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歌德回到魏玛后，老朋友失去了，新朋友还没结交上，感到非常孤独，惟有妻儿做伴，给他不少安慰。
但是，歌德很快找到了一个新朋友，而且是生死之交。他就是席勒。
歌德同席勒结交，走了很长一段路。
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比歌德小10岁，出生在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小镇马尔巴哈。少年席勒进了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办的军事学校。该校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被人称为“奴隶养成所”。1779年12月歌德陪同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去瑞士时，途经斯图加特，顺道访问了这所“卡尔学校”。席勒站在队列里欢迎他们。两年后，就是这个席勒写出了剧本《强盗》，它在曼海姆上演后，作者一鸣惊人。再过两年，他的又一部剧作《阴谋与爱情》问世，轰动了德国剧坛。就在歌德第二次在罗马逗留时，席勒于1787年7月21日来到了魏玛。歌德回到魏玛以后，两位诗人在时隔8年多以后，才于1788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第一次见面了。
席勒后来写信给寇尔纳谈到这次会见时对歌德的印象：“他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大大地冲淡了人们灌输给我的有关这位迷人而又漂亮的、那些提高了的看法。歌德中等身材，步态和动作都显得拘泥，面孔上看上去也挺古板。只是那双眼睛显得非常灵活，非常富于表情。看着它们，会让人们感到非常和善……我们很快就熟悉了，没有任何一点拘束。周围的人实在太多，所有的人因为都想和他接近而相互妒嫉，结果弄得我没能长时间和他单独在一起，谈话所涉及的也只是最一般性的题目。……我觉得，他已经远远地离开了我，我们已经注定不会再在途中相遇……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不是属于我的，他对周围一切的看法明显地和我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时间就会证明：这一切都会发生。”
席勒还写道：“歌德这个人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他常常使我联想到，我的一生是多么坎坷。命运之神助他青云直上，而我直到此时此刻还得拼搏！我失去的一切已经无法弥补。”
席勒对这次在伦格费尔德家与歌德会见大失所望。
歌德对席勒著文批评他的《哀格蒙特》也感到不快。
席勒这时住在鲁道尔施塔特，离歌德住处近在咫尺，但是两人交往不多。
席勒逃出符腾堡似后，一直到处流浪。整整10年，一直过着漂泊不定、艰难困苦的生活。他也是接近“而立之年”的人了。他希望过着安居乐业的家庭生活。这时他正在和伦格费尔德家两姊妹相好。后来姐姐为了妹妹的幸福，主动退了出来。1790年2月22日席勒与夏洛特·封·伦格费尔德结了婚。婚礼没有讲排场。
席勒在魏玛没有工作，一直靠写稿的稿费度日。他去找歌德帮忙。
经歌德大力推荐，他才在耶拿大学谋得一个教授职位。但是没有薪金，只能收取到学生交的听课费。
从1789年1月1日起，席勒正式成为耶拿大学客座历史教授。他这位著名剧作家任教的消息引起了轰动。5月26日席勒首次讲授历史哲学的绪论，去听课的学生有480人，超过了当时全校学生总人数的一半。
原定的教室装不下，不得不临时换一个大教室。
但是，在学生们的好奇心得到满足之后，他们对《强盗》的作者的兴趣减少了。他的听众只剩下三四十人。他备课、讲课，花出了不少的时间。他每天工作都在14小时左右，他不得不向魏玛公爵申请津贴。公爵只给他每年200塔勒的赠金，这还不到一个舞女所得的零头。当时普鲁士国王给一个意大利舞女的年金就达到12 000塔勒之巨。可怜的席勒由于每天积劳成疾，1791年病倒了。他得的是肺痨。他不能再教课了。
正在他贫病交加的时候，幸亏丹麦王储解囊相助，连续3年每年给他1000塔勒的援助，让他补养身体。这才救了他一命。
席勒作为回报，他给丹麦王储寄去了美学通信，由于王宫失火，这6封信被毁。席勒后来根据底稿整理而成《美学教育书简》（1795）出版。
当时的历史学范围极广，包括哲学、宗教、艺术和习俗的历史。席勒研究历史是有成就的。他的《尼德兰独立史》和《三十年战争史》都是富有革命民主主义倾向的历史巨著。同时他研究康德哲学。他深受康德的道德哲学和艺术哲学的影响，但是他也不完全同意康德的观点。席勒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把艺术看作是一个“玩乐和欣赏的快乐王国”， “由贫困国家到自由王国之路要经过美的形象王国”。这位坚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自由战士却在康德哲学的影响下，得出了奇怪的结论：不是革命，而是美学教育才会带来真正的政治自由。
席勒和歌德一样，起初都热烈欢迎法国大革命。但是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形势发展和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以及出现雅各宾党人的专政，他们被吓倒了。
不过，席勒接受了1792年法国国民公会授予他的法国公民的称号。
6年后他得到证书时对卡姆贝说：“他们授予我法国公民的称号。这份荣誉主要应归功于我的信仰。我的信仰衷心接受了法国的口号。”
1792年至1793年歌德正在随军征法和美因茨。
歌德和席勒除家庭出身、社会地位、个人收入等客观情况有明显不同以外，他们在思想方式、创作方法、文学风格、政治态度、个人性格都有很大的区别。歌德在1817年写的《我与席勒的初次结识》一文和以后他同爱克曼多次谈话，都揭示了他们二人的不同之处。
概括地说，歌德研究自然科学，讲求具体实际，席勒醉心于哲学思辨，耽于言想；歌德注重描述现实，风格幽默，席勒追求某种理想，充满狂热；歌德好刻画一些卑微的人物，席勒喜欢塑造悲剧形象；歌德不关注法国政局，崇拜拿破仑，席勒反对法军入侵，要捍卫祖国。在日常生活方面，歌德衣着朴素，不戴假发，喜爱宁静和大自然，爱好运动，早睡早起，从不开夜车，字迹工整；而席勒讲究服饰，讲究排场，不接触自然，爱好哲学和历史，创作题材多来自书本，从不运动，夜间失眠，抽烟喝酒，饮食不正常，肺病缠身，抽屉里放着烂苹果，爱闻这种歌德称之为“有毒的气味”。
1他俩交上了朋友这两位思想和性格各异、生活习惯大不相同的人怎么会交上朋友，而且成为生死之交呢？
这带有一点偶然性。
1794年夏初，席勒刚从自己家乡返回耶拿。他在6月13日写信邀请歌德参加合办《时代女神》刊物的工作。
同年7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歌德和席勒都不约而同地去耶拿参加了一次自然科学研究报告会。会后歌德陪席勒回住处。两人边走边谈，歌德向席勒解释了他的植物变形学的理论。席勒听完后却摇头说：“这不是经验，这是一种理念。”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还是歌德善于应对。
他说：“我有理念，但我不知道它，却又能用眼睛看到，这倒使我十分高兴！”席勒也不想同歌德的关系弄僵。他反问一句：“难道会存在一种与理念相适应的经验？因为理念的特点就在于，它永远也不会和经验相符合。”
在这第一次坦诚相见之后，他们形成了一个磁石的两极，虽然异质，但相互吸引，而不是相互排斥。歌德承认，“席勒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凡是靠近他的人，都摆脱不了他的控制。”
过了一个星期，他们俩在耶拿再次长谈，不过这次谈的是艺术理论问题，他们发现，两人虽然观点有所不同，但主要思想却惊人的一致。
就在这一年的8月23日，席勒给歌德写了一封著名的长信。这封信既剖析了自己，也剖析了歌德的思想和性格，歌德感到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对自己作出过正确的评价。只见席勒在信上写道：
“如果您是个希腊人，哪怕生下来只是个意大利人；如果从婴儿时代起，秀丽的大自然和理想化的艺术就已经把您包围起来，那么您的道路就会无限地便捷，也许这条道路完全成了多余的……但是您是个德国人，您的希腊精神在固守传统的北方人看来是一种多余，因此，您只能要么把自己变成一个北方艺术家，要么通过思考力的帮助来补偿因现实条件而想像力有所不足的那一部分，而这就等于从内部，通过合理的途径创造出一个希腊。……这样一来，您就不得不再去做一件工作，因为只要您从观察转向抽象，您就不得不倒过头来把概念转为直觉，把思想转为感情，因为天才只有通过直觉和感情才能表现自己。”
席勒就这样粗线条地描绘出歌德的精神道路。歌德看过信后，非常钦佩席勒的洞察力。
席勒在信里问歌德可否在他主编的《时代女神》上发表《威廉·迈斯特》，歌德立即首肯。他写信给席勒说：“在这一周里有我的生日，而对于我的生日来说，没有任何礼物能比您的来信使我更感快慰的了，您在信中用友好的手把我整个身心都吸引了去；您参与积极热忱地使用我的力量，这使我深受鼓舞。”
然后应歌德盛情邀请，席勒到歌德府上商谈合作问题。经过了14天的讨论，双方弥合了分歧，拟定了一个繁荣民族文化的合作计划。计划包括：创建《时代女神》刊物，作为宣传自己文学主张、登载文学作品、组织作家队伍、培养后代新人的阵地和场所。两人约定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通信。
从此，在德国文学史上开始了歌德和席勒密切合作的新时代。德国文学进入古典文学时期。这个“世界的角落”，弹丸之邦的魏玛，成了德国古典文学运动的中心。
《时代女神》创刊于1795年5月。歌德的《罗马哀歌》、《文学上的无短裤党》，席勒的美学著作《美育书简》、《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等都发表在第一期上。令人遗憾的是，歌德的诗文没有引起什么反响。《罗马悲歌》甚至遭到非议，赫尔德尔建议不要再版。不管怎样，歌德锁在抽屉里多年的文稿有了发表的机会。
同时在刊物上撰稿的还有费希特、洪堡、施勒格尔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德国伟大的文化名人。
歌德高兴地说：“我们可以占据一块较大的领土，一只手抵挡住敌人，另一只手传播我们的思想，远及大自然允许我们到达的地方。”
歌德愤世嫉俗，早就想对德国的鄙陋状态、德国文艺界的昏庸和愚昧发起进攻和回击。因为他辛辛苦苦写出的8卷本《歌德著作集》印了4 000册，订购者寥寥，仅售出了626册，这使歌德大为感慨。
就在这一年的12月23日，他写信给席勒，建议采用古罗马诗人玛迪亚利斯·瓦勒里乌斯（约40—102年）用的二行诗体《赠辞》。这种诗体适合于警句、格言、讽刺、训诫。两天后，歌德就把试作的12首这样的讽刺短诗寄给了席勒。席勒随即复信赞成。于是，两个诗人你一首、我一首，有时甚至两人讨论，共同创作，分不出是谁作的。
老年歌德后来回忆说：“像席勒和我这样两个朋友，多年结合在一起，兴趣相同，朝夕晤谈，互相切磋，互相影响，两人如同一个人，所以关于某些个别思想，很难说其中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我的。有许多两行诗是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有时意思是我想出的，而两行诗是他写的，有时情况正相反，有时他做头一句，我做第二句，这里怎么能有你我之分呢？”
在1796年的《诗神年鉴》上，他们总共发表了414首《赠辞》。
因此，1796年被称为“赠辞年”。
为了把这内容上互不连贯的二行诗串连起来，席勒煞费苦心，设想一个旅行家去参加莱比锡书刊博览会，遇到许许多多作家，见到各种各样杂志，来到德国许多江河之畔，最后去了地狱。全部以两次在幽冥世界的谈话而结束。
席勒的好友寇尔纳回忆席勒与歌德共同创作《赠辞》时的情形，说他们俩作出几首《赠辞》后就高兴地说：“今天又够市侩们恼火的了！”
他们的某些《赠辞》确实像匕首，似投枪，简短有力地刺向论敌的胸膛。例如有一首讽刺那位写过《少年维特之喜悦》的作者弗里德里希·尼古莱（第184首）：
尼古莱仍在旅行，他将还要走漫长的路程。
但是他永远找不到通向理智王国的道路。
此外，还有歌德以前的朋友也得到了《赠辞》，例如作曲家约翰·弗里德里希·赖哈特竟得到70多首。
《赠辞》短小精悍，究竟是大师们的小玩艺。他们的宏图大略是创作更富有艺术魅力的伟大作品。
1796年歌德完成了自《少年维特之烦恼》问世以来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没有席勒的督促和激励，没有席勒提出一些具体建议，这部小说要么不能问世，要么至少不是现在这样子。
在席勒建议之后，歌德删去了小说中某些冗长繁琐部分，改写了迷娘和费利克斯的身世。但是他没有接受席勒提出的赋予人物以鲜明色彩的意见，而仍然我行我素。
同年歌德还完成了一部史诗《赫尔曼与窦绿苔》。这是歌德与席勒订交后写成的惟一有重大意义的作品。席勒称它为“我们整个当代艺术高峰”的叙事诗。
这部有2 000多行的、用六音步诗体写成的长诗取材于1734年出版的一本历史书，书名是《从萨尔茨堡被逐的路德派教徒流亡全史》。歌德把故事背景换成了法国大革命。故事情节很简单：法国军队打败普奥联军后，进驻莱茵河地区。难民纷纷从河西岸逃到河东岸。金狮旅店店主及其妻子救助难民。店主儿子赫尔曼爱上了难民中一个美女窦绿苔。
而她已与另一男子订婚。但未婚夫去法国参加大革命不幸阵亡。赫尔曼的父母嫌贫爱富，不肯同意儿子娶一个流浪的贫穷女子。牧师建议将女子带来看看。赫尔曼的父母一见这女子长得如花似玉，稳重端庄，暗中欢喜，改变初衷。但这时窦绿苔以为是赫尔曼叫来作为女佣的，听了之后感到意外。其实她也早爱上了赫尔曼。当赫尔曼上前拥抱她时，她拿出了一个装有200杜卡托的钱袋作为嫁装。赫尔曼一家更加欢喜。这部田园诗以皆大欢喜的场面结束。
歌德作这首长诗，试图表现“一个德国小城市中的纯人性的存在”，同时“力图从这样一面小镜子里去反映世界舞台上的伟大运动和变化”。
晚年歌德一谈起这首诗，还眉飞色舞、洋洋得意地对爱克曼说：这“在我的长诗之中是我至今还感到满意的惟一的一部，每次读它都不能不引起亲切的同情共鸣。”他还把这首诗与中国小说《好逑传》相比。我国郭沫若早已将它译成了中文。不过，长诗总不如短诗那样脍炙人口。
1797年到来后，歌德去耶拿席勒家，两人看到了《诗神年鉴》刊登 《赠辞》引起的良好反应。该刊被抢购一空，不得不再版。同时，歌德更受到那些市侩文人的攻讦和诽谤。他们打算每人各写一批谣曲，作为当年的《诗神年鉴》的内容。
谣曲是德国独特的诗歌形式。它源于民间，将抒情与叙事结合在一起，可长可短，形式灵活多变，为人们喜闻乐见。德国许多诗人都写过谣曲。歌德刚去魏玛时写过《渔夫》（1779）、《魔王》（1781）。时隔多年，歌德又重操旧业。似乎只要他有空闲和心情，谣曲就能源源不断地从他的笔端流出来。他在写出了《新鲍侠斯和他的制花女》之后，从5月底到7月初接连不断地写出了《掘宝者》、《魔术师的门徒》、 《科林斯的新娘》、《神与舞女》等谣曲。席勒也写出了《潜水者》、 《手套》、《波吕克拉忒斯的戒指》、《托根堡骑士》、《伊俾科斯的鹤》等名篇。两人简直在进行创作比赛。《伊俾科斯的鹤》的题材还是歌德向席勒提供的。
1797年是作为谣曲丰收的一年载入史册的。
谣曲《新鲍侠斯和他的制花女》叙述一个诗人热恋一位制花女的故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诗人和制花女是谁。正当一些贵族和市侩文人对歌德及其爱人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歌德故意将古代故事中的画家改换成诗人，歌颂制花女，无疑是对这些敌人的有力还击。
《掘宝者》是歌德在读了《彼特拉克的遗言》之后写的，告诫那些想靠咒语掘宝发财的人“不要再掘宝，枉费心机！”《魔术师的门徒》取材于古希腊作家琉善的《撒谎者》，用这个门徒学到半吊子魔术结果闯出大祸的故事，说明学习要虚心，本事要过硬的道理。《科林斯的新娘》和《神与舞女》均取材于书本上的故事，篇幅不短。歌德博览群书，随手拈来，即可成篇。他写诗已驾轻就熟了。这些谣曲，或者说，叙事诗（歌德不喜欢谣曲这个名称）各有特色。每段的行数可长可短，少则几行，多则十几行。《神与舞女》一段有11行。
席勒写的谣曲同歌德写的可以媲美。
1797年7月底，歌德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瑞士之行。在苏黎世他拜访了老朋友迈耶。他们俩打算合写一本意大利美术史，歌德想再次去意大利搜集资料。但是他未能成行，因为拿破仑的军队正在入侵意大利。他只好怏怏返国。在返国途中，迈耶陪他游览了四林湖。歌德晚年向爱克曼谈起了他这次旅游的感受。
他说：“那里美丽而雄伟的大自然使我再度得到很深的印象，我起了一个念头，要写一篇诗来描绘这样丰富多彩、瞬息万变的自然风景。
为着使这种描绘更生动有趣，我想到最好用一些引人入胜的人物来配合这样引人入胜的场所和背景。于是我想起退尔的传说在这里很合适。
“我想象中的退尔是个粗豪健壮、优游自得、纯朴天真的英雄人物。
作为一个搬运夫，他在各州奔波，无人不知道他、不喜爱他，他也到处乐意给人一臂之助……
“关于对立的一方，盖斯勒在我想象中是个暴君，不过他贪图安逸，很随便，有时做点坏事，有时也做点好事，都不过借此寻寻开心。他对人民和人民的祸福概不关心，在他眼中没有人民存在。
“与此对立的人性中一些较高尚善良的品质，例如对家乡的热爱、对祖国法律保护下的自由和安全感、对遭受外国荒淫暴君的枷锁和虐待的屈辱感、以及最后逐渐酝酿成熟的要摆脱可恨枷锁的坚强意志，我把这些优良品质分配给瓦尔特·富斯特、斯陶法肖和文克尔里特之类高尚人物。这些才是我要写的史诗中的真正英雄人物，代表自觉行动的崇高力量，至于退尔和盖斯勒虽有时出现在情节里，总的来说，却是一些被动的人物。
“当时我专心致志地在这个美好题目上运思，而且哼出了一些六音步格诗行。我看到静悄悄的湖光月色，以及月光照到的深山浓雾。然后我又看到最美的一轮红日之下充满生命和欢乐的森林和草原。我在心中又描绘出一阵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从岩壑掠过湖面。那里也不缺少寂静的夜景和小桥僻径的幽会。
“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席勒，在他的意匠经营中，我的一些自然风景和行动的人物就形成了一部戏剧。因为我有别的工作，把写史诗的计划拖延了下去，到最后我就把我的题目完全交给席勒，他用这个题目写出了一部令人惊叹的大诗。”（1827年5月6日）
席勒没有去过瑞士，没有实际感受。1803年8月25日晚开始搜集和阅读有关瑞士的资料。歌德有一次谈席勒写《退尔》的情形：“席勒先在他的房间四壁贴上许多他所能找到的瑞士的专图，他还读瑞士的游记，甚至对于瑞士独立地区的一街一巷都能熟悉无遗。同时他研究瑞士历史。他把一切材料综合之后，开始工作，真可说，他不到写完《退尔》不站起来。他疲倦的时候，伏案睡觉。一醒来，便索取浓咖啡——不是如后人所误传的香槟酒——来提起他的精神。于是《退尔》就在6星期里完成，真是一气呵成似的！”
1804年2月中旬席勒完成全剧。3月中该剧在魏玛剧院初演。
《威廉·退尔》中盖斯勒命令退尔射孩子头上的苹果一场是非常著名和惊心动魄的。在这场写作过程中，歌德向席勒提出过具体建议。歌德对爱克曼说：“因为他进行工作一般很大胆，就不大注意动机伏脉。
我还记得为了《威廉·退尔》我和他的争论。他要让盖斯勒突然从树上摘下一个苹果，摆在退尔的孩子头上，叫退尔用箭把苹果从孩子头上射下来。这完全不合我的天性，我力劝他至少要为这种野蛮行动布置一点动机伏脉，先让退尔的孩子向盖斯勒夸他父亲射艺精巧，说他能从一百步以外把一个苹果从树上射下来。席勒先是不听，但是我提出我的论据和忠告，他终于照我的意见改过来了。”（1825年1月18日）
歌德十分佩服席勒，说他对这些材料“利用得非常巧妙”，说“席勒的才能生来就适合于舞台”。席勒没到过瑞士，但是他在剧中所描绘的瑞士风景非常逼真。
从以上的事例就可以看出，歌德和席勒如何真诚坦率地亲密合作。
2席勒病逝歌德哭了歌德于11月底回到魏玛。他立即投入新建成的魏玛剧院领导工作。
剧院成为了他与席勒合作的又一领域。该剧院揭幕时演出了席勒的大型悲剧《华伦斯坦》三部曲的第一部。在两人合作的10年间，席勒的剧本没有一部不在这座剧院里上演。
魏玛剧院是当时德国70多座剧院中的一个小剧院，比起慕尼黑、法兰克福、柏林、汉诺威、汉堡、斯图加特、德累斯顿等大城市的剧院来都要小得多，但是经过歌德和席勒的辛苦经营，这座剧院已名播四方。
歌德认为，剧院是支持和促进提高民族文化教养的力量。为了把魏玛剧院办成德国剧院的一个典范，席勒辞去了耶拿大学的教授职务，迁居到魏玛来。歌德为他找的寓所离歌德住处不远。从此，两人经常你来我往，切磋技艺，讨论办好剧院的种种问题。
要办好剧院，除物质条件和经费外，首要的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剧团和一批能吸引观众的剧目。
歌德建立一所戏剧学校，亲自任教。他指导演员排练，为此制订《演员守则》，他作为舞台监督，对排练非常认真，对演员的选拔、演员的做功和说唱功夫要求非常严格。他要求演员不仅能表现自我，而且要能表演与自己不同性格的人物。他很重视像伊夫兰特（1759—1814）、卡洛琳·雅格曼（1777—1848）等名演员的领衔主演，这能吸引观众。
当时舞台上有的是趣剧、闹剧，艺术低劣，内容贫乏。为了解决剧目问题，一方面，两位大师自己动手写。歌德写了《私生女》（1803），请席勒帮助改编自己的剧本《哀格蒙特》、《伊菲革涅亚》、《塔索》，使之适合演出要求。席勒写出了《华伦斯坦》（1799）、《玛丽亚·斯图亚特》（1801）、《奥里昂的姑娘》（1802）、《恨世者》（断片， 1802）、《梅辛娜的新娘》或《兄弟冤家》（1803）、《威廉·退尔》 （1804）、《狄默特尼乌斯》（断片，1805）。另一方面，他们翻译和改编外国剧本。其中有席勒改编的剧本《杜兰朵》（1802）。该剧有个副标题：《一个中国公主的故事》。原作者是意大利著名戏剧家戈齐（1720 —1806）。歌德和席勒之所以要上演《杜兰朵》，是为了让观众看厌了严肃剧之后“换换口味”，轻松一下。
据统计，1791—1817年间，上演的伊夫兰特和科策布的剧本118部，歌德和席勒的剧本有37部。每晚观众约500人。为了增加剧院收入，歌德征得公爵同意，增加星期日晚场，这也丰富了人民的假日文娱生活。
此外，歌德还组织魏玛剧团到梅塞堡附近的疗养地劳赫施泰特演出，增加收入，然后分发奖金。
就在歌德与席勒合作，使小小的魏玛成为当时德国文化中心的时候，席勒病倒了。席勒本来患有肺病。1804年夏天，他旧病复发。他曾写信给寇尔纳，希望自己能活到50岁。但是天不从人愿。随着寒冬到来，他的病情日趋严重。 1805年年初以来歌德也患重病。1805年4月30日晚，歌德去席勒家看望他。席勒要去剧院，歌德劝阻未成，便带着忧虑的心情，在席勒家门口告别。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
1805年5月9日下午3时席勒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歌德患肾绞痛，正在卧床。没有人敢把这个噩耗告诉他。他见到周围的人神色慌张，便问克里斯蒂安涅：“席勒昨天病得很厉害，对吗？”
她没有回答，就开始大声抽泣。歌德斩钉截铁地问道：“他死了？！”
她答道：“您自己已经说出来了！”他再次说：“他死了”，身子侧过来，用双手捂着眼睛，哭了，没说话。3个星期之后，他写信给卡尔·弗里德里希·泽尔特：“我原以为我自己完了，现在失去了一位朋友，这等于失去我生命的一半。”（1805年6月1日）待歌德病愈之后，他才于当年8月10日在劳赫施泰特举行席勒追悼会，先演出《玛丽亚·斯图加特》的后三幕，然后演唱《大钟歌》，紧接着朗诵歌德为席勒的《大钟歌》作的跋，共10段。10年后歌德在纪念他时补充的最后一段是：
他就这样，离开我们去了！
就在好多年前，已经有10年。
我们大家都感到获益不少，世人感激他赐予的一切教言；那些只属于他自己的思考，早已在全体之中扩展蔓延。
他照耀我们，就像消逝的彗星，以自己的光结合永久的光明。
歌德对席勒的最大帮助就是把席勒拉出深陷的唯心哲学的泥潭，回到文学创作上来。而席勒反过来又帮助歌德认识到自己的才能，从而充分发挥它。
歌德给席勒提供了演出他的剧作的舞台，席勒也给歌德的作品提供了发表的机会。
两位大师的合作是“诚挚和友爱的结合”，在文学史上写下了一段亲密合作的佳话。
朋友之间有友谊，并不等于没有矛盾。晚年歌德说：“席勒的性格和气质与我完全相反，我同他一起生活了好些年，我们相互的影响达到这种程度，就在我们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也互相了解。然后每人都坚持自己的人格，一直到我们又共同为某种思想和行动联合起来。”
歌德于1828—1829年编印了他同席勒的通信集，收录了1050封信。
正如他给作曲家泽尔特的信所说的，“我编辑了从1794年至1805年我同席勒的通信集。这将是给德国人——我可以说——给所有的人的馈赠。”这本通信集是反映他们俩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他们生活时代的一面镜子，也是“诚挚和友爱的结合”的体现。 |
灵感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