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在国外时就接到了任命他担任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第四区调解人的通知。
调解人这种职务是废除农奴制后新设的，其任务是调解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纠纷。这个职位是由省长根据县和省的首席贵族的提名任命的。
克拉皮文县首席贵族谢林提议任命由贵族选举的当地地主米哈洛夫斯基担任第四区调解人这个职务。而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图拉省长却没有批准这个提议，而亲自任命托尔斯泰担任这个职务。
对省长的这项任命，图拉省首席贵族米宁5月18日向内务大臣提出控告，说鉴于县首席贵族的声明，特向大臣报告，“县首席贵族先生知道本县贵族对他（指托尔斯泰——引者）在其庄园里所推行的措施不满，因此担心伯爵就任这一职务时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冲突，而影响这一重要工作的和平进行。”
这里所说的托尔斯泰在其庄园里推行的引起当地贵族不满的措施，当然指的是1856年开始实行的由劳役制向代役制的过渡，用自由雇工代替农奴劳动，给许多奴仆发放自由证以及1858年试图实行的合作制经营。
内务大臣瓦卢耶夫接到图拉省首席贵族的控告信后便向图拉省长就任命托尔斯泰担任调解人一事提出质问。图拉省长6月6日答复，说他的确违反省和县的首席贵族的意见（他们以贵族不同意为由反对这项任命）任命退伍中尉托尔斯泰伯爵为调解人。省长的理由是：“我个人了解托尔斯泰伯爵是个有教养的人，热心于这件事，而且克拉皮文县有些地主也向我表达过希望由托尔斯泰伯爵担任此职，因此我不能用另一个我所不了解的人代替他。况且阁下的前任在向我指出的一些著名人士里也包括托尔斯泰伯爵。”
托尔斯泰接受了这个职务。1862年8月7日，他在给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得烈耶夫娜写信说：“面对自己的良心，而且考虑到那些粗野、残忍、可怕的贵族扬言如我担任调解人，他们就要吃掉我，我不能拒绝这个职务。”早在1861年5月14日给她的信里，托尔斯泰就说过：“如今，在一年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后，我不无快意地套上四个夹板：1）管理家业，2）学校，3）杂志，4）调解人。我不知道好还是不好，但我将拼命努力而顽强地去干。”
克拉皮文县的地主本来就对废除农奴制不满。他们指望调解人利用农民的愚昧和无权地位在各种纠纷中能不顾法律规定一律偏袒地主。可是托尔斯泰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么做，在处理各种纠纷的时候，总是在权限范围内保护农民的利益。他责令地主停止非法役使从前的奴仆，给予他们自由；对于地主或其管家殴打农民者，则要求他们赔偿。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托尔斯泰处理地主与农民纠纷的特点。有个姓米哈洛夫斯基的地主找了几个仍有义务给他干活的农民来给他翻耕休闲地。农民来干活以后，就在地主的浸水草地上放马，理由是：“主人的活儿，就得吃主人的草。”这样继续了几天。地主到托尔斯泰这儿告农民，说糟蹋了四俄亩草地，每亩要求赔偿20银卢布。托尔斯泰来到出事地点，试图劝说管家不要罚农民。管家不同意，托尔斯泰没宣布任何决定就走了。米哈洛夫斯基第二次来告，托尔斯泰就到他庄园去了，而且根据法律要求从邻村请了三个“公证人”去确定损失的规模和应赔的金额。公证人认为损失三俄亩，每亩应赔10卢布，一共赔30卢布。托尔斯泰则认为这个数目过大，建议公证人每亩按五卢布赔偿。结果地主要求赔偿80卢布，却只得到15卢布。
克拉皮文县的地主对托尔斯泰恨之入骨。找他办事时用口头和书面形式辱骂他，使得托尔斯泰不得不用公文形式提出：“凡来找调解人办事者，必须尊敬他，不许在他面前说不礼貌的话，更不许写不礼貌的信。
否则，罪犯将被处以罚款。”
许多地主写信到克拉皮文县调解人代表大会去告托尔斯泰。调解人代表大会毫无例外地撤消托尔斯泰的决定，在所有争论的问题上作出有利于地主的决定，即使明显地破坏法律也在所不顾，而且不认为有必要掩饰自己对托尔斯泰的敌视态度。有一次托尔斯泰接到克拉皮文县调解人代表大会的一份公文，措词极不礼貌，托尔斯泰不得不在1861年8月 15日向克拉皮文县调解人代表大会提出下列声明： “调解人代表大会8月5日第52号公函写得如此莫名其妙，缺乏礼貌，以致我认为不需要作出回答；对扎斯洛尼娜女士的案件，克拉皮文县首席贵族先生如认为有必要给我来公函的话，请他用另一种比较礼貌的方式来写。
调解人、伯爵托尔斯泰。”
上级机关——图拉省农民事务管理局的主席是图拉省长，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支持托尔斯泰，否决克拉皮文县调解人代表大会的决定。
尽管受到克拉皮文县贵族的仇视，托尔斯泰并不松劲。1861年8月，他给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写信说：“调解人的工作有趣，吸引人，不过糟糕的是，全体贵族咬牙切齿地恨我，从各方面找我麻烦。”
1861年8月，18个贵族联名写信给克拉皮文县首席贵族谢林告托尔斯泰，说他调解不公，寻找机会制造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纠纷和误解；请求把托尔斯泰换掉。
1861年12月，克拉皮文县贵族大会上县里的全体贵族联名向县首席贵族递交了一份声明，坚决要求不选托尔斯泰担任调解人，并附了一张清单列举托尔斯泰处理错的案件。
12月18日，谢林把县里的贵族写给他的上述两封信并附上自己的一封信交给了图拉省长。谢林在信里甚至妄称农民也反对托尔斯泰担任调解人这一职务。
1862年1月26日，托尔斯泰给鲍特金写信说：“我纯属偶然地当上了调解人；尽管我处理问题极为冷静诚实，可是仍然惹得贵族们怒气冲天。他们想揍我，想把我送上法庭，可是他们都未得逞。”他收到了许多恐吓信，有的说要揍他，有的说要在决斗中把他打死，有的在写告密信诬陷他。
也是在上面引的给鲍特金的那封信里，他说他担任调解人这一职务能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指在他的辖区内创办学校——引者）已做完了。
1862年2月，他已考虑辞职的问题了。2月12日，他向图拉省农民事务管理局递交了一份声明，说他作出的调解全被县调解人代表大会推翻，县调解人代表大会极力掀起地主和农民对他这个调解人不信任，因此他已无法继续担任此职。
直到3月9日，他才重新履行职责。
4月30日，他又提出辞呈，借口有病。
1862年5月26日，参政院指令图拉省长批准托尔斯泰“因病”辞去调解人职务。担任调解人，给托尔斯泰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愉快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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