常听他的姐姐安娜凯·弗洛利松谈起我，她是安托尼·布劳的妻子。我记得许多年前曾经给她看过病。
后来船长又叫了一瓶烧酒，由我付钱，他举杯祝我健康，并且说，阿姆斯特丹的医生看病认真，而且早上这么早就能出来四处走走，他看了心里很高兴。
但是我对他说，我平时难得这么早就到阿姆斯特丹的这个地区来，今天是给一个朋友送殡回来，才偶尔走过水闸到了这边。
“那个朋友可能是谁呢？”老诗人问，“因为我就没有听说有哪个要人去世的消息。”
“对的，”我回答，“我想你没有听说。他死得很突然。不过你知道这个人。他叫伦勃朗·凡·莱茵。”
他略带窘迫的神色瞧着我。
“我当然知道他，”他说，“一个很伟大的艺术家。当然，我很难始终同意他的观点，在许多事情上，他的想法部和我截然不同。首先，我相信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一位伟大的画家。不过请告诉我，医生，你可相信死者真的是他？因为伦勃朗，如果我记的不错，是在五年前就去世了，对的，还不止五年，他死在英国的赫尔。他是为躲避债主而逃去的，是这样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赫尔？”船长插嘴说，“不是赫尔！那人的事我全知道。他给船长约里斯·德·考列利画过一幅肖像，一六五二年我们在多佛一战中击败布雷克时，我在跟随那位船长做二副。是的，伦勃朗的事我全知道，为了自己的女仆的事而跟牧师们争执不休的就是他。不过他是在大约六七年前就到瑞典去了。我有个朋友，经常随船到但泽去，他在一六六一或一六六二年，把伦勃朗送到了哥腾堡。这是他亲自告诉我的，我相信一点不含糊。”
“两位好朋友，”我回答说，“不过伦勃朗确实是在上星期五去世的，我们今天早晨才把他殡出去。”
“奇怪，实在奇怪！”翁德尔嘟嚷道，“他就死在这个城市里，而我过去甚至不知道他还活着！”
“唉，”好心肠的船长说，他希望使大家都能和他一样快活，于是向侍者打个招呼，叫了第三瓶烧酒和苦味啤酒。“唉，那真太不幸了，不过我们大家迟早都要死的，我相信，活着的画家还很多呢。来吧，为你们的健康干杯，两位先生！只要年景好，不愁没画家！”
＊ ＊ ＊一六六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于瓦尔堡霍夫威克村两星期过去了，又已发生许多事情。
送殡以后当天晚上，我到鲁辛渠畔伦勃朗的故居，给可怜的玛格达林娜开了一张镇定神经的药方，她当时还在念念不忘属于她和柯奈丽雅的那一小袋不见了的金子。几天以后，柯奈丽雅在一叠白纸后面找到了那袋金子，但在我去的那天晚上，伦勃朗仍在遭受偷窃女儿金钱的嫌疑，玛格达林娜又是哭啼又是呜咽，直到睡着才算罢休。我回到医院，给康斯坦丁·霍伊根斯阁下写一封信，他在已故的亨利公爵时代，同故世的画家有些交情，而且一向对画家的天才十分钦佩。当天深夜，我把信送给一位将去海牙的商船船长，他很肯帮忙，答应把我的这封信，连同市长托他转交的有关递补市参议员缺额问题的正式公文，于次日上午一并呈交霍伊根斯阁下。
三天后，我接到了这位著名的老外交家的回信，他当时的年岁必已七十开外。
“亲爱的医生，我当向你深表谢意，”他用正确严谨的拉丁文写道（因为他一直认为，用本国语写信是失礼行为，几乎象正式访友而不带绉领，或午宴已毕而不擦嘴一样不可原谅），“我当为你十月九日之深情厚谊谨致谢忱。噩耗传来，不禁深为震惊，我深知磨坊主的这个儿子才华出众，天赋不凡，而竟落得如此悲惨——可说最为悲惨之结局！但我辈中，凡敢猛攻奥林匹斯高峰者，似均必遭此等厄运，若在其他国家，人民必会认为值得为他举行国葬，国王必会为他送殡且引以为荣。然而，雅典人何尝不曾流放菲狄亚斯？佛罗伦萨对其天才辈出之优秀子孙除处之以死而外，又曾给予何等报酬？
“博学的朋友，如今我已是年迈之人，远离无谓喧嚣之骚乱世界而隐民。
疯湿症又已发作（甚为严重），近来写作之事已深感力不从心。你于遭遇此等最不幸之事件以后，定须调换环境聊以散心，何不来此安静的隐居之地稍住数日？我除竭诚欢迎外，并无上品敬你，仅有古城亚威农名产葡萄酒若干可资共饮。此种名酒几使老异教徒如我者，亦相信罗马教皇的设立有若干可取之处。酿造这类名酒者，必是生活艺术之巨匠。
“暂且就此搁笔，请即抽暇赐复。盼告知来期，以便派车于维尔迎候，自该地至寒舍——你的至诚挚友的寓所——仅一箭之地。
康·霍敬上”
我没有理由拒绝。我的儿子威廉姆已赴莱登求学。能干的苒蒂自能料理家事，我的族弟菲依彼（伏列斯兰的一个姓凡·隆恩的人，三年前移居阿姆斯特丹）可以代理我的业务。我回信表示欣然同意，三天后，即乘船南下。
旋途中除听到一场激烈争吵外，可说平安无事；一个看来象牧师的矮胖的人（后来证明是个鞋匠）和一个看来象鞋匠的瘦高的人（后来证明是个牧师），为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理由，对于“本体同一论”和“本体类似论”
展开了由来已久的争辩，关于基督是“无父之子”和“有父之子”两种论点争吵得那样激昂，看来非打架不可，幸亏船长出面威胁说，如果他们再不住口，便把他们两人一同推下船。
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类似的事在所难免，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认定，独有他一人掌握住打开唯一的真理之门的钥匙除了这个不幸事件外，这次航行愉快而无聊（愉快的航行大都如此）。到了维尔，便看见老马车夫彼埃特正在等候我。一小时后，我已在本来就很熟悉的一间侧屋里旺盛的炭火前坐下取暖，这间屋子正对着一望无际的原野，它一直延伸到德佛特的斜塔旁。
可以说，我从来不曾如此愉快地度过一个休息日。就休息日这个词的最美好最真实的意义而言，这一天确乎是名副其实。这一个休息日过得生动有趣，因为一有融洽的谈话，二有上好的饮食，三有殷勤的主人自始至终周到的招待。的确，即使我国这个新奇的国家没做别的事，就只培育了这么一个人，我也不会认为这种实验是一种失败。他到过世界各地，他认识各个要人，但他一向保持简朴，就象昨天送来几只新鲜萝卜而使他高兴的那个园丁。他用拉丁文写作，和用本国语一样自如，而我国的这种难以掌握的语言，在他用来宛如柔和婉转的阿利奥斯多的本国语。他精通音乐，在素描和绘画艺术方面也有相当技巧。他的数学才能已经促使他的儿子克利斯蒂安取得辉煌成就，现在这个儿子正在巴黎对自己发明的有摆的时钟作进一步的实验。在最近一次荷英战争期间，康斯坦丁似乎曾经遭受经济困难，但是一家人的简朴生活过得十分美满，大君主本人的宫廷生活，也未必比这霍夫威克村的日子更如人意。
上半天我是在自己房间里度过的，窗外原是什兰沼泽，现已变为肥沃的牧场。楼房底层有一个藏书甚多的图书室，管理人要我把适合我的趣味的书籍尽量多带一些回去看。
老头儿彼埃特已经跟随他的主人将近四十年，他给我送早餐来，并谈起天气情况，自从我星期四到了这里，天气一直十分晴好。
午后一点钟，我到花园里作短时间的散步，这个花园是按照法国风味布置的（法国人却根据一种不可理解的理由，称它为“荷兰式的花园”）。两点钟，我们乘马车作了短时间的游览，此后，我们宾主二人一起度过了下午和晚上，话题当然几乎是必然转向我们的鲁辛渠畔那位朋友的逝世。
我是个医生，看惯了死亡。我不是虔诚的教徒，终生不能理解基督徒们令人毛骨悚然的嗜好，他们自从罗马墓窟时代起，就喜欢夸大藏尸所里的恐怖气氛。古人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上要理智得多，这种态度作为一种永远乐观的榜样流传给了我们。他们懂得，世界只是通过种种对比而存在的。没有黑暗，就没有光明；没有忧愁，就没有快活；没有死亡，就没有生命。我接受他们的至理名言，因此，伦勃朗的逝世这件事，并不使我过分悲伤（上帝知道，活着对他并不是什么乐事），但看到他的全部努力付诸东流，却不能不令人痛心疾首。
我有时很害怕这种推理方法可能使我们得到的结论，霍伊根斯阁下昨天郑重其事地对我谈了这种思想的危险。
“你得留神，”他说，“否则我只得把你的怀疑提给我的邻居，一个有学问的犹太人来解决，他会把你的这些怀疑放在笛卡儿和培根两派哲学的混合剂里洗一洗，然后再用他自己那无情的逻辑加以漂白，等到把这些怀疑再还给你的时候，就已经缩小为整整齐齐绣在破布上的“有待证明”四个字了，而这些破布不久之前还是一件很有用的外衣，它本来可以使人们温暖地躲在怀疑的王国里，但现在给撕碎了。”
“不，”我回答，“那也解决不了疑难。我并不喜欢天上的那个奇怪的统治者，尽管我国的加尔文主义者称它为正义的耶和华；但是我也不希望把万能的上帝贬降为一个数学公式。我的烦恼不在于神学上的不同论点。
“我了解早期的斯宾诺萨，这是在他的同胞企图谋杀他之前的事。一个风趣的人物、学者，诚实的人。但是我有点怕受那些用自己的内在意识给自己缝制精神外衣的哲学家们的感染我不完全是个神秘主义者，因而宁肯接受 《愚昧的颂词》，不愿接受世上各种形而上学的思想。不，使我痛苦的并不是可怜的老朋友伦勃朗的命运。他或者是对自己的命运根本无可奈何，或者是由于尽毕生精力来解决以铬黄颜料和纯白铅粉的若干色斑来表达永恒的光线这个问题，以致忘记了其它一切。不，使我耿耿于心的，是另一件事。”
“是活人的事，而不是故世者的？”
“对了。要谈的正是这个。自从我们获得自由，我们的国家就变成了从未见过的天府之国。我国的牧师们以其素有的谨慎，把一切都归功于自己，把我国这些财富看作是万能之神的恩赐表现，看作是对奥伦冶王室各项政策的认可。他们也许是对的，但我觉得，我们的优厚的贸易利率，不仅跟那个满脸怒气而喜爱焚烧内脏的臭味的古代犹太神的赞许有关，同样也跟我国的幸运的地理部位有关。我想这话不致使你生气吧？”
康斯坦丁阁下摇摇头。“这些说法都很难说是我在同国王詹姆士（想起他，就很高兴）共进午餐则愿意提出的意见，也不是在冗长的宗教会议上打瞌睡时愿意提出的见解。不过这里只有你我二人，老头儿彼埃特是个聋子，而且老实对你说，我宁愿读一页伊拉斯莫斯的著作，而不愿去听愁眉不展的日内瓦博士的说教。往下谈吧，把你的烦恼都告诉我。”
“好，正象我方才所说，我们这里的事是国策的新奇实验的一部分。我们已经把一片沼泽变成了另一个罗马帝国。我们统治着世界各地数百万的黑种人、黄种人和红种人，直到不久以前，我们还拥有一支常备武装，它比任何人所梦想的都要强大，我们出钱维持这支武装，而它并未使我们感到财政拮据。我们现在也许拥有任何国家都不可比拟的强大海军，无论如何，我们似乎确有足够的资金维持这些战舰，使它们并没有特别频繁地闹乱子。
“我们在用一片又一片比神圣罗马帝国还要大的领土变戏法，就好象我们是些玩石子的小孩子，某一天，我们在北美洲买下几十万平方英里的大森林，宣布那些地方属于我们，过了半世纪，我们又把它卖掉，在南美洲购置几十万平方英里的甘蔗田，但是没人知道，没有经管，所以无论买了大森林或者甘蔗田，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供给全世界粮食、鱼类、鲸骨、亚麻布、皮革，我国的仓库里堆满了一年两度或三度运入的成包的肉荳蔻和胡椒，而在这期间，我们连续打仗，后方人民先到教堂为胜利而祈祷，然后才去工作，稍微多挣一点钱，便做投机生意，买卖印度公司的股票、山慧姑、斯匹茨北尔根的鲸脑油、阿姆斯特丹的不动产，有时倒楣，有时走运，就好象他们终生从未做过其他任何工作，就好象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父辈和祖父当初都是十分正派的屠夫、面包师和制造蜡烛芯子的工人，都曾为挣一枚铜板而累得半死不活，只要苦干十五年能添置一套出外穿的新衣服，就会心满意足。
“但是这种情况还不足以使我们对将来如此焦急不安。我们大家各有始祖。当奥地利的皇帝向阿姆斯特丹提供贸易资金，发展他的汞矿企业时，他曾印制一种发起书，说明他是罗马大将恺撒的一脉相传的后裔，但在我祖父那个时代，哈布斯堡王朝的老头子查理每逢喝了一肚子比利时啤酒和法国白兰地，听到我的祖父劝他说，任何人的肠胃都受不了这种强烈的混合剂时，他总是哭哭啼啼，向我祖父问道，象他那样一个西班牙农民和法兰德斯人私生子的后代，前辈祖先又是查理曼部队里一个赶着瑞士牛车做生意的随军小贩，还会有什么希望。
“他也许有点言过其实，但当法国皇后访问阿姆斯特丹时，市长们硬要无尽无休地对她讲述‘陛下的光荣的祖先，塔斯康的开明的统治者’，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我记得轮到我出席作陪时，人们对她说，我是圣卡捷琳医院的顾问医生，愚蠢的老头子威森知道我一向讨厌药剂，所以介绍说，‘是的，陛下，他平生所开的药丸，比当代任何其他医生都要多’，老皇后有点凄苦地微微一笑说：‘先生，我很懂得药丸，我的战袍里就装有三粒约丸。’ “不，并不是我们的国家富裕了，反而使我烦恼。看到每一个人都能吃饱穿暖，这倒是乐事，多添一件亚麻布换洗衣服，从来不会伤害一个人的自尊心。但是我们将把我们的全部财富用于何地？已故的英国詹姆士陛下的使节（一个机警的人，据说在人们杀害巴奈维特的约翰那天，他曾举行舞会），以其常用的很有风趣的风格向他的皇上禀报时问道：‘一个仅仅是由海军保卫着的帐房’一样的国家，还能有什么前途？
“但是这个粗俗的清教徒说对了，至少有几分对。只要我国的商人能把一个吉尔德买来的东西卖两个吉尔德，获得百分之百的利润，只要老百姓对他们的统治者百依百顺，星期日一天三次做礼拜，我们就没有疑问，我们就以富裕为满足，就沾沾自喜，而且过去也从不过分挑剔；但是也要谈谈并非这类庸俗的事情，比如我们竟让我国最伟大的诗人拿着一枝鹅管笔，在肮脏的当铺里每天工作十小时，才得免于饿死，我们陪同当代最伟大的画家走遍整个市区挨门讨债，让几个不久以前花费数千吉尔德购买了附有十六种纹章的盾牌的米贩子，骗去他最后的几文钱，即使老公爵，也须在催讨八九次之后，才肯付给画家一点报酬。
“伦勃朗和翁德尔的遭遇，也是其他所有人的遭遇。西班牙王、丹麦王、英国皇帝和国王，甚至俄国（虽相距甚远）的野蛮君主，都派有使者驻在阿姆斯特丹，为他们搜集我国这些伟人的作品。而我们却让这些伟人死在贫民收容所里，就仿佛他们是多不胜数的流浪乞丐。”
我就怀着这种心情，差不多谈了一个下午，康斯坦丁阁下非常耐心地听着，但我想，他并未充分回答我。也许他回答过，但我有点记不清了。
* * *我很疲倦，而且感到后脑疼痛，要去睡了，明天继续写完。
一六六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于霍夫威克村一时看来，仿佛简直活不到“明天”了。
我必是在给伦勃朗送殡那天受了凉，因为我记得，我在来瓦尔堡的途中，在内河小船上打过一两次寒颤，当我到达霍夫威克村的时候，牙齿在咔哒作响。我听见，我那位年长而和善的主人至少从海牙请来了三位医生给我治病，看到他们没办法使我退热，他又派人到莱登请来一位年轻的教授，这位教授当时正在用金鸡纳树皮作治病试验，他给我开了些药酒，功效显著，因为从那天起，我听说我的病情开始好转了。
我的这次不幸，根据一阵阵的寒颤和高烧两种症状看来，是受了“三月毒”或前一世纪流行颇广的“英国盗汗症”的感染，再不就是从美洲或亚洲传染到我们这里的一种从未见过的疾病，关于这一点，我的那些有学问的同行兄弟们似乎并未能作出定论。但是金鸡纳树皮显然十分有效（将来继续行医时，当立即对我自己的病人试用这种药），或者也可以说，是我在亲切的主人那里所受到的无微不至的照料，才使我免于死亡。
最重要的是，我似乎未患这种病带来的贫血症或其它极为常见而且苦不堪言的后遗症。但是，当医生允许我坐起来，当我又开始关心周围世界的时候，我立刻发觉我好象在智力上已经衰竭（这是我的病人们常常使我感到忧虑的一种情况），无力摆脱一些简单思想的干扰，这些思想在我心里此起彼伏，纠缠不清，使我简直想要放声尖叫，于是只得约束自己，以免妨害身体健康。
过了几天，这种情形稍有改善，但又开始觉得，似乎有一种东西在我得病时凝结在我的心里，无论如何也没法使它融化开来。我愿意承认，伦勃朗的逝世使我感慨之深，超过我平生遭遇的任何其他事件。来到霍夫威克村时，我对他的悲惨命运满怀不平，直到得病为止，所想所谈，实际上尽是这一件事。
在发烧期间，每当陷入昏迷状态（康斯坦丁阁下上星期对我这样说），我便继续进行伦勃朗的奋斗。毫无疑问，他理应遇到较好的命运，然而，我国大多数人，对于给自己民族带来荣誉的真正伟大的人们，根本漠不关心，不过我从前常抱一种哲学上的冷静态度，常以一种优越而快慰的精神上的镇定，看待世上的罪过。
童年时代，每当我们看到邻居做出一种特别愚蠢的事情，感到十分激动的时候，我们的祖父总是警告我们，要我们记住我家那位著名的表亲伊拉斯莫斯的可靠的忠告：“既然世人喜欢受骗，我们就不妨让他们去受骗。”他劝我们自己处世接物绝对忠诚老实，但在接触到人们的某个特别愚昧的方面时，则不必每次都为之烦恼。
“因为你一旦过于认真地看待人类，”他警告我们，“那你不是失去对事物的幽默的理解，就是变作虔诚的教徒，遭到这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活着都远远不如死了好。”
一般地说，我从前一直能够严格遵守这种明智的和忍耐的处世之道。在历史上千万次看到我的同胞顽固无知，妄图害人反而害己的时候，我既不曾花费很多时间怜悯他们，也不曾尽情表示欢快。我看到这种事，就只认为理所当然，从来不曾打算大力改善上帝的不幸摆布。
但现在，心情有所不同，无论怎样努力，我仍摆脱不了一种固执的想法，总认为我对我的朋友的逝世，负有某种责任。尽管我的主人和莱登的那位医生朋友（他并不是除药粉和药丸而外，一无所知的人，我不能说，我的大多数同行都是如此）百般开导，我仍然不能使我那衰弱疲惫的脑筋安静下来，老在回想那天早晨西教堂里最后一幅可怕的情景，回想那些嬉皮笑脸的执绋人，以及喝酒骂街的掘墓人，他们对待那神圣的灵柩十分轻率，仿佛里面装的是酒后闹事而被打死的一个无足轻重的俗人。
然而如果生活、至少是我的生活，还得过下去，我首先必须清除这些异常固执的忧郁，我理解这一点，同时却又做不到这一点，意识到自己理解这一点而又做不到这一点，心头的苦恼更进一层，于是地狱本身也就不象我在几星期前所感到的那样可怕了，因为那时我还力图恢复身体健康，建立某种精神稳定。
幸亏有一天，康斯坦丁阁下竭力为我解闷，消除我的那些抑郁思想，陪同生病前我曾听他约略谈起的那个博学的犹太人来找我谈天，否则我真不知道如何得了。
在旧时代，我在阿姆斯特丹和斯宾诺萨见过几次面，而且曾到莱茵斯堡拜访过他，但从那时起，又已发生许多事情，我几乎忘记了他是怎样一个谈笑风生而且心地纯洁的人。他的思想，如前所说，我一向了解得不多，而且神学和哲学理论，无论如何不很适合我的兴趣。但对一个久病之后正在复元的人来说，斯宾诺萨真是个天赐的恩人，我约他下次再来（在得到了我的主人的慨然允诺时），并且尽可能地常来谈谈。
他住在瓦尔堡村一个很简陋的寓所里，相距不过几分钟的路程。后来每当他做完一天工作之后，经常到这里闲谈一会儿。我很钦佩我的主人的心地光明磊落，因为不久以后，海牙人就必已听说，当时还活着的一个最危险的异教徒，经常到霍夫威克村作客。在他第一次来访（是在一个星期二）后的五天内，那个人多嘴杂的村子（它实在不配称为一个市镇）里，就至少有三个牧师在讲道时含糊其词地讽刺说：“某些主张自由思想的人，据说又在感化那些同奥伦治王室有密切关系的人们。”
但当康斯坦丁阁下听说这回事时，只不过耸了耸肩，这我放心了，依然欢迎那位年轻的犹太人来访，他目光锐敏，声调象葡萄牙语那样柔和；实际上他似乎相信，一切永久不变的真理都可以化为数学等式。
主人不知是否曾把我的这种奇怪的精神痛苦告诉过这位温和亲切的先知 （天哪！这个年轻人跟他那一班喜欢争论的吵吵嚷嚷、唠唠叨叨的犹太法学家相比，实在高明得多！），不过有一天，他用非常委婉的方式把谈话引到伦勃朗的身上，他听说了伦勃朗的过早逝世，感到十分震惊，他非常喜爱伦勃朗的作品——特别是蚀刻铜版画，因为这一种作品更符合他的数学情趣，后来他要我谈谈这位大师临终前和出殡时的情形，我当然十分高兴，他连续听了三天，后来有一天，他很突然地说：
“医生啊，你知道吗，你得进疯人院了，不过我听说，住在那里并不愉快。”
对于这句话，我异常镇定而达观地回答说：“对的，我的朋友，这我知道，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他给了我一个完全料想不到的答复：“趁你还没有发疯的时候，把你的不平全写下来，借以消除你的郁闷。我自己就正在这样做。”
一六七○年四月三日于阿姆斯特丹这种医治方法果然奏效。
不料在晚年，我发现自己十分意外地变成了一本书的作者。
我原无意写书，因为我是医生，不是著作家，但这又有何妨？这些篇章将被细心包扎起来，同我的其他财产放在一起。它们没有文学价值。我的儿子对这类的事又不感兴趣，所以将来无论如何不会出版。
伦勃朗如果有知，他也必能谅解。
我的这项工作已经做完，现在必须继续为生计忙碌，因为我丢开业务已经很久，积下许多有待处理的工作。
从下星期一算起，再过两星期，我就满七十岁了。这样的年岁虽还比不上霍夫威克村那位早已七十开外的和善的主人，但已不是轻松愉快的时日。
寿命至多还有十年左右。十年后——一切听其自然。
我就这样同这项喜爱的工作分手了，它在我康复期间给了我莫大的帮助。
从现在起，我的右手又将仅仅接触手术刀。但愿它对一切都能百发百中，真诚耿直，就象我书桌上的这枝画笔，它是我那位最亲密的朋友和荷兰民族最伟大的人物留下的唯一的触摸得到的纪念品。
约翰·凡·隆恩
译者序
一
伦勃朗·哈门士·凡·莱茵是我国美术界和美术爱好者早已熟悉的十七世纪荷兰画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许多优秀的绘画和腐蚀铜版画，特别是肖像画，都是不朽之作，早已成为世界文化宝库的组成部分，对欧洲绘画艺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伦勃朗生活的时代（1606—1669），正是荷兰人民反对封建统治和异族暴政的斗争取得胜利，荷兰共和国得以建立，生产关系发生变革，经济日趋繁荣的时期，同时也是绘画艺术得到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所以这个时期除伦勃朗外，荷兰还出现了象法朗士·哈尔斯（FransHals，1580—1666）、约翰·佛美尔（JanVermeer，1632—1675）和凡·奥斯塔德（VanOstadc，1621 —1649）这样一些卓越的画家。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荷兰的民族文化和艺术才摆脱了佛兰德斯派艺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鲁本斯）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在欧洲艺术中占特殊地位的荷兰画派。这个画派的主要特点是：形象生动而富有诗意，注重人物内在精神的描绘，作品真挚自然，细节修饰精致，色调和谐，善于表达空间的深远以及光线和空气。
不过在这个时期，荷兰还有另一个画派在成长，那是一个迎合社会“上层阶级”、主要是富商的审美趣味的艺术流派。这一流派在形象上片面追求形象的富丽华美，偏重表面趣味和肤浅的描绘，内容上以颂扬富裕市民的安逸生活为主要题材，回避社会矛盾，粉饰太平。这种倾向在哈尔斯和伦勃朗的某些早期作品中也曾多少有所反映。然而随着现实生活的演进，他们摆脱了这种倾向，开始把毫无虚饰的生活真相以及不满和反抗的主题，引进自己的作品中。伦勃朗对普通人、流浪汉乃至乞丐的深刻同情，对英雄人物的无限景仰，以及他把当时社会的人生作为悲剧而加以无情揭露的那种坚定不移的艺术主张，渐渐引起统治阶层和富商们的不悦。因此，伦勃朗作为画家的声誉在当时仅仅持续了十余年便每况愈下，终于一蹶不振。伦勃朗自己对于这一点当然有所了解，他在本书中不止一次地讲到“上流人士”害怕他的原因；但同时，他对自己的艺术始终抱有信心，他认为总有一天人们会理解他的。遗憾的是，到了晚年他仍然没有看到自己的信念变成现实，于是他又把希望寄托在三百年后。历史毕竟是公正的，它提前二百年使伦勃朗得到了世人的承认。
伦勃朗和哈尔斯的艺术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便日渐不能为上层人士所欣赏，而上层人士正是绘画的主要购买者，所以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贫苦生活的开端。然而贫困只能使哈尔斯惨死在济贫院里，只能使伦勃朗依靠儿子的小画店而度过晚年，却丝毫不能动摇他们的艺术信念。关于这一点，美国艺术史家和艺术评论家多玛斯·克列文在他的《艺术家列传》 （ThomasCraven：MenofArt，NewYork，1931）中说得颇为公允。他说：
伦勃朗“为了保持艺术家纯洁的良心和争得绘画语言的自由，宁肯牺牲他早已赢得的声望和相当可观的收入，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美国人对这一点有深切的体会，因为在我们这里，为保持普通的尊严而作出的微不足道的牺牲，都被认为是愚蠢的行为。..但是伦勃朗为什么在他的作品市场已经消失，许多人对他侧目而视的时候，却更加勤奋地工作呢？这是因为他要证实他做人和做艺术家的能力；他要证实他确切值得为自己的艺术主张而活下去..”
伦勃朗的艺术在十七世纪五十年代受到荷兰所谓上层社会的变本加厉的排斥和轻视，到了他在世的最后几年，他已被世人所遗忘，连阿姆斯特丹（他在这里工作了三十七年，直到去世）本地人也不例外。正如本书绪言中所说，甚至荷兰的大诗人翁德尔在听说伦勃朗逝世的消息时也不能置信，因为据他所知，伦勃朗是多年以前的一位大名鼎鼎的画家，很久不曾听到这个名字了，想必早已不在人间。伦勃朗去世后，他的作品也没有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
但是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即画家去世一百年后，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波兰的一些画家，相继开始接受了他的创作的影响。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伦勃朗的绘画和版画艺术才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的深刻理解和正确评价。
各国美术评论家对伦勃朗的评价并不完全一致，这也是很自然的。例如，绝大多数评论家虽然都认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是这位大师在绘画上取得的卓越成就，他在这方面达到了难以逾越的境地；但在光线运用上，评论家们就褒贬不一了。英国艺术批评家兼诗人威廉·布雷克（WilliamBlake，1757—1827）和艺术批评家约翰·拉斯金（JohnRuskin， 1819—1900）都曾指责伦勃朗在光线运用上是“感觉主义者”，指责他不惜牺牲真实而取得光线效果。而英国的文艺批评家兼诗人阿瑟·西蒙斯 （ArtlurSymons,1865—1931）就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在某些时候，伦勃朗似乎这样做过，但他是为了强调他所认为的部分真实才这样做的。他用光线探索或照亮一个人物面部的内在意义，或一个事件的危机所也。他不象那些认为一切可见的事物都同样重要的画家那样滥用光线。他设身处地考虑人物和事物，喜爱或者憎恨他们，而光线则是他的一种天然手段，它能起集中或分散、创造或批判的作用。”
这后一种论点逐渐得到了评论家们的赞同和进一步的阐述。美国艺术评论家多玛斯·克列文说“伦勃朗从来不为一时的感觉所左右；他不重视带有偶然性的自然光线下的人物面部和身影的暂时模样；他先让人物的面部和身影在自己心目中构成一个单一的、不可改变的高尚的轮廓，然后再把自己的全部体验有力地画在人物形象之中。我们应当记得，伦勃朗的光线既不是太阳光线，也不是蜡烛光线，而是他自己创造的一种光辉。”
德国艺术史家瓦尔奈克和英国艺术史家果姆布里克也都有类似的看法。
他们认为伦勃朗的许多绘画给人的第一个印象都是较为晦暗的褐黄。但是这些晦暗的调子却与寥寥无几的明快色彩形成更加有力的对比，从而使他的某些绘画上的光线看来几乎耀眼欲花。不过伦勃朗运用这种奇异的光线和阴影的效果，从来不是为了描绘光线和阴影本身。它们一向是用来加强画面的戏剧性的。
如何描绘光线及其瞬息间的细微变化，如何利用光线有效地表达绘画的内容，是伦勃朗尽毕生之力悉心探索的课题，也是后人在研究他的作品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书第二十一章叙述了这位大师在这一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收获。
二
现在的这本《伦勃朗传》，是伦勃朗的家庭医生的回忆录。原书共有三种版本。较早的两种均以《伦勃朗的生平与时代》（ TheLife ＆ TimesofRembrandtvanRijn）为书名，全书八十章，五十余万字；较新的一种版本以《伦勃朗传》（TheLifeofRembrandt）为书名，共四十一章，二十余万字。现在的这个译本所根据的是后一种版本。
这个版本系由旧版本的八十章中选出四十一章编辑而成，舍弃的三十九章都是论述伦勃朗的时代的，同画家的生活和创作并无直接关系。现在的这四十一章中，对伦勃朗的时代所作的评述也已颇为详尽了。
这本书的作者约安尼斯·约翰·凡·隆恩通过行医与伦勃朗结识后，便成了他的最忠诚的朋友。两人共患难同荣辱，长达三十年之久。约安尼斯的生卒年月不详，但从书中可以知道，他和伦勃朗的年龄相仿。他是荷兰的名医，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名流，博学的文人。
约安尼斯·凡·隆恩是一位愤世疾俗而有正义感的知识阶层的代表人物。
这本回忆录的写作动机，据作者自己说，就是为了抒发内心的愤慨。约安尼斯医生对伦勃朗终生不渝地研究绘画艺术以及取得的卓越成就钦佩之至，他站在一个普通的荷兰人的立场对画家满怀崇敬和感戴之情，因而对他晚年的悲惨遭遇深切同情，以致在画家去世后，他先是疾愤填膺，而后郁郁成疾。
后来荷兰著名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劝他把内心的不平写出来，借以消除积郁。
于是他在伦勃朗去世后的第一年里，丢下了医生的日常业务，写成了这本书。
但从字里行间看来，这本回忆录并不完全是这一年里写出的作品，而是从作者同伦勃朗相处的年代里的日记片断中整理出来编写而成的，虽然作者曾说，他没有记日记。
作者当时知道，在伦勃朗遭受歧视和排挤的情形下，这本回忆录绝无出版可能，只希望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部分遗产留给后代子孙。到了本世纪初伦勃朗的艺术受到普遍推崇时，本书作者的第九代后裔亨德里克·威廉·凡·隆恩才把这部手稿整理出来，译成英文，于1930年在美国首次出版。
亨德里克·威廉·凡·隆恩（1882－1944）出生在荷兰的鹿特丹，早年留学美国，并在那里做过报馆的通讯记者、历史和艺术史讲师，著有《荷兰共和国的复灭》（1913）、《荷兰王国的兴起》（1915）、《人类发展史》 （1921）等书。
这本书当初既是不拟发表的私人日记体裁的回忆录，那么书中穿插作者的一些私事，原是无可厚非的。当然，作者的意图在于通过这些身边琐事、风土人情，以及个人经历和社交，反映当时的时代风貌。书中以许多具体事实为根据，多次猛烈抨击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诅咒同暴政相勾结的教会势力，揭露当权的富商唯利是图和愚蠢无知，有时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对民族文化和艺术的忽视和摧残，责骂他们使阿姆斯特丹变成了“政治性的账房”。
作者一再声明，他对于造型艺术所知无几，因而不敢对绘画进行分析和解释，但他通过同伦勃朗的多次谈话，向我们说明了画家的若干幅杰作（如 《丢尔普医生的解剖学课》、《城市自卫队在班宁·科克大尉率领下出发巡逻》、《浪子归来》、《克劳狄·西维利斯的密谋》、《阿姆斯特丹布业公会理事会》等）的构思和创作过程，以及这些作品在当时引起的反响，同时也介绍了伦勃朗的若干艺术观点。书中直接或间接提到的绘画和铜版画近百幅，并向我们介绍了许多幅肖像画的人物原型，说明了他们的出身、性格、职业和社会地位，以及同画家的关系。这都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位大师的许多作品进一步的理解。
这本《伦勃朗传》，是有关这位画家的第一手资料，它的可贵之处在于真实。伦勃朗尽毕生之力从事绘画和铜版画的创作，他不象米开朗琪罗和鲁本斯那样广泛地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因而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材料。我们只能从这本传记中去探索他的生平事迹和创作道路。本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欧美各国出版了一些研究伦勃朗的著述以及以他的生平和创作为题材的几本小说和一部电影。但所有这些作品几乎都是以这本回忆录为蓝本而撰写的。
所以这本书可说是了解和研究伦勃朗的最翔实的依据了。
第十八章 我遇到了我的同行叶夫雷姆·布依诺医师，他在我旅美期间，一直照料着伦勃朗一家人
第二十五章 亨德丽吉喜主一女，阿姆斯特丹的牧师们对我在无痛外科手术方面的研究表示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