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结尾描写的列文对人生哲理的探索正是反映了它的作者托尔斯泰当时对人生哲理的探索。
1877年4月，他在给费特的信里说：“您首次对我提到神——上帝。
而我早已在不断思考这个首要问题了。如果我们不能跟他们一样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走出路子来。”
于是他就进行探索。
他常常到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一俄里半远，从莫斯科通往基辅的大路上去散步，观看历尽千辛万苦到基辅去朝圣的虔诚教徒。他也常到教堂去，他要弄明白并且体验这些虔诚教徒的心理状态。为此，他还同斯特拉霍夫一起到奥普季纳修道院去了一趟。
奥普季纳修道院是很有名的一座修道院，据说是一个改恶从善的强盗修的。俄国作家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哲学家索罗维约夫都访问过这座修道院，有些作家在这儿住过并且埋葬在这里。
著名的阿姆弗罗西长老在这里修行，托尔斯泰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渴望已久的信仰力量，但他未能如愿。
托尔斯泰也希望在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些思想家、哲学家的著作中找到他苦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的答案。
帕斯卡的《Pensées》说：“我们的长处是思想。我们应当在思想领域变得崇高，而不应当在我们无法填充的时间和空间方面去寻求崇高。让我们好好思索吧，这是道德的本源。”这句话，托尔斯泰很喜欢。
托尔斯泰不断地阅读哲学著作，狂热地寻求生活的意义、上帝的实质等问题的答案。他1877年12月18日给斯特拉霍夫写信说：“您借给我的那些书真是太好了，我对您有说不出的感激。我在埋头阅读施特劳斯、雷南和蒲鲁东的著作；马科斯·缪勒和路易·布尔诺夫的著作，我现在有了。我还需要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但我已定购了。索洛维约夫的文章，我早就想读，但一直不敢开始。”
托尔斯泰的探索活动可能太狂热了，以致使得他的好友斯特拉霍夫不得不对他表示担心和规劝。1877年8月16日，斯特拉霍夫给他写信说： “我在这两个月对您的认识，自然要比过去历次拜访深刻，我对您的情谊越来越深，也越来越为您担忧。我看到您每天感受的东西抵得上别人一年所感受到的，您以比别人多十倍的力量在思考和感受。您在寻求安宁，但寻求不到，阴沉恼人的思想在您身上有时发展得过了头，这是可以理解的。解决的办法就在您手里掌握着：您要生活得安静些；对音乐，对写作，甚至对您喜欢的打猎都不能太狂热。打猎使您陶醉，然而您打猎时追逐的并不是大鹬和野鸭，而是思想。脑子充血过度会使人过分敏感和暴躁，所以请您不要用脑子。”
然而不管托尔斯泰在思想上进行着多么紧张的探索，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生活却照常延续着。
1877年12月6日，托尔斯泰家里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安德烈。他已有六个孩子了，个个都需要关心、照料、教育，需要替他们请家庭教师。为此，当然需要钱啦。托尔斯泰努力增加收入，购进土地，发展家业，尽可能多地增加写作进项。
这时他被选为省自治会议员，但他对社会工作不感兴趣。
他的主要消遣是打猎。他常常带着一条狗整天在森林和沼泽里转游，猎取山鹬、野鸭，或者带着年龄较大的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伊里亚骑马在周围田野里追捕狐狸和兔子。
不过不管干什么，托尔斯泰的头脑里始终在考虑自己所探索的问题。
1877年11月27日，他写信给斯特拉霍夫问：“对宗教，哲学除说它是一种偏见之外，是否还有别的说法呢？最纯洁的基督教是什么样子呢？”
得不到答案，他决定自己通过教义问答形式把自己的信仰写出来。
他着手写《宗教教义问答》和《宗教的定义》。
经过不信教和想信教两种思想长期斗争，结果他从秋天起心情突然平静下来。他开始持斋、上教堂、祈祷了。据他的夫人说，他甚至为基督教辩护。她说很欣赏他的论据。
1878年1月8日，托尔斯泰告诉夫人准备写一部关于十二月党人的长篇历史小说，说自己身上出现了类似写《战争与和平》时那样的心情。
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将发生在奥林波斯山。尼古拉一世和整个上流社会就是朱庇特和诸神。而在伊尔库斯克某个地方，农民迁移到那儿垦荒，十二月党人来到移民中间，他们的妻子历尽艰辛前去相会，于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就同上流社会的生活发生了联系。托尔斯泰像往常一样，对小说作了广泛的构思，概括了俄国生活的几个领域。他大量收集资料，阅读文献，访问十二月党人及其亲属，参观了囚禁十二月党人的彼得保罗要塞。还到彼得堡去搜集过资料。朋友们也替他搜集了很多资料。
夏天，托尔斯泰照例不写作，他到萨马拉庄园去了。直到秋天才开始写作。
11月11日，托尔斯泰夫人在日记里写道：“廖沃奇卡（即托尔斯泰 ——引者）今天说，他的头脑里明确了，人物全活了，他今天工作了，很高兴，相信自己的工作。”
在进行这项工作的同时，托尔斯泰的头脑里又酝酿着一部关于彼得一世时代的长篇历史小说。写了几个片段之后，这件工作就停下了。思想里探索的问题没有解决以前，他不能专心致志地写小说。
托尔斯泰头脑里急于求得解答的究竟是些什么问题呢？
1878年6月，托尔斯泰写道： “……假如我试图把自己不知道以及无法知道的问题归纳一下的话，我有以下一些问题得不到答案：1）我为什么活着？2）我以及一切人存在的原因是什么？3）我以及一切人存在的目的是什么？4）我在自己身上感觉到的那种善与恶的分离意味着什么？为什么？5）我需要怎么生活？死是什么？
“这些问题的概括的全面的表述是：我如何才能拯救自己？我觉得我在毁灭——我活着而实际上却在死去，我爱生而恶死——我如何才能拯救自己？”
他在《忏悔录》里写道： “……起初，我感到只持续几分钟的迷惘，觉得生命中断了，似乎不知道：该怎么生活，该干什么；茫然若失，心灰意冷。但是这种状态一过去，我又照旧生活。后来这种迷惘状态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而且总是一个样子。这种生命中断现象经常表现为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活着？
以后又怎么办？”
他在《忏悔录》里还说： “……我感到，我的立足点崩溃了，我没有立足之地；我赖以生存的东西消失了，我无以生存。
“我的生命停止了。
“如果有一个女巫走到我跟前，表示愿意帮助我实现我的愿望，我不知该说什么。……除了死，没有什么可希望的。我甚至连认识真理的希望都没有了，因为我猜到真理是什么了。活着毫无意义，这就是真理。
我仿佛是活着，活着，走啊走啊，结果走到深渊前面，我清楚地看到前面什么也没有，只有死亡……”
他这样一个健康幸福的人竟感到活不下去了，但他害怕自杀。他停止带枪打猎了，害怕“受到诱惑而用过于简单的方法摆脱生活”。他有时望着那块把他的卧室同书房隔开的壁板，考虑它是否能承受得住他的身体的重量，于是他就把绳子藏得远远的，免得在书橱之间的一根横木上吊死，因为每晚他都是一个人呆在房间里。
孩子们在长大，财产在增加，书在印刷……可他对这一切已不感兴趣了。他的眼神呆滞、奇怪，几乎不开口说话，完全不像尘世间人，对于日常生活方面的事情，他根本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妻子儿女都感到诧异。
他在写《忏悔录》。托尔斯泰夫人说，“他写的是一些宗教方面的论文，并且大量阅读和思考，弄得头昏脑胀，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教会不合乎福音书的教义。”
1879年夏，托尔斯泰到基辅去了。基辅非常吸引他。6月14日，他在给妻子的信里说：“从早晨直到下午三点，我跑来跑去看大教堂、山洞，拜访修士，对此行十分不满。不值得。……七点钟我又到大修道院去了，去看苦行修士安东尼，也没有得到多大教益。”
12月，他访问了图拉的大主教尼坎德尔，向尼坎德尔提出要把财产分给穷人、出家当修士的意愿。尼坎德尔大概觉得托尔斯泰情绪不稳，便劝他先等一等。
12月20日他的小儿子米沙降生。
这时，托尔斯泰已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他的生活应当说是相当美满的。年轻貌美的爱妻，活泼健康的儿女，荣誉，财富，他自己也健康强壮——应有尽有，还要什么呢？他才五十二岁，还能写出美好的艺术作品来，他为什么不写，而去写一些谁也不需要的宗教论文？为什么他那深陷进去的灰色眼睛现在很少闪烁出热情、温存和欢乐的光芒？为什么他那隐藏在浓密胡须下面的嘴唇这么难得露出微笑？他的夫人在照管孩子之余，看着又亲近又陌生的丈夫，心里充满了疑虑。
1880年1月，托尔斯泰去彼得堡。和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光娜见面的时候，他对她说他离开了东正教，说东正教是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后来在给她的一封信里说“信仰的只能是我们不能理解但也不能推翻的东西。但是要信仰我们觉得是欺骗的东西——则不可能。”进一步说明自己脱离东正教的原因。
1880年初，托尔斯泰一面写《忏悔录》，几乎同时着手研究东正教教义。他已经什么也不信了，他要理解和认识。为了认识，他开始研究神学著作，其中包括莫斯科总主教马卡里那本流传甚广的著作。他对教条解释不清，理解不了，吁请神学家帮助他。
他抛弃他从小就耳濡目染的信仰时，他需要一种新的信仰来指导他的生活。他开始研究《福音书》。但在这里，尽管他完全接受耶稣的学说作为生活的绝对指南，但他不能对《福音书》中描写的超自然的神迹作出解释。他还遇到了耶稣学说同东正教教会阐述之间的矛盾。耶稣说： “不要杀死任何人。”而教会却为信仰基督教的军队祈祷胜利。
托尔斯泰开始研究并翻译四卷《福音书》。他那么专心致志，以至屠格涅夫来请他到莫斯科去参加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他都不肯去。
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了。“做过许多好事并且总是与人为善的沙皇，一个善良的老人”的惨死，使托尔斯泰感到可怕。
听说凶手将被处死，使他十分不安。他考虑了几天，终于决定给新登极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写一封信，请求沙皇按照《福音书》里“要爱你们的仇敌”的教导赦免凶手。他在信里说： “请陛下赦免他们，以德报怨，数百恶人中定将有数十人离开恶人转向上帝。亿万苍生见陛下仁慈为怀，恩德浩荡，不计杀父之仇，必将欢欣鼓舞，感激涕零……陛下应昭示全国以耶稣基督宽恕博爱之精神，并且躬体力行以基督教博爱之精神治国，方能消灭削弱俄国的罪恶。任何革命运动在力行耶稣基督教规的君主面前必将如蜡烛遇火，立即融解。”
但沙皇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坚信耶稣的教导。他的建议不被采纳是预料中的事。
4月3日，五名凶手被处决了。他要靠基督教义治国安民的理想在现实面前碰壁，自然使他十分痛苦。眼看大厦将倾，他回天乏力，只能在日记里发出哀叹。他4月6日在日记里写道：“经济革命不是可能发生，而是不可能不发生。现在还没有发生，倒也奇怪。”
托尔斯泰仍然在对自己头脑里的问题千方百计地寻找答案。
这年夏天，托尔斯泰换上粗布衣服，穿上树皮鞋，带着一个亲随和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学校的一位教师徒步到奥普季纳修道院去了一趟。
他在给妻子的信里说：“看看这上帝的世界，看看这大千世界是怎样生活的，对于灵魂（人生观）是何等重要和有益。这一点，我们在自己经营和出身的那个世界，即使周游全球，也是看不到的。”
他在去奥普季纳修道院的途中访问了一些古老信徒派教徒，在萨马拉还接触过莫罗勘教徒，给他们讲过自己编的《教理释义》。还到加夫里洛夫卡访问过安息日会派教徒。在奥普季纳修道院同阿姆夫罗西长老谈过，争论过，阿姆夫罗西长老劝过他回到教会怀抱。这一切都没有起作用，他离东正教更远了。
7月15日，他在给拉钦斯基的信里说： “坦白告诉您我自认为是个什么人吧。我认为自己是个基督徒。耶稣基督的学说是我的生活基础。如果怀疑它，我就不能生存。但是与教会和国家相联系并得到它们承认的东正教，对我来说，是一切罪恶诱因的基础，它阻碍人们看见上帝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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