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7年左右，莎士比亚来到了当时英国最大的城市——伦敦，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16世纪末的伦敦城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伦敦商业区，四周有高高的城墙，城门外就是通向全国各地的大道，居民以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主。这里有商店、工场作坊、贸易公司和商业活动的中心——交易所。当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里描绘安东尼奥和夏洛克见面的场景时，他表现的并不是威尼斯的广场，而是伦敦的交易所。
流经市区的泰晤士河，把伦敦分为东西两部分。由于河上仅有一座著名的伦敦桥，人们通常乘小船摆渡，听船夫吆喝着：“东边去喽！”
或“西边去喽！”泰晤士河西岸，是王室和贵族的居住区，莎士比亚和其他演员常在那里为那些显贵们演出。城市的另一端，是阴森恐怖的石头城堡伦敦塔，被判犯有国事罪的人就囚禁在那里。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多次提到伦敦塔，它总是使人联想起执政者的凶残暴行。伦敦郊外的泰比伦丘陵是处决犯人的地方。每当处决犯人的时候，人们蜂拥而至，围着观看。行刑后，犯人的头用长矛挑起，悬挂在伦敦桥上示众。
伦敦是全国的商业和交通中心，在伦敦的街头经常有许多外地人，他们成为各种骗子欺骗的对象。甚至在当时还出现了一批专门骗外地人钱财的骗子，他们被称为“猎兔”。这些狡猾的骗子想出五花八门的办法骗取那些老实巴交的外地人的钱。在莎士比亚戏剧中，他曾对这类人做过不止一次的描绘。
高大宏伟的圣保罗大教堂是伦敦生活的中心之一。三教九流的人群并不仅仅是为了宗教的目的聚集在这儿，它同时还是朋友约会、商人做买卖的地方。
离大教堂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印刷和买卖书籍的中心。几乎伦敦所有的印刷厂和书店都在那儿。那时，各种图书被大量印刷。书商的柜台上放着琳琅满目的图书，有宗教书籍、英国编年史、地理学著作、游记、自然科学著作、诗集、小说、以及魔法书、拉丁文教科书等等。这些书以通俗的形式，讲述了各种生动有趣的事物和引人入胜的神话传说。莎士比亚剧本中各种五花八门的知识与这些图书是分不开的。
那时的伦敦还有许多旅馆和酒店。当时中国的茶叶尚未传入英国，麦酒是最流行的饮料。平时人们讲起话来常常是粗声粗气的，因为他们都带着三分醉意。街头的小酒馆是人们聚会聊天的好地方。莎士比亚在 《亨利四世》中描写的“野猪头”酒店就是当时最有名的一家小酒店。
莎士比亚本人也常在“美人鱼”小酒店里和当时知名的剧作家、诗人以及演员们喝酒、聊天，探讨艺术问题。
当时的伦敦人都喜爱音乐。街上到处可以买到各种乐谱。贵族拥有家庭乐队。流浪歌手在街头、旅馆的院子里、集市和广场上卖唱，吸引着大批听众。
那个时代的伦敦就是这样，这座热闹的、充满活力的城市与恬静的斯特拉福镇迥然不同，它吸引了年轻的莎士比亚，他就在这座城市里居住了下来。伦敦城的人们不会想到，这个从外省小镇来的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以后会成为一个英国人世世代代引以自豪的伟大戏剧家。
然而我们要注意到，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并不是突然平空出现的。在他之前，英国有一批人文主义戏剧家为他开辟了道路。因此，准确地说，莎士比亚是一个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取得成功的人。
16世纪80－90年代，英国戏剧舞台上出现了一群被称为“大学才子派”的剧作家。他们是一群受过大学教育、具有较高文化修养和非凡艺术才能的剧作家。正是他们使呆板的道德剧和尚未定型的编年史剧演变为较成熟的新型的戏剧。”大学才子派”主要指以下几位作家：约翰·李利、罗伯特·格林、克里斯托弗·马洛和托马斯·基德。
“大学才子派”的出现，给英国的戏剧创作带来了一股全新的气息。
在此之前，剧本的创作主要依靠两种人：一种是有才学的贵族，他们创作剧本完全是出于兴趣，实际上他们是不愿在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事情上多花精力的；第二种是民间剧团的编剧，他们写作是为了谋生。
他们倒是很愿意花精力创作出优秀的剧本来的，但由于所受教育的限制，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
大学才子们的情况与前面两种人都不一样。他们不是贵族出身。他们虽然有机会受过大学教育，但以他们低微的家庭出身是不可能在上流社会立足的。于是，他们来到伦敦，为正在兴起的公共剧院写戏，成为专业剧作家。
他们的出身使他们熟悉下层社会的生活，了解老百姓的兴趣和爱好；大学里受到的系统而严格的语言训练，人文主义思想和古典文学作品的熏陶，使他们能够把握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神，反映英国的现实，并在艺术技巧上有较多的创新。
约翰·李利是“大学才子派”中最年长的一位，他代表了“大学才子派”中的贵族人文主义倾向。他创立了一种新型的“高级喜剧”。所谓高级喜剧，是和英国民间喜剧以及古罗马情节喜剧相对而言的。它排斥粗俗的打闹成分和尖刻的讽刺语言，而追求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充满温柔的抒情。为迎合贵族观众的趣味，李利把发生在宫廷和上流社会中的恋爱求婚作为主要情节，同时又辅之以喜剧性的次要情节，使整个喜剧不时引发出观众的笑声，他的喜剧全部取材于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神仙、精灵不断在剧中出现。
李利的喜剧与前人不同之处还在于他的喜剧是用散文写的。与用诗体写成的喜剧相比，人们发现散文更适合表现轻松幽默的情绪和机敏的思想。
李利的创作对莎士比亚早期喜剧有很大的影响。从题材、艺术手段、语言等方面，我们都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但和李利相比，莎士比亚的语言更形象、更通俗。莎士比亚的早期喜剧采用简洁通俗的日常语汇和大量富于生活气息的比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喜剧语言。
“大学才子派”的另一位重要作家是托马斯·基德。1586年，他创作的《西班牙悲剧》在英国引起轰动，它是英国悲剧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这是一个凶杀复仇的故事。西班牙贵族安德鲁与葡萄牙总督之子巴尔塔查在交战中被杀。他的好友霍拉旭冲上去为友报仇，把巴尔塔查生擒活捉，西班牙军队大胜。美丽的姑娘贝琳佩莉娅和勇敢的霍拉旭相爱着，而巴尔塔查也爱上了贝琳佩莉娅。为了和葡萄牙缔结和约，西班牙决定答应巴尔塔查的要求，把贝琳佩莉娅嫁给他。贝琳佩莉娅的哥哥— —罪恶的洛伦佐为了自己的利益也竭力促成此事。他们收买了贝琳佩莉娅的仆人，叫他通风报信，趁她和霍拉旭在凉亭里幽会的时候，冲过去杀死了他。当年演出时，演员们把一个装满红醋的小皮囊藏在斗篷下，当匕首刺进皮囊后，雪白的斗篷上立刻就会渗出一片殷红的血迹。
霍拉旭的父亲赫罗尼莫听到贝琳佩莉娅的呼救声，拿着宝剑冲了出来。他看到挂在树上的儿子的尸体，发誓要报仇。对王子复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苦苦思索之后，他想出了一个计策。
在巴尔塔查和贝琳佩莉娅结婚的前一天，他向国王提议，在为欢迎葡萄牙总督举行的盛大宴会上演出一个他写的悲剧：土耳其国王爱上了一个骑士的妻子珀西达。为满足自己的情欲，他谋杀了骑士。珀西达为夫报仇，杀死了国王，自己最后也自杀了。赫罗尼莫把这几个角色分别分给了贝琳佩莉娅、巴尔塔查、洛伦佐和自己。他和贝琳佩莉娅事前已经商量好，演戏的时候要假戏真做。于是，在演出的时候，贝琳佩莉娅杀死了洛伦佐，然后自杀，赫罗尼莫杀死了巴尔塔查，又杀死了洛伦佐的父亲，然后自杀。一时间，舞台上倒下五具尸体，鲜血横流，戏也就此结束了。
“大学才子派”中最具才华、成就最大的是克里斯托弗·马洛。马洛对英国戏剧的贡献首先是他发明的无韵诗。他的无韵诗气势宏伟，激情昂扬，充满力度。这种戏剧诗体最大限度地适应了文艺复兴时期蓬勃奋发的时代精神。例如，在他的代表作《帖木耳大帝》中，当帖木耳的爱妻泽诺克丽特将死之时，悲痛欲绝的帖木耳高叫道：把大地砍斫，让它裂成两半，我们要闯进魔鬼居住的宫殿，一把揪住命运三女神的头发，把她们丢进地狱的三道壕沟里，她们夺走了我心爱的泽诺克丽特。
这种充满激情、具有巨大感染力的无韵诗体深深地吸引了年轻的莎士比亚。在他最早写的历史剧《亨利六世》中，弱小的安夫人面对杀害亲夫的理查喷发出的仇恨的诗句，有着同样的激情和力度：啊，上帝呀！你造了他的血就该为他复仇；啊，大地呀！你吸了他的血就该为他伸冤；或是让天公用雷电击死这个杀人犯，或是让大地裂开大口把他立刻吞没。
马洛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在戏剧舞台上塑造了一系列震撼人心的 “巨人”性格。他的《帖木耳大帝》和《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的帖木耳大帝和浮士德博士，都具有坚强的个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他们渴望认识一切、征服一切，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时代精神。后来莎士比亚继承并发扬了马洛的传统，在他的戏剧中塑造了更多、更富有时代特征的“巨人”性格。
恃才自傲的“大学才子”们没有想到，他们开创的事业会由一个默默无闻的演员继承下去，并将其推向高峰。
莎士比亚初到伦敦时究竟干了些什么，没有留下确凿的材料。最通常的说法是他初到伦敦时找不到工作，就在戏院门口为贵族们看马。又有人说，他在一个剧团里给提词人当助手，提醒演员该何时上场。后来，因为他的勤奋和才干，逐步当上了演员和编剧。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到1592年的时候，莎士比亚在伦敦的戏剧界已经小有名气了。因为他所取得的成就引起了大学才子罗伯特·格林的嫉妒。
1592年，出版商契特尔印行的罗伯特·格林的一份名为《一个悔恨不已、只值一文钱的才子》的自白书，有这样一段话：别相信他们（指演员们——原注），他们当中有一只暴发户式的乌鸦，用我们的羽毛美化他自己，用一张演员的皮包藏起他的虎狼之心；他写了几句虚夸的无韵诗就自以为能同你们当中最优秀的作家比美；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打杂工，却恬不知耻地以为英国只有他才能震撼舞台。
格林的这段话是在影射莎士比亚，但它也提供了关于莎士比亚的一些情况。格林称莎士比亚为“暴发户”，说明当时莎士比亚在剧坛上已经很引人注目了；“一只用别人的羽毛装饰起来的乌鸦”，说明莎士比亚在创作中大量汲取了前人创作的营养；“用演员的皮包藏起他的虎狼之心”，是借用莎士比亚《亨利六世》中的一句台词“啊，在女人的外衣下面包藏着虎狼之心”。格林说莎士比亚有“虎狼之心”、“自命不凡”，恰恰反映了他在创作上坚持自己的风格，敢于同对手抗衡；说莎士比亚是个“打杂工”反映出莎士比亚的多才多艺，既当演员，又当剧作家。“恬不知耻地以为英国只有他才能震撼舞台”，这句话是直接影射莎士比亚，因为莎士比亚（Shakespeare）这个姓的前半部分（Shake）有“震撼”的意思。有意思的是，事实上，在“大学才子”们停止创作之后，莎士比亚真的成了惟一能震撼英国舞台的人。
契特尔在出版了格林的《临终自白》之后不久，就在报刊上向莎士比亚道了歉。这或多或少与莎士比亚的保护人骚桑普顿伯爵有关。
演员在英国作为一个独立的职业直到16世纪才出现。这一职业从一开始出现就面临着争取合法地位的问题。这是因为当时掌握着政府部分权力的清教徒们鄙视音乐和戏剧，认为它们是有害的东西。在他们眼里，演员和流浪汉的地位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演员不得不寻找庇护人。
一旦他们被列入某个贵族的仆从名单，便仿佛获得了一个他们不是流浪汉的证明。大约在1590年左右，莎士比亚结识了骚桑普顿伯爵，伯爵成了莎士比亚的保护人。从此，莎士比亚可以在伯爵家自由出入，这对他的创作生涯具有相当大的意义。
骚桑普顿伯爵属于伊丽莎白时代最高贵的望族。在他19岁时，由于长兄的去世，他成为一个富有而独立的人。他的家是诗人和学者聚会的场所。在这里，莎士比亚有机会去接触、观察许多有教养，有才华的人物。在这里，他遇见了意大利人约翰·弗洛里奥，是他教莎士比亚学会了但丁和彼特拉克的语言。
在骚桑普顿伯爵家富丽堂皇的客厅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一大群青年围坐在一只大壁炉前，壁炉上装饰着精美的石雕，壁炉里火焰熊熊，映红了每个人的脸。他们谈论文学，常常逐段朗诵锡德尼写的长篇传奇《阿卡狄亚》，或是斯宾塞的十四行诗。累了，他们就听优美的意大利音乐，年轻的莎士比亚当然也会沉醉其中。在这里，莎士比亚受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和诗的熏陶。
为了报答骚桑普顿伯爵，莎士比亚把自己创作的两部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和《鲁克丽斯受辱记》题献给了他，伯爵的名字因此而永世长存。
尽管在骚桑普顿伯爵家里能够看到和听到许多新鲜的东西，但莎士比亚去伯爵家的次数却越来越少，后来便根本不去了。伯爵也把他忘了。
伯爵有不少信件一直留存到今天，上面一次也没有提到莎士比亚的名字。这也并不奇怪，与一位谦虚的、刚登上文坛的诗人和戏剧家的交往自然不会给这位显贵留下很深的印象。
然而，与骚桑普顿伯爵的交往，与文艺复兴时期典雅文化的接触却大大丰富了莎士比亚的阅历和知识，对他的成长起了相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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