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克里米亚回来以后，托尔斯泰写《哈吉穆拉特》。他十分仔细地研究了那个时代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衣着打扮、车臣人的宗教信仰以及沃隆佐夫总督的个性及其周围官员。他特别注意研究尼古拉一世的情况。
斯塔索夫从彼得堡给他寄来资料。
托尔斯泰请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亲王在高加索军事委员会卷宗第十卷里查找尼古拉一世同高加索总督沃隆佐夫公爵的来往信件。
他从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那里了解到皇上童年时代的细节以及叶卡特琳娜二世对他的态度。
1902年底和1903年全年，托尔斯泰怀着年轻时代那种热情写《哈吉穆拉特》，虽然写作是断断续续进行的。
同时修改《伪造的证券》、论文《致神职人员》，写《童年的回忆》 （为比留科夫写他的传记提供材料），还写了《地狱的毁灭及其恢复》 （这篇神话使托尔斯泰夫人大为生气，她不了解它的意义）。
1902年秋，托尔斯泰夫人要投资50 000卢布重版托尔斯泰著作，她要托尔斯泰交出由托尔斯泰签字、交玛莎保存的那份遗嘱。她的理由是：如果托尔斯泰死了，这份遗嘱公布于世，她就收不回本钱来了。激烈争吵之后，托尔斯泰的心脏出现了早搏。最后托尔斯泰作了让步，把这份遗嘱交给了她。
12月7日，托尔斯泰病重，医生诊断为疟疾的新发作。
1903年4月初，基什尼约夫发生了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消息像闪电一般传开。这引起了知识分子和上层贵族的极大愤怒。斯托罗任科教授代表一些作家和学者请求托尔斯泰发一份电报给基什尼约夫市市长。托尔斯泰高兴地照办了。许多犹太人写信给托尔斯泰，请他就犹太人问题发表意见。他给一个犹太人回信说：“我对待犹太人就像对待兄弟一样，不可能有别的态度。我爱他们，并非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是因为我们和他们以及所有的人都是一个父亲即上帝的儿子，而且这种爱并不需要我特别勉强，因为我常常遇到并了解一些很好的犹太人。”
同时，他还回信给作家肖洛姆-阿莱赫姆，说他很愿意为救济基什尼约夫市受难者写些东西。
1903年6月18日，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构思了三部新作品：一、误入歧途的人们——唯物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尼采主义者的叫喊：走开，拿撒勒人耶稣，你干吗到我们这儿来？‘你是来毁掉我们的。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上帝的圣徒。’（可能很好）。
“二、编入犹太人文集：喀山一次欢乐的舞会，我爱上了美女科列伊莎，她是驻军首长波兰人的女儿，同她跳舞；她的父亲，一个漂亮的老头，亲热地带她去跳玛祖卡舞。堕入情网，跳了个通宵以后，早晨听到鼓声，一个鞑靼人被赶着通过列队，军队首长命令狠狠地打。（可能很好） “三、十分真实地写自己，写我所有的弱点和蠢事，同时穿插着写我一生中重要的事情和好事。（也可能很好） “所有这些都比愚蠢的《哈吉穆拉特》重要得多。”
托尔斯泰本来打算把《舞会之后》给肖洛姆-阿莱赫姆。但《舞会之后》没有写好，就把先写好的神话故事《沙皇阿萨尔哈顿》和《三个问题》编进为救济受难的犹太人而写的文集里。
1904年底比留科夫从流放地回来了。他着手写托尔斯泰传记。他请托尔斯泰给他提供童年的情况。托尔斯泰开始写《童年的回忆》，但花在这上面的时间不多，大部分时间都花到编纂《阅读园地》上了。
1904年2月8日，日军袭击驻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10日，俄国对日宣战。日俄战争爆发。托尔斯泰受到很大震动，一连几天不能考虑或议论其他问题，直到《请三思！》写好以后，他的心情才平静下来。这篇文章在国外刊登出来，引起人们的注意。伦敦《泰晤士报》以九栏半的版面刊登了这篇文章，并评论说：“这既是信仰自白，也是政治宣言，是农民士兵遭受苦难的图画，也是在这些士兵和许多人头脑中萦绕的问题，最后，这也是一副饶有趣味并富有教益的心理描写。”
美国费城《北美新闻》来电征询支持俄国还是支持日本时，托尔斯泰答道： “我既不支持俄国，也不支持日本，而是支持两国的工人，他们受了各自政府的欺骗，被迫去参加毁坏自己的幸福、违背自己的良心和宗教的战争。”
这年12月20日报纸报道，斯特塞尔将军把旅顺口连同卫戍部队15 000人和武器全都交给了日本人。托尔斯泰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尽管在理论上他不支持交战的任何一方，但从前受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军人生涯在他身上根深蒂固，仍然使他对俄军的失败不能无动于衷。他在12月31日日记里写道：“交出旅顺口使我感到难过、感到痛心。这是爱国主义。
我受过爱国主义教育，而且不能摆脱它，犹如我不能摆脱个人的利己主义、家庭的利己主义甚至贵族的利己主义一样。所有这些利己主义在我身上都有，但我意识到上帝的法则，这种意识制约着这些利己主义，因此我能够抵制它们。这样，这些利己主义就渐渐减弱了。”
托尔斯泰以77岁高龄还这么严格地剖析自己的思想，真是不能不令人佩服！假如世界上真有一个人“活到老改造到老”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应是托尔斯泰！
这一年托尔斯泰失去了两个最亲密的朋友：3月，他的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去世了；8月，哥哥谢尔盖去世了。
1905年1月9日，彼得堡工人带着妻子儿女共十四万余人，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请愿，要求出版言论自由、八小时工作制和土地归农民所有等。沙皇按预谋下令开枪，死千余人，伤两千余人。结果激起全国人民激烈抗议，导致了1905—1907年俄国革命。
托尔斯泰根据其不以暴力抗恶的主张，既反对革命者使用暴力对抗政府，也反对政府用暴力镇压革命者。
他在给斯塔索夫的一封信里说：“我在这次革命中自觉自愿地担任一亿农民的辩护律师。对一切促进或者能够促进农民福利的事情，我欢迎；对一切不追求这个主要目标或脱离这个主要目标的事情，我不赞同。”
在给斯塔索夫的另一封信里，他还说：“事变以异常迅速的速度和正确性在进展着。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满，就像对秋天和冬天不满一样，没有想到秋天和冬天正在使我们接近春天。”
据古谢夫在《托尔斯泰生平和创作大事记》里说：“托尔斯泰相信 “俄国革命对人类将产生比法国大革命更加重要和有益的影响。”
托尔斯泰自然对这次革命中的主要政治派别及其做法有自己的看法。
12月31日，他在日记里写道： “目前在革命时期，三种人的品质和缺点清楚地显示出来了。第一种人是保守派，这些人贪图安逸，希望继续维持他们的舒适生活，不希望任何变革。这些人的缺点是利己主义，优点是谦恭、温顺。第二种人是革命派，他们希望变革，并敢于大胆决定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变革；为了实现这种变革，他们不怕遭到暴力镇压，也不怕自己吃苦受难。这种人的缺点是粗鲁残酷，优点是精力充沛，甘心情愿去为他们认为是幸福的目标献身。第三种人是自由派，他们既没有保守派的谦恭温顺，也没有革命派的献身精神，但却具有前者的利己主义和后者的自以为是。”
托尔斯泰一贯主张人应该注意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没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夺得了政权也未必能替人民办好事。他1906年3月9日在日记里写道： “革命者开始夺取政权的时候，身上就明显地表现出使政权蜕化的一般品质：自命不凡，骄傲自大，崇尚虚荣，以及——最主要的——对人不尊重。”
苏联的垮台可能就是某些人的品质特别是对人不尊重种下的恶果。
这时也不断有不明真相的人指责托尔斯泰不肯放弃私有财产和贵族生活。比如托尔斯泰就收到过这样一封信： “据说你有土地，甚至有很多土地；把这些土地分给那些用汗水浇灌它们的人吧，开始吧，去完成你自己宣扬的事业吧，伟大的老人！别人将以你为榜样跟着去做的。请接受衷心的敬意。农民契丘吉。”
其实他的财产早就放弃了，现在的财产并不属于他。对诸如此类的误会，他只能无可奈何地在心里苦恼。
托尔斯泰在这期间写了一本小册子——《政府、革命者和人民》，寄给在英国的切尔特科夫以便在英国出版。
1906年5月有几个农民偷砍树木，被托尔斯泰夫人告到法院。这几个农民将被捉去坐牢。家里人都求夫人饶恕这些农民，但她不肯。托尔斯泰心情非常沉重，痛苦得简直要呻吟起来。他觉得在家里实在呆不下去了，因为夫人经常作出一些违背他的信仰、使他难堪的事情。
这时他本来可以离家出走，但夫人突然病了：她子宫里长了一个纤维瘤，需要动手术。而且夫人觉得要死的时候表现得相当和蔼可亲。当托尔斯泰走进她的房间的时候，她握着托尔斯泰的手连连说：“请宽恕我吧！”女儿也觉得她从来没有这么可爱过。正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不过她没有死，手术后很快康复了。托尔斯泰一家生活一度中出现的和睦气氛又逐渐消失了。
11月27日，托尔斯泰的爱女玛莎死了。这年秋天，她就同丈夫住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她死的时候，托尔斯泰和她的丈夫科利亚坐在她身旁看着她平静地咽了气。
她的死也使托尔斯泰想到了自己的死。他在日记里写完女儿的死使他产生的感想以后，接着说：“死亡越来越接近我了。最近一段时间它对我来说是那么亲切而不可怕，那么自然而必然，它不是跟生命对立的，而是跟生命相联系的，是生命的继续。”
斯托雷平担任大臣会议主席和内务大臣以后，为了把富农培植成沙皇专制制度在农村的支柱而实行土地改革，推行土地私有制。托尔斯泰写信建议他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征收经济地租的单一税理论实行土地村社公有制，不要实行土地私有制。1907年7月26日，他在第一封信里说：“摆在您面前的是两条道路：要么继续推行您已经开始的不仅参与而且还亲自领导的流放、苦役和死刑那一套——这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会给自己留下罪恶的名声，更主要的是损坏了自己的心灵；要么站在欧洲各国人民的前面，帮助消灭土地所有制的那种早就存在的、对各国人民都极其不公平的现象，做一件真正的善事，并且用最有效的办法去满足人民的合法愿望，安抚他们，借以制止现在革命者和政府都在进行的可怕的罪恶活动。”1907年10月20—23日，斯托雷平给他回信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的建议，说：“您认为是罪恶的事情，我却认为是为俄罗斯造福。我觉得，我们的一切混乱正是因为没有土地私有制造成的。……我认为，毋庸置疑地必须帮助农民合法地获得必需的部分土地作为他完全的私有财产……”
1908年1月28日，托尔斯泰再次给斯托雷平去信阐明自己的观点，指出：“您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已经用暴力对抗暴力，并继续这样做，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第二，想在俄罗斯镇压住骚乱的人们——这些人所期望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消灭土地私有制……您想在消灭村社之后建立一种小土地私有制来安抚他们，这就大错特错了。”
一个80高龄的老人，自知不久人世的时候，还为国为民操心，且不说观点对错，单就这点精神来看就十分了不起。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曹操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秋天，切尔特科夫有事到英国去几个月。（他是1907年夏天流放期满带着全家从英国回到俄国，定居在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五俄里远的雅先基庄园的。）临走前给托尔斯泰找了个秘书。这人是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姓古谢夫。他主管托尔斯泰的来往信件，回复人们的来信。但是还没等他熟悉工作，他就被逮捕，关进克拉皮文县监狱。12月底，古谢夫被放出来，继续帮助托尔斯泰处理一些事务。
1908年1月，托尔斯泰收到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寄来的新奇礼物——录音机。他给爱迪生写了感谢信。随后还通了几次信。他很尊敬爱迪生，因为他没有为军事目的发明任何东西。
这年8月是托尔斯泰80寿辰。1月彼得堡就成立了庆祝托尔斯泰80寿辰筹备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许多知名人士，如作家蒲宁、博博雷金、安德列耶夫以及第一届国家杜马主席穆罗姆策夫等。历史学家、自由派政治活动家马·柯瓦列夫斯基被选为主席，副主席是作家柯罗连科和画家列宾，秘书是斯塔霍维奇。为了制定庆祝计划，决定召开全俄代表大会，并邀请40名报界代表参加。对这些举措，许多外省城市都热烈响应。莫斯科和彼得堡两市的杜马为了庆祝托尔斯泰寿辰还准备通过一些文教方面的议案。为托尔斯泰祝寿的主张也得到英、德、法、日等国的热烈响应。
可是这件事却使托尔斯泰感到痛苦。恰在这时，他的老朋友东杜科娃-科尔萨科娃公爵夫人（1861年在国外旅游时在比利时认识的）给他的夫人来信，说庆祝一个破坏了正教信仰的人的寿辰将侮辱许多信仰正教的人。
他在通过录音机给东杜科娃-科尔萨科娃公爵夫人的信里说：“……
人们正在以庆祝生日来赞扬我，这对我来说是极其痛苦的，我没有言过其实。我年老了，差不多接近死亡了。我是如此希望到上帝那里去，到我来的地方去。所以这些虚荣的可怜的赞扬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痛苦。”
托尔斯泰口授给祝寿筹委会秘书斯塔霍维奇写了一封信，利用东杜科娃-科尔萨科娃公爵夫人提供的理由（请求取消纪念活动）。筹委会停止了活动，并在报上发了公告。
1905年以前，俄国判处死刑的现象很少。但这几年由于恐怖活动和农民暴动，判处死刑的次数越来越多了。看到死刑的通报，托尔斯泰感到异常痛苦。他为杀人者和被杀者都感到难过。他认为应该表态反对死刑，不能再沉默了。
一天早晨，托尔斯泰喝咖啡的时候看到报上一条消息说赫尔松有20个农民因强抢地主庄园被判处死刑。他痛苦地喊道：“不，这实在叫人受不了！不能这样生活！
于是他便开始写论文《我不能沉默！》，从5月1日开始，到31日才结束。
这篇文章在几家报纸上发表了，结果这几家报纸被罚了款。人们用油印机秘密印刷，有的还用手抄。这篇文章很快就传遍了全俄国。
这篇文章，欧洲各国也发表了，仅德国就有200多种刊物转载了。
8月28日，托尔斯泰的生日，尽管托尔斯泰本人、政府以及主教公会都曾努力制止庆祝活动，但人们还是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庆祝活动。
托尔斯泰收到了500多封电报、无数封贺信、无数篇祝词和各种礼物。
切尔特科夫的朋友赖特带来了有几百个英国的托尔斯泰崇拜者签名的贺信，在签名者中间有许多著名诗人、作家和哲学家，如哈代、威尔斯、肖伯纳等人。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期刊活动家协会等单位都发来贺词，美术爱好者协会还寄来俄国著名画家专门为他画的绘画纪念册。
托尔斯泰像平日一样度过了自己的生日。早晨工作，早饭后接见客人，接受朋友们的祝贺。晚上钢琴家戈里坚维叶泽尔演奏他喜欢的肖邦的曲子给他听。
托尔斯泰写了一封公开信在报上发表，统一答谢所有的祝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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