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托尔斯泰是在平静中度过的。
这年年初，高尔基访问了他。
5月，托尔斯泰在艺术剧院看了契诃夫的剧本《万尼亚舅舅》的演出后，产生了写剧本《活尸》的念头。剧的情节是莫斯科地区法院院长达维多夫讲的一个案子：有个女人的丈夫是酒鬼，只顾喝酒，把她抛弃了。她爱上了另一个男人。为了跟这个男人结婚，必须同丈夫离婚。但当时离婚不容易，必须向宗教法院行贿。于是她便求丈夫假装自杀。丈夫照办了。这样，她就结了婚。后来前夫假自杀被发现，她因犯重婚罪被判终身流放西伯利亚，后被从轻发落，判处监禁一年。
托尔斯泰写剧本的事被抄写员喝醉酒泄露出去。一些杂志来信请求刊登，艺术剧院著名导演聂米罗维奇-丹钦科也来请求允许上演，都被托尔斯泰一一拒绝了。原因是剧本原型——那个女人的儿子来找托尔斯泰转达过妈妈的请求：她一家的悲剧刚刚平息，不愿剧本发表再来扰乱她家的安宁。尽管剧作与原来的案情已有很大差别，托尔斯泰还是接受了这个请求。此剧是在托尔斯泰逝世之后，1911年才首次发表在《俄罗斯言论》上，次年又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受到广大观众异常热烈的欢迎。仅以上演的第一年前九个半月的统计，就有243家剧院演出了9000场。
1901年2月22日，俄国主教公会正式公布了革除托尔斯泰教籍的决定。我们从这个文件中摘录一段以略见一斑： “……当今，上帝降下天灾，出现了一个伪教师——列夫·托尔斯泰伯爵。该托尔斯泰伯爵系世界著名作家，出生于俄国，受过正教洗礼与教养。彼为其高傲理智所惑，胆大妄为，反对上帝和基督，反对我主耶稣及其神圣教义，公然在众目睽睽之下退出……哺育和教养他的母亲 ——正教教会，并将其文学活动及上帝赋予之天才用于在民众中散布反对基督和教会的邪说，在人们的理智和心灵中破坏对天父以及对正教的信仰；然而正是有赖于这一信仰，宇宙才得以确立，神圣的俄罗斯才得以存在至今并得以强大……”
主教公会作出这个决定的用意本来是要贬低托尔斯泰，但却适得其反，引起了群众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大大地提高了托尔斯泰的声望。
2月24日，各报都刊登了革除托尔斯泰教籍的报道。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和广场，抗议政府对托尔斯泰的迫害。
这一天托尔斯泰像往常一样到街上散步。在卢比扬斯卡亚广场被群众认出来围住，群情激昂，欢呼声此起彼伏……幸好骑马的宪兵过来，托尔斯泰才得以脱身。
当时到处都在骚动。革命者和造反的大学生利用托尔斯泰被革除教籍一事发动了反对沙皇政府的运动。沙皇政府对参与示威的大学生展开了残酷的镇压。托尔斯泰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他一方面反对政府用暴力镇压学生，另一方面又谴责革命者用暴力夺取政权。他在日记写道： “关心人民及其幸福的人们——包括我在内——完全不恰当地过分看重了学生的骚动。这本来是压迫者之间——已成为压迫者的人与正在想成为压迫者的人之间的纷争。”
3月4日，彼得堡喀山广场举行了规模壮阔的示威游行。警察驱散人群，打伤了许多人，其中有一些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作家。国务会议成员、将军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出来为挨打的人辩护，遭到皇上的斥责，被逐出彼得堡。
150名作家联名抗议喀山广场的镇压行动，结果彼得堡市长下令关闭了作家协会。
托尔斯泰在许多人联名向作家协会致敬的信上第一个签了名。
托尔斯泰写信给维亚泽姆斯基公爵感谢他为喀山广场挨打的无辜群众辩护。
托尔斯泰往彼得堡写信吁请释放被捕入狱的高尔基。
托尔斯泰家里也骚动起来。全家同仇敌忾，都被革除教籍一事激怒了。
托尔斯泰夫人情绪激昂，一会儿同丈夫谈，一会儿同来访者谈。她给主教公会写了一封信，抗议主教公会这一决定。这封信，国外许多报刊都刊登了。
米沙·苏霍京（塔尼娅的丈夫同前妻所生的孩子）和托尔斯泰的女儿萨莎把课外时间全部用来抄写讽刺政府的笑话、托尔斯泰夫人给主教公会的信以及托尔斯泰被禁止发表的作品。抄出来以后，就写上“请传播”字样，往外散发。这样工作效率不高，而且很费力气。后来米沙弄来一台胶印机印刷他们想散发的文章。但此事被托尔斯泰夫人发现，加以制止了，因为政府禁止私人使用胶印机。
革除托尔斯泰教籍引起的风潮在继续发展。
托尔斯泰写了致沙皇及其助手的信，恳求沙皇减轻对俄国人民的镇压，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
托尔斯泰经过一段时间犹豫之后，决定对主教公会的革除教籍的决定作出答复。3月24日，他起草了答复的初稿。他在这份答复里说：“我相信上帝。我把他当作精神、爱和万物的起源。我相信：上帝在我心中，我也在上帝的心中。我也相信：上帝的意志再没有比在基督这个人的教义中表现得更清楚的了。但我认为，把基督当作上帝并向他祈祷是犯了最严重的亵渎罪。我相信，一个人的真正幸福在于执行上帝的意志，而上帝的意志就是要人们相爱；这样，人们就会像别人希望的那样对待别人，也就是像福音书中所说的那样对待别人，这就是全部教义和预言之所在。……开始的时候，我爱自己的正教信仰甚于自己的安宁，然后我爱基督甚于自己的教会，而现在我爱真理甚于世上的一切。”
托尔斯泰每天都要接待许多来访者，并要收到许多信，大多数是表示敬意的，也有少数是谩骂的。
这次风潮大大损害了托尔斯泰的健康，削弱了他的心脏。他瘦多了，更老了，常常生病。
5月初，托尔斯泰一家迁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长住，因为再没有人需要在莫斯科上学了。
6月，托尔斯泰得了严重的疟疾，一连10天处于生死边缘：脉搏每分钟150次，有时中断；呼吸困难。所有的子女都回来了。他的妹妹玛丽亚也来了。后来烧退了，但还气急，心脏很弱。医生们诊断为心绞痛，建议到气候温暖的克里米亚之类地方去疗养。俄国最富的女人帕宁娜伯爵夫人得知这种情况后，提议到她在克里米亚南岸加斯普拉村附近的别墅去疗养。托尔斯泰全家开会，决定接受帕宁娜伯爵夫人的好意，到克里米亚去过冬。
一个潮湿黑暗的秋夜，托尔斯泰和夫人、两个女儿玛莎和萨沙、女婿科利亚以及崇拜者布兰热分乘两辆四轮马车，离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向图拉火车站进发。布兰热在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局弄到一节专用车厢将要把他们从图拉送到塞瓦斯托波尔。这节车厢富丽堂皇，带厨房、餐厅和一些单间卧室。托尔斯泰疲惫不堪，而且在发烧。大家都十分犹豫是否该踏上这么长的旅途。夜里3点，列车开动了。幸好第二天早晨托尔斯泰的烧退了。
傍晚，列车到达哈尔科夫车站。站台上人山人海，欢呼声此起彼伏……怎么回事？原来是人们听说托尔斯泰路过此地，特意赶来向他致敬的。代表团一个接一个上车来见托尔斯泰。会见代表团时，托尔斯泰脸色煞白，嘴唇发青，两手直抖……20分钟的停车时间终于过去了。火车开动起来，站台上的群众仍然喊着要见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只好由夫人和布兰热搀扶着到窗口去同群众见面，他站在窗口向群众挥手，脸上流着汗……他喘不上气来，又发烧了，心脏病犯了。
第二天早晨，列车到了塞瓦斯托波尔。这儿车站上人群不多，警察在维持秩序。托尔斯泰由亲人扶持着乘马车到了塞瓦斯托波尔最好的旅馆。在旅馆里苏醒过来以后，托尔斯泰饶有兴趣地观赏着这座城市，不断打听：“第四棱堡在哪儿？”1855年英国军队围攻这座城市时，他曾作为炮兵少尉在第四棱堡战斗过。在塞瓦斯托波尔逗留期间，托尔斯泰竭力想找到第四棱堡，他在这儿甚至见到了当年老朋友的儿子，还参观了军事博物馆。
他们从塞瓦斯托波尔坐马车到了帕宁娜公爵夫人在加斯普拉的别墅。这座别墅滨海临山，景色异常美丽。1901年10月10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在这里，我住在极其豪华的宫殿里。这是我从来没有住过的。有喷水池，花园里有洒过水的各色花坛，有大理石的阶梯，等等。此外还有大海和群山的奇妙景色。左邻右舍都是些富翁和王公显贵。
他们的奢侈程度比这里不知还要高多少倍。”他在给切尔特科夫的信里说：“这里的景色如此迷人，如果不是觉得惭愧的话，我确实感到非常好。”
契诃夫当时住在雅尔塔，常来看望托尔斯泰。他因患肺结核在莫斯科住院时，托尔斯泰曾去看过他。在闲谈中，托尔斯泰表示对契诃夫的剧本不欣赏，劝他不要写剧本了，但对他的小说却赞不绝口，说他是小说里的普希金；说：“正如在普希金的诗篇中每个人可以找到自己感受过的东西，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里，不论是其中哪一篇，读者也一定能够看到自己和自己的思想。”
高尔基也来看过他，见面虽很愉快，但他认为在高尔基的作品里有一些不真诚的地方。
1902年新年前后，托尔斯泰又犯病了。起初是胃痛，还没等把胃病治好，又突然发起烧来，一边肋骨刺痛。体温在升高，咳嗽在加剧，脉搏一分钟150次，有时中断……请来了当地的医生，从莫斯科请来了著名的苏罗夫斯基医生，从彼得堡请来了御医别尔京松。医生诊断为粘膜性肺炎。生命垂危，几乎已无法挽救了。
这时大家都在为病人忙碌，谁也没有注意到塔夫尔省省长接到彼得堡命令：托尔斯泰死后，不许为他举行安魂祈祷，不许举行追悼会。省长命令托尔斯泰尸体运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时，列车不得在居民点停留。
总主教安东尼竟然也在这时候写信给托尔斯泰夫人，请她劝说托尔斯泰同教会和解。
尼古拉二世的叔叔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亲王的庄院离托尔斯泰所住的别墅不远，那时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亲王的弟弟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亲王从彼得堡来作客，听说托尔斯泰住在这里，便常来拜访托尔斯泰，两人谈得很投机。可能因此托尔斯泰便产生了给沙皇写封信请亲王转呈的想法。
1902年1月16日，可能还在病中，手还不能写字，托尔斯泰便口授，由别人笔录，给沙皇写了一封信，说： “三分之一的俄国处于强化警戒之下，即处于没有法律保护的状态。公开的警察和秘密的警察在不断增加。监狱、流放地、苦役地已人满为患，除了几十万刑事犯以外，如今又增加了政治犯，现在工人也被算作政治犯了。书报检查达到了荒谬的程度，连最糟糕的四十年代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宗教迫害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频繁而残酷。城市和工厂集中地区到处是军队荷枪实弹镇压人民。许多地方已经出现过同胞互相残杀的流血事件；到处都在酝酿，新的更加残酷的流血事件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
“由于政府的这种残酷镇压结果，尽管国家预算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也许正是由于国家预算这种迅猛增长的结果，耕田人——俄罗斯的强大赖以支撑的一亿农民一年比一年穷困，饥荒已成为正常现象。各个阶层对政府普遍不满并对它抱敌对态度，也成了正常现象。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昭然若揭，只有一个：您的助手使您相信，遏制人民生活里的一切运动，他们就能保障这些人民安居乐业，保障您的安宁和安全。可是遏制大河的流水也比遏制上帝赋予人类的进步运动容易。当然，那些从这种做法中得到利益并且在心里说‘aprèsnous le dèluge’的人能够而且一定会这么劝说您；可是您这样一个无所需求的自由人，这样一个明智而善良的人竟然能相信他们的话，听从他们可怕的建议，自己做或者允许别人做这么多坏事来实现这样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即遏制人类由恶向善，由黑暗向光明的永恒运动……
“专制制度是一种过时的政体，它能适合跟全世界没有联系的中非某个地方人民的需要，但是不适合俄国人民的需要，因为俄国人民受到全世界共同的教育熏陶越来越多。因此，这种政体以及同它联系在一起的东正教只能像现在这样靠各种暴力手段来维持。这种暴力手段诸如强化警戒、行政流放、宗教迫害、查禁书报、歪曲教育，都是愚蠢残酷的……
可以用来压迫人民，但不能用来管理人民。”
托尔斯泰身体已逐渐康复。6月25日，托尔斯泰全家离开了加斯普拉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在去塞瓦斯托波尔的轮船上，托尔斯泰结识了作家库普林。
在塞瓦斯托波尔，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局局长的专车在等着他们。
归途的一些大站上又有一些人群在等着向托尔斯泰致敬、献花。
经过一路劳顿，托尔斯泰平安地回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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