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11月26日，他“因病”获准能以炮兵中尉衔退伍。他改善农奴状况的方案已宣告失败。他要娶瓦列里娅的幻想已破灭。他这时闲云野鹤，了无牵挂，便决定出国游历。
这次出国1月29日出发，8月8日归来，历时半年，游览了法国、瑞士、德国一些地方。
1857年1月29日，托尔斯泰乘驿马离开莫斯科去华沙，从莫斯科到华沙1269俄里，托尔斯泰走了五天，路上思考了《失落者》的写作问题。
一到华沙，托尔斯泰就给在巴黎的屠格涅夫去电报问他是否准备在巴黎久住。屠格涅夫立即回电说准备久住，而且涅克拉索夫也跟他在一起。接到回电以后，托尔斯泰立即乘火车动身去巴黎，2月9日（公历 21日）到达巴黎。
当天，托尔斯泰就去找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但出乎意料，见面的印象并不快乐。
第二天，他就给鲍特金写信说： “我昨天抵达巴黎，并在这儿遇到了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他们俩都脸色忧郁，愁眉不展，对生活满腹牢骚——整天无所事事，郁郁寡欢，似乎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难言之苦。不过我很少见到他们。屠格涅夫的神经过敏逐渐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病，此病同他那平易近人的作风和仁慈心肠结合在一起——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这种最初的印象使我感到忧心忡忡，更何况我在莫斯科生活了一段之后，至今还处于极度的 lebens-froh之中。我对德国虽然只是匆匆一瞥，但它给我留下了强烈而又愉快的印象。”
在巴黎见到托尔斯泰后，屠格涅夫最初的印象是不错的。他在给沃隆斯基的一封信里说：“托尔斯泰在此地。在他的身上，向好的方面已起了相当大的变化。”可是很快屠格涅夫便感到失望了。他在给科尔巴辛的信中写道：“我依然无法跟托尔斯泰真正接近起来，因为我们的看法实在凑不到一块儿。”
托尔斯泰在日记里也说：“不，我在避开他。我对他的贡献做了充分赞扬，从各个方面迎合他，可是没法取得一致。”
尽管如此，两位作家仍然经常见面，并且一同前往第戎。看来，他们俩都有接近的愿望，但是他们的性格、观点、修养、处事态度的不同又使他们不能亲密起来。
托尔斯泰在巴黎住了将近两个月，印象本来一直是极好的。他1857年3月24日—25日（公历4月5—6日）给鲍特金的信里讲得极为详尽，我们不妨引一段看看： “我仍旧住在巴黎，眼看快两个月了；我无法预料：什么时候这个城市才会使我对它失去兴趣，这种生活才会失去它的魅力。我是一个十足的不学无术的人；我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这里这样强烈地感到这一点。因此，单凭这一点我就可以为我在这里的生活感到满足和幸福；况且，在这里我也感到这种无知并非不可救药。再就是艺术上的享受，罗浮宫、凡尔赛宫、高等音乐学校、四重奏、剧院、 Collège de Franse和索尔蓬纳里的讲课，而主要的是能够享受到社会自由，我在俄国对这种自由甚至是毫无概念的。凡此种种，使我不能早于两个月，即不能在矿泉疗程开始之前离开巴黎或巴黎近郊的乡村，近日内我想迁到那里去住。”
可是就在写完上面那段话的第二天，他去观看了一个执行死刑的场面。这件事急剧地改变了他的看法。关于这件事情，他在上文所引的给鲍特金的那封信里接着说： “上面这些是我昨天写的，被人打断了。而今天我的心情完全变了。
今天早晨，我做了一件愚蠢而冷酷的事——乘车去看执行死刑的情景。
再加上两周来这里的天气一直十分恶劣，我觉得很不舒服，我一度处于一种令人厌恶的神经质的情绪之中，因此这种场面给我留下的印象将使我长久不得安宁。我在战场和高加索见过许多可怕的场面，但是即使当着我的面把一个人撕成碎块，也没有用这台精巧雅致的机器在一瞬间把一个身强力壮的活人杀死那么令人反感。因为在战场上占上风的不是理智的意志，而是感情的冲动；而这儿却周密细致地使杀人变得不动声色，方便易行，没有丝毫壮观之处。……这里几天前逮捕了许多人，破获了一个企图在剧院谋杀拿破仑的案件，案犯也将于近日内处决。但是今后我肯定不会去看这种场面，也不会去为任何政府效力了。”
他稍后在5月13日和25日的创作笔记里写道：“所有的政府，就其善恶而论，都是一模一样的”，“最好的理想境界便是无政府状态”。
他之所以得出这种结论，我们认为很可能跟这次观感有关。
看完了死刑以后，托尔斯泰久久地吃不下饭去，夜里常常做噩梦。
第二天醒来觉得不舒服，刚想要读书，就产生了一个想法：离开巴黎。
可是上哪儿去呢？
他当时心绪不佳，极需找一个体贴入微的亲近的人谈谈。他想起了当时在日内瓦的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娅。
第二天，托尔斯泰就离开巴黎去日内瓦了。
到达日内瓦的第二天，托尔斯泰就去找堂姑。
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是尼古拉一世的女儿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女官，她的妹妹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是尼古拉一世的外孙女的教师，她们当时跟公主一家住在日内瓦附近的波卡日别墅里。
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在其《回忆录》里说，托尔斯泰一见到他们就说： “我是从巴黎直接来找你们的。巴黎那么使我厌恶，险些使我精神失常。那儿的一切都叫我看够了！……第一，在我所住的maison garnie （法文：公寓）里，住了三十六个 ménages（法文：家庭），其中19个是非法同居。这使我十分愤慨。后来我想试试自己的胆量，去看了一次斩决犯人的场面。看完以后睡不着觉，不知躲到哪儿好。幸好偶尔听说您在日内瓦，便拼命赶到您这里，相信您能救我。”
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接着写道：“的确，他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之后，就很快平静下来，我们一起过得好极了。”
托尔斯泰很喜欢这位堂姑。在4月12日的日记里，他写道：“亚历山德拉的微笑美极。”他在4月19日（公历5月11日）的日记里写道： “跟两位堂姑在一起多么愉快啊。”“十分，十分愉快。”“我很想爱她，这实在太可怕了。亚历山德拉年轻十岁就好了。多么可爱的性格。”
亚历山德拉对托尔斯泰也不是无动于衷。1857年8月29日，她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给托尔斯泰写信说：“跟您呆在一起，要不感到自己是个幸福的人，那确实是件难事……我无法向您描述：这是多么愉快啊，回想起我们多次突然见面的情景，总使我欢欣鼓舞。我所喜爱的一切，都随着离开瑞士而一起消逝了。”“当我见到您的时候，我总是希望自己变得更好些，而在念及您的友情时（的确，这种感情有点儿自发性），我就被这种想法所左右了。”
他们的这种关系发展为亲密牢固的友谊，一直持续到1904年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逝世。
托尔斯泰在日内瓦逗留了将近两个星期。4月21日同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乘轮船去克拉兰。4月21日到达，一直住到6月30日。
周围的风景，特别是蓝得出奇的日内瓦湖水，使托尔斯泰赞不绝口。
这秀美的山水对托尔斯泰的精神境界产生了强烈的有益影响，他说他面对着这美丽的景色，爱的感情在心里油然而生，甚至感到爱自己，惋惜自己的过去，寄希望于未来，觉得生活快活，想久久久久地活下去；想到人终有一死，便像孩子般害怕。一个人坐在浓荫如盖的小花园里，看着这湖岸，看着这湖水，有时甚至觉得这美通过眼睛注入他的心灵。
托尔斯泰不满足于在附近散步，他要到远处去游历。他找了一个认识的11岁的小男孩做伴，因为他想听听孩子的观感。他背囊里装着形影不离的日记本和备用的白纸，准备住宿或路上休息时写些旅途见闻。他们没有固定路线，起初徒步，后来累了就乘马车或坐船。从5月27日到 6月6日，这次旅行持续了11天。回到克拉兰以后，6月7、9、10三天写旅途见闻，可是只写了两天就撂下了，还有一篇《1857年日记摘抄》手稿也没有写完。
旅行回来以后，托尔斯泰精力充沛，同时动手抓了以下五部作品的写作：1）《发疯者》，2）《逃亡的哥萨克》，3）《狩猎场》，4）《青年》第二部，5）《旅游日记》。
6月30日，托尔斯泰离开克拉兰，来到日内瓦，三天后又到了伊维东，然后就到了瑞士首都伯尔尼。7月6日，到达卢塞恩，当时亚历山德拉·安得烈耶夫娜在那儿。他下榻在一家最好的旅馆。第二天他看到一个音乐家的遭遇。这件事使他感触颇深，写成短篇小说《卢塞恩》。关于这件事情，他在《卢塞恩》里有一段描写，文字极为优美，我们想多引一些，读者决不会感到枯燥。
“突然一阵美妙动人的乐声把我惊住了。这乐声顿时使我精神振奋，仿佛一道欢乐的强光射进我的心房。我感到轻松愉快。我那沉睡的注意力重新注意到周围的一切。美丽的夜景，迷人的湖水，我刚才还无心欣赏，这时一齐涌进我的眼帘，我感到心旷神怡。在一刹那间，我忽然发现月亮正在冉冉升起，清光照着幽暗的天宇，深蓝色的天幕上有几缕灰色云彩飘浮着，湖面如镜，墨绿色的水面上灯光闪烁，远山迷蒙，从弗列兴伯格传来的蛙声和对岸传来的鹌鹑清脆嘹亮的鸣叫交织在一起。就在我前面，从传来音乐声和吸引着我的注意力的地方，我看见昏暗的街中间一群人围成半圆形，而在人群前面相距数步的地方，有个穿黑衣服的身材矮小的人。……我走上前去，乐声变得更加清晰了。我清楚地听得出辽远的、在夜空中颤动着的吉他悦耳的和音，还有几个人在轮唱，歌声此起彼伏，各声部虽然唱的不是主旋律，但某些唱得最精彩的地方，都烘托出了主旋律。主旋律有点类似优美动人的玛祖尔卡舞曲。
歌声时近时远，听起来时而像男高音，时而像男低音，时而又像地罗尔人絮絮低语时的悠扬婉转的假噪音。这不是歌曲，而是歌曲的轻淡美妙的素描。我无法明白这是什么；但这是美妙的东西。吉他令人心荡神怡的轻微的和声，这美妙动听的轻捷的旋律，这黑沉沉的湖水、清澈的月色、悄然矗立着的两个高塔的尖顶和花园中黑黢黢的影子，——这一切既奇怪，又说不出的美妙；也许这不过是我的感觉。
“所有纷乱如麻、无可奈何的生活印象，突然对我都有了意义和魅力。我心里好像绽开了一朵鲜艳芬芳的花朵。刚才积压在我心头的对尘世一切的厌倦和淡漠消失了，我突然感到需要爱情，感到生活充满希望和无以名状的愉快……
“那个身材矮小的人似乎是个流浪的地罗尔人。他站在旅馆的窗前，一只脚向前伸出，头朝后仰，一面弹奏吉他，一面用各种不同的声音唱他那优美的歌曲。我马上对这个人发生了好感，感谢他在我心里引起的这种变化。
“衣冠楚楚的富翁，有的站在第一流的富丽的旅馆阳台上，有的靠在窗口前面，还有在湖滨散步的人，都在欣赏这个身材矮小、也许还有点儿俗气的人演唱。有的人兴许喜欢听这独具一格的地罗尔歌曲演奏，但是当乐师摘下帽子伸出去的时候，一个子儿也没人给他。”
人们不仅不给他钱，而且还冷酷无情地哈哈大笑起来。托尔斯泰觉得富翁们对矮小的乐师的侮辱就是对自己的侮辱。乐师垂头丧气地走了，托尔斯泰追上他，请他到瑞士旅馆喝酒。喝酒的时候，侍者在一旁讪笑，看门人也放肆地坐下了。托尔斯泰勃然大怒，把他们痛骂了一顿。
托尔斯泰在国外游历期间仍然赌博。在德国巴登赌博，钱输光了，向一个法国人借，又输光了，便向刚到巴登的屠格涅夫借，最后不得不向他的堂姑（也是他的好友）亚历山德拉告贷。
托尔斯泰之所以能成为托尔斯泰，就在于他不甘沉沦，每次堕落之后必然悔恨不已。在1857年7月7日的日记里写道：“从早到晚赌钱。……
猪猡。没出息，下流坯！”在同年7月25日的日记里又写道：“很久以来我良心不曾受到这样的折磨。”这也是责备自己赌博。
托尔斯泰因赌博受到良心谴责，极为痛苦，便到法兰克福找堂姑亚历山德拉寻求安慰和同情去了。托尔斯泰非常喜爱他的这位堂姑，认为她“真是好极了！是个实在叫人喜欢的人。”他说：“我没有遇到过比她更好的女子。”
后来，托尔斯泰又到德累斯顿住了几天，参观完博物馆，于7月8日返回了俄国。
第一次出国的意义是使托尔斯泰亲眼看到了欧洲的生活。对欧洲的生活，他以前只是通过书本或者别人的讲述了解一些，认识模模糊糊。
如今在法国和瑞士游历了六个月之后，他不仅看到了当时专制俄国所远远没有的“社会自由”的种种表现，而且也看到了这两个共和国的阴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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