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4月10日，托尔斯泰在给德鲁日宁的信里说：“春光明媚，似乎应该万事如意，可是就在这时一种可怕的悲痛降临到我们头上了。
您知道，我一个哥哥死于肺病，今年尼古拉大哥又显露出完全相同的症状，而且以可怕的速度加剧着。”
尼古拉这时已在德国的索登养病。谢尔盖也在国外。
1860年6月24日，托尔斯泰的妹妹玛丽亚带着孩子离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去莫斯科，7月1日到彼得堡，第二天就从彼得堡乘船前往波兰的什切青。在什切青没有停留就到了柏林。在柏林呆到7月5日（公历17日）。他的妹妹玛丽亚在柏林逗留了四天，便接受医生建议，到普鲁士的索登疗养去了。
托尔斯泰在柏林参观了一些博物馆，在柏林大学听了一次历史课、一次生理学课，在柏林手工业者俱乐部听了一次科学内容的演讲。讲演之后，举行了“问题箱”开箱式，由专家回答投入箱里的问题纸条。这种文化教育形式，托尔斯泰以前没见过，颇感兴趣。托尔斯泰访问了这个俱乐部两次，把手工业者联合会的章程和问题箱里的一张纸条带回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在柏林的最后一天，托尔斯泰参观了一座单人监狱。这种监狱是仿效美国的范例建立的，当时欧洲刚刚出现。7月26日，托尔斯泰离开柏林去莱比锡。在莱比锡逗留一天，便听从医生建议去基青根疗养。从7月27日到8月26日，他在基青根逗留。在这期间，他参观学校，接触了一些教育家，并研读了劳默尔的《教育学史》。他还买了许多教育学著作，并通过代理商到美国去订购了书。
这时尼古拉的病并不见好。8月12日，他到基青根来看过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显然8月末接到大哥的来信，知道医生建议他到法国南部的基厄尔治疗。托尔斯泰决定陪同哥哥前去。9月6日，托尔斯泰和哥哥妹妹一起到了基厄尔。在基厄尔，托尔斯泰又开始写《哥萨克》。
基厄尔的温暖的海滨气候也未能挽救尼古拉垂危的生命。尼古拉于9月20日（公历10月2日）逝世。托尔斯泰感到十分悲痛，自不待言。
在当地安葬了哥哥之后，托尔斯泰由基厄尔市内搬到海边——他妹妹住在那里。
托尔斯泰下榻的别墅里，住着一家俄国人，姓普拉克辛，家长是个团长，是从明斯克来的。他家有个孩子，叫谢廖扎，当时九岁，常跟托尔斯泰一起玩。谢廖扎·普拉克辛1903年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回忆了跟托尔斯泰在一起的日子。据他说，托尔斯泰早晨早早起来坐在桌前写作。常拿出许多时间来跟孩子们玩。当时有四个孩子：除谢廖扎外，托尔斯泰妹妹的三个孩子也来了。托尔斯泰常跟他们一起玩，如自己平躺到地板上，让孩子们也都这么躺下，然后不用两手支撑站起来；在门框上拴上绳子翻跟头，叫孩子们翻，自己也翻；领着孩子们做长途散步，散步时给孩子们讲故事，看到谢廖扎身体单薄，还常背他；教给孩子们画图画，写作文。
托尔斯泰常离开基厄尔到马赛去，目的是考察当地的学校。据谢·普拉克辛说，那里共有八所工人学校，托尔斯泰全考察过。孤儿院“让四岁的孩子像士兵一样按哨音在大长桌子旁边做动作，在口令的指挥下举手和把手放下，用哆哆嗦嗦的奇怪声音唱赞美上帝和恩人的歌”，给托尔斯泰的印象很不好。
考察完了学校，托尔斯泰常在马赛大街上转游。他看到博物馆、群众图书馆、剧院、书店、咖啡馆、出版社，心想：“这是潜移默化的学校，它在跟强制性的学校竞争，使那种学校的教学内容显得几乎一文不值。”他在10月25日的日记里写道：“学校不在学校里，而在杂志和咖啡馆里。”
看到托尔斯泰这么愉快活跃，谁也想不到他心里这时经历着一个消沉时期。哥哥的死震撼了托尔斯泰，他想到了死。死这个想法以前也困扰过托尔斯泰，使他产生了“为什么？”这个问题，他当时没有找到答案。那还是1858年8月21日，他读完斯坦克维奇的书信集后，在写给奇切林的信里提出来的：“为什么呢？为了什么目的呢？这么一个可亲的绝好的人痛苦，高兴，徒然希望……除了忧伤、恐惧以外，对这个‘为什么？’的问题无法回答。对我的心灵里的最好的东西，现在也响着‘为什么？’这个问题。”
哥哥的死又把这个折磨人的没有解决的问题以可怕的力量提到了托尔斯泰面前。10月25日，他在日记里写道：“尼古拉逝世快一个月了。
这件事使我可怕地脱离了生活。又是‘为什么？’离到那儿去的时间不远了。到哪儿去呢？那儿是不存在的。企图写作，迫使自己写作，写不下去，因为我看不出来工作的意义，没有力量和耐心工作。”可是托尔斯泰并不甘心消沉下去。10月28日，他在日记里写道：“用牌占挂，犹疑，闲散，怅惘，关于死的想法。必须摆脱这种心情。一个办法——强制自己写作。”接着，他给自己提出任务：“午饭前写第一章。”同一天晚些时候，托尔斯泰又补记“没有超过半章”，这里可能指的是第二章，因为他接着给自己第二天提出的任务是“写完第三章，如果来得及的话”。写什么作品，日记里没有记载，但根据他1861年3月14日（公历26日）给赫尔岑的信可以断定，这里指的是描写十二月党人的小说。
12月中旬，托尔斯泰离开基厄尔到尼斯，从尼斯又去佛罗伦萨——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跟公主一家在那里。在这里，他逗留了将近两个星期。
在佛罗伦萨，他结识了著名的十二月党人、他的远房亲戚（其曾祖父是托尔斯泰的曾外祖父）沃尔孔斯基公爵和他的夫人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娘家姓拉耶夫斯卡娅）。沃尔孔斯基公爵曾被流放西伯利亚，他的夫人不顾一切跟他到了西伯利亚。托尔斯泰见到他的时候，他已70多岁，披着长长的白发，托尔斯泰觉得他像个古代的先知。
在佛罗伦萨，托尔斯泰还认识了俄国画家尼基京。托尔斯泰说，他 “很有才华”，“铅笔画好得出奇”，他给沃尔孔斯基公爵和托尔斯泰各画了一张肖像。
托尔斯泰离开佛罗伦萨，到了里窝那；从这里，他去了那不勒斯。
那不勒斯给他的印象很好。他喜欢听那不勒斯街头歌手唱歌；激赏那布勒斯湾的美丽景色。
托尔斯泰接着到了罗马。在罗马发生了托尔斯泰“回归艺术”的现象。托尔斯泰约有一年半的时间对艺术抱着怀疑有时甚至否定的态度。
这个时期结束了，直到1880年代初在20年中间再没有犯过。
在罗马，托尔斯泰认识了一些俄国画家，其中有他的好友瓦·鲍特金的兄弟米·鲍特金。由于对绘画产生了兴趣，托尔斯泰还拜访了西班牙画家、法国画家的画室。
初到罗马时，托尔斯泰觉得罗马废墟太多，使他感到压抑。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米·鲍特金，米·鲍特金建议他到郊区走走，他接受了这个建议，跟米·鲍特金在郊区转了一整天，托尔斯泰对意大利的风景赞不绝口，从而也爱上了罗马这座古城。
1898年，有个德国传记作家问托尔斯泰访问罗马的印象时，托尔斯泰说： “我很了解这座城市，我当年曾跟一个俄国画家——名字我想不起来了——从那儿出发畅游了那不勒斯、庞培和格尔库拉奴姆……应当承认，古代艺术并没有使我产生极其强烈的兴趣，没能使我像周围的人那么感兴趣。我当时曾跟屠格涅夫谈过许多，我深信人们对古典艺术评价过高……我最感兴趣的是人。在您写的关于我的那篇文章里，我昨天读到一条评论，我觉得是成功的。您说我到处只对人感兴趣。我在罗马的情况可以证明这论断多么准确。当我回忆那个时期时，在我的脑海里只呈现出一件小事。那是我跟我的一个伙伴在平乔山上散步，山脚下有一个极可爱的孩子，长着两只黑色的大眼睛。是个典型的意大利老百姓的孩子。我现在还听到他喊：‘ Date mi unbalocco.’（“给我一个玩具。”）别的印象几乎从我的记忆里全消失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对人民比对周围风景和艺术品更感兴趣。”
离开罗马以后，托尔斯泰回基厄尔呆了几天，然后就去了巴黎。到巴黎的时间不晚于2月18日。
如今托尔斯泰旅行的目的就是了解国外学校教育工作的情况。托尔斯泰的档案里还保存着法国教育部两个职员给他的信——托尔斯泰曾请求他们给他开参观巴黎学校的介绍信。在他所访问的巴黎的一所学校里，托尔斯泰在教师的允许下，给学生出了个作文题目，并把学生们的作文本带回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在巴黎时，他对用简谱教成年工人唱歌，很感兴趣。
在巴黎时，托尔斯泰买了教育方面的书籍，请奇切林在他走后寄到彼得堡教育部去，以便托尔斯泰回去后去取。
在巴黎时，托尔斯泰跟屠格涅夫靠近了。屠格涅夫2月27日写信给安年科夫说：“前几天托尔斯泰从意大利来此地——不无怪癖，但平静和气。哥哥的去世给他的影响很强烈。他给我读了某些新作品片断，根据这些片断可以得出结论，他的才华远未枯竭，他还有远大的前程。”
3月1日，托尔斯泰离开巴黎去伦敦。
到伦敦的第一个星期，托尔斯泰牙痛，所以没有像希望的那么积极活动。
他来伦敦的目的跟去巴黎的目的一样：为了考察学校教育工作情况。
他的档案里至今还保存着英国教育部职员给他开的参观学校的三张介绍信。牛津大学诗歌教授阿诺德也给他开了一张介绍信，落款日期是3月11日，列了伦敦七所学校，并附有如下请求： “我将非常感激上述学校的老师们，如果他们能给拿此信的人、俄国来的绅士托尔斯泰伯爵提供参观学校的机会并对他感兴趣的问题给予说明的话。托尔斯泰伯爵对教育问题感兴趣，他特别想详细了解自然科学的教学法。”（原文是英文）教育部一个职员还把教育委员会给国会的两份报告给了托尔斯泰。
有一个职员在托尔斯泰离开伦敦之后还给托尔斯泰寄了一份该委员会的一份详细总结报告。
托尔斯泰参观学校时，跟他在法国时的做法一样，不只是消极地观察，而且向学生提问题以便更好地弄清学生知识水平和智力发展程度。
托尔斯泰在参观学校的同时，也抓紧时间熟悉英国的教育书籍。为此，他每天到刚开设不久的实用艺术和工业教学资料博物馆（即肯辛顿博物馆）。他对49种各类教材做了简要批注。
托尔斯泰买了一箱子他需要的教学书籍发回俄国，地址仍然是彼得堡教育部。
他利用在伦敦的机会听了心爱的作家狄更斯的演讲。
他还抽时间到下议院去听了一次辩论。
对托尔斯泰来说，他在伦敦逗留期间最重要的事件是结识赫尔岑并同他经常见面。本来第一次出国时他就准备去看赫尔岑，因为当时未去英国，没有看成。如今既已到了伦敦，他自然要急于实现自己的夙愿了。
托尔斯泰后来说，他去的时候，先没有报自己的姓名，只说是一个普通来访的俄国人，赫尔岑没有见他，于是他便递上自己的名片。过了一会儿，楼上便传来急速的脚步声，赫尔岑像球一样从楼梯上飞下来。
使托尔斯泰惊讶的是，赫尔岑胖墩墩的，身材并不高大，但却浑身洋溢着精力。
托尔斯泰回忆说： “他活泼，反应快，聪明，有风趣，马上就跟我谈起来，好像我们早就认识，他的人品立即吸引住了我。他的思想既深邃又闪光，这种罕见的结合，我后来在任何人身上也没见过……我记得很清楚，他不知为什么没有让我进他的住房，而马上把我领到隔壁一家不怎么样的餐馆里去了。我记得，这甚至使我吃了一惊。我当时很讲究穿戴。我戴着高筒大礼帽，穿着帕默斯顿式时髦长大衣，等等；可赫尔岑却连礼帽也没有戴，只戴一顶扁乎乎的制帽。马上有几个波兰活动家过来，赫尔岑当即跟他们打交道。他介绍我跟他们认识，不过后来可能后悔了，因为剩下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说：‘马上就显出俄国人的鲁莽性来了。难道有波兰人在场可以这么谈吗？’不过这一切在赫尔岑身上都显得淳朴，友好，甚至有魅力。我没有见过比他更有魅力的人。”
3月7日，赫尔岑写信给屠格涅夫说：“跟托尔斯泰已成近交；我们已开始争论了；他固执，爱发怪论，但憨厚，是个好人。连我们五岁的小女儿丽莎都喜欢上他了，管他叫‘列夫斯泰’。还有什么呢？不过他为什么不思考，对什么问题都像在塞瓦斯托波尔似的靠勇敢猛攻解决？”
3月12日，赫尔岑在给屠格涅夫的第二封信里又说：“托尔斯泰伯爵有时胡说八道得厉害；他得到的许多印象还没有消化。”
据托尔斯泰后来回忆，在伦敦一个半月，几乎每天都到赫尔岑家里去，谈各种有趣的话题。
谈的话题里，根据各种材料推测，里面肯定有俄国国内情况，有十二月党人的问题，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学校的情况，托尔斯泰也讲过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军情况；自然，他们也谈过音乐。
托尔斯泰离开伦敦去布鲁塞尔前，赫尔岑给他写了给波兰革命家莱莱韦尔的介绍信。赫尔岑也想给他写这样一封介绍信给蒲鲁东，但托尔斯泰没来得及去取。
1861年3月5日（17日），托尔斯泰离开伦敦。也正是在这一天，他在报上看到了关于二月十九日宣言（即解放农奴的宣言）的报道。他对沙皇宣布的解放农奴的措施是不满意的。3月28日（4月9日）他从法兰克福写给赫尔岑的信里说：“您读过关于农奴解放的细则吗？我认为这是一篇毫无用处的废话。”
托尔斯泰到布鲁塞尔的目的就是要拜访蒲鲁东和莱莱韦尔，因为赫尔岑经常提到他们。
在1862年脱稿的《论国民教育的意义》里，托尔斯泰回忆跟蒲鲁东见面的情形说： “去年我有机会跟蒲鲁东先生谈过俄国问题。他当时在写《战争的权利》一书。我对他讲了俄国，讲了农民解放问题，讲了上层人士中间出现一种非常强烈的注重国民教育的倾向，强烈得有时可笑，变成了时髦。
“‘难道真是这样吗？’他问。
“我回答说，据从远处判断，俄国社会已认识到，没有国民教育，任何国家制度也不会牢固的。
“蒲鲁东站起来，在屋里踱了一会儿，说： “‘假如真是如此的话，’他像有些羡慕似地对我说。‘你们俄国人是有未来的。’”
莱莱韦尔是波兰革命家、历史学家，曾任华沙大学和维尔那大学教授，1824年在沙俄迫害下辞职。参加波兰1830年起义，并成为民主派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流亡巴黎，领导波兰民族委员会。1833年，被法国放逐，移居布鲁塞尔。
1859年1月，彼得堡开始出版波兰文的《言论报》，其宗旨是促进波兰人同俄国人和解，主张一方面波兰人放弃争取波兰独立的行动，另一方面俄国政府承认波兰在语言、信仰、民族文化领域内完全自主。出版人奥格雷兹科写信请莱莱韦尔参加报社工作，莱莱韦尔回信说支持办报但他不能参加。奥格雷兹科把信的全文加了简短按语刊登在报上。沙皇大怒。下令查封报纸，并把奥格雷兹科在彼得保罗要塞里监禁一个月。
奥格雷兹科案件那时在彼得堡极为轰动，托尔斯泰当时肯定听说过。如今又听赫尔岑多次提到莱莱韦尔，所以决定去拜访他。
托尔斯泰并不知道莱莱韦尔的准确住址，到附近一家小铺去打听，人们十分高兴，对这位波兰流亡者非常尊敬，把他住的阁楼指给了他。
莱莱韦尔当时孤身一人，年迈体弱，生活极为贫困。门上安装门铃的地方，安了一个像钢笔水瓶似的东西。他住的小房间里到处是书、尘土、垃圾。
托尔斯泰转达了赫尔岑对他的问候。莱莱韦尔马上跟他畅谈起来，说明波兰和波兰的历史，并证明斯摩棱斯克“自古以来是波兰的城市”。
这次见面给托尔斯泰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弄到莱莱韦尔的一张肖像，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以后就挂在书房里。在布鲁塞尔脱稿的小说《波利库什卡》第一稿的一张稿子的背面记有“自由战士”莱莱韦尔 “在一家理发铺的阁楼上奄奄一息”。
托尔斯泰并未言过其实。托尔斯泰访问他一个半月之后，他于1861年5月29日死在巴黎一家市立医院里。
托尔斯泰在布鲁塞尔也没有间断考虑自己的学校和教育学问题。
他定购了一套铸铁字母以训练学生写字。
托尔斯泰在这里也买了一些教育方面的书发回彼得堡。
他决定回俄国后创办一份教育杂志，他拟定了未来杂志的纲要，以便呈请教育部批准。
他着手撰文论述教育考察的印象。他说欧洲“把人的心灵作为一种复杂物质分解为记忆、智慧、情感等等，知道每一个部分应做什么练习以及做多少练习。”“他们什么都有规定，为发展人类天性，他们有现成的一成不变的模式。”他说，不管什么学校，到处都是全面的机械训练。这种机械训练表现在各个科目的教学里；在读写训练里，在教义问答、历史、地理、数学等课程的教学里，都是机械训练。到处都可以看到被强制赶进学校里不耐烦地等着铃响的孩子们的枯寂的面容。
在布鲁塞尔时，托尔斯泰几乎天天到俄国科学院副院长东杜科夫—科尔萨科夫公爵家里去。他读自己的新作品给他们听，跟小姐们四手联弹钢琴。东杜科夫—科尔萨科夫一家人也喜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在基厄尔见过东杜科夫—科尔萨科夫的侄女叶卡捷琳娜。离开基厄尔三个半月之后，托尔斯泰突然想要跟叶卡捷琳娜结婚。3月末或4月初，托尔斯泰往基厄尔给妹妹写信征求意见，他妹妹一再回信极力赞成，可是托尔斯泰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却放弃了这个打算。
托尔斯泰开始写《波利库什卡》。这部小说的情节是以东杜科夫—科尔萨科夫的一个女儿告诉他的一件真事为基础的。
1861年4月8日，托尔斯泰离开布鲁塞尔到了安特卫普，然后就进入德国。4月9日到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当天就动身去爱森纳赫。路上他出现了久未出现的宗教情绪。他在4月13日的日记里写道：“爱森纳赫——路——关于上帝和永生的思想。上帝恢复了，希望在永生里。”
这里讲的“上帝恢复”说明，哥哥去世使他产生的消沉情绪已完全消失了。在爱森纳赫住了两天，4月12日到了魏玛。在这儿逗留了六天，仍然是拿出许多时间来考察学校和幼儿园——这儿是弗雷贝尔体系幼儿园的发祥地。托尔斯泰认为教学方法刻板划一，不因材施教，是幼儿园教育的主要缺点。
4月18日，托尔斯泰离开魏玛去德累斯顿。
4月21日，托尔斯泰离开德累斯顿去柏林。
在柏林，托尔斯泰认识了一个姓奥艾尔巴赫的德国作家。这个作家的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品，他见面以前就读过。他特别喜欢奥艾尔巴赫185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新生活》。这部小说讲的是年轻的法肯贝尔格伯爵 1848年革命时在巴登参加巷战，受到追捕，后来逃到一个小村。在这里认识了教师鲍曼。鲍曼想去美国，伯爵给了他路费，他们交换了护照。
伯爵就用鲍曼的名字留在村里当教师。参加田间劳动，跟农民打成一片。
鲍曼使用的教学方法跟托尔斯泰不谋而合。托尔斯泰1868年向一位来访者推荐这部小说时说：“我之所以为我的农民开办学校应当感谢这个作家。”
在柏林一见奥艾尔巴赫，托尔斯泰就自我介绍说自己是鲍曼。看到作家脸上疑惑的神色，托尔斯泰急忙解释说：“不是指姓名，而是指性格。”
托尔斯泰同奥艾尔巴赫谈话内容极其广泛。奥艾尔巴赫给他的印象极好。他在日记里写道：“奥艾尔巴赫（以下是十五个惊叹号——引者）。
绝好的人……四十九岁，直率，年轻，信教。不是否定的诗人。”
1861年4月10（公历22日）托尔斯泰离开柏林回俄国。
|
灵感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