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夫人1870年2月24日在她的生活札记里写道：“昨晚他 （指托尔斯泰——引者）对我说，他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上流社会失足的妇女形象。他说，他的任务是把这个妇女描写得可怜而无辜；还说，这个形象一出现在他眼前，以前出现的所有人物和男人典型统统各得其所，集结在这个女人周围。”第二天，托尔斯泰就写出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张草稿。可是并没有接着往下写。可能构思还不成熟，而且这时他还在考虑写另一部作品。
这另一部作品是关于彼得大帝时代的。写完《战争与和平》之后他马上就考虑写这么一部作品。他之所以要写这么一部作品，第一，是因为彼得大帝时代同他所处的时代有相似之处。他认为两个时代都是俄国历史转折时期。显然，他想通过描写彼得大帝时代来阐明废除农奴制后俄国所发生的变化。第二，他想通过这部作品反驳1860年代流行的历史观点：俄国接受欧洲文明完全是靠沙皇的努力，俄国人民在这方面未起任何作用。托尔斯泰在写《战争与和平》的时候已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事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因此他坚决反对这种观点。
开始时，他想把这部作品写成戏剧，不久就改变主意，决定写成小说。托尔斯泰夫人1870年2月15日的日记是关于此事的最初记载。她在这篇日记里说：“我看到他在读乌斯特里亚洛夫的彼得大帝史。彼得大帝和缅希科夫的形象使他很感兴趣。关于缅希科夫，他说这是一个纯粹俄罗斯的刚毅性格，百姓出身的人，只能是这个样子。关于彼得大帝，他说他是整个时代的工具，他自己也感到痛苦，可是被命运指定要率领俄国去跟欧洲打交道。”
后来这部未来小说的轮廓越来越清楚了。他承认彼得大帝完成了“一件伟大必要的事业”，开辟了通往欧洲文明的道路。但彼得大帝丝毫没有把欧洲文明机械移植到俄国土壤的想法。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说，他明白“不需要拿文明来，只需要把文明的工具拿来发展本国的文明”。
托尔斯泰认为，俄国人民就是这么做的。俄国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一切财富的创造者。任何其他历史观都会受到他的驳斥。著名历史学家索洛维约夫在其多卷集史学著作里把一切坏事都归咎于人民，所有好事都归功于政府。托尔斯泰读了这部著作后，非常愤慨。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假如俄国人民只会抢夺，不会创造任何东西的话，那么，“人们挥霍的东西是谁创造的？是谁生产了粮食养活全国人民？是谁制造绸缎、呢绒、衣服、织锦供皇上和显贵炫耀？是谁捕捉玄狐和紫貂供朝廷送给外国使臣，是谁炼出金和铁来，是谁养育出马、牛、羊来，是谁建造了房屋、宫殿、教堂，是谁运来货物？是谁教育并养大了这个民族？
是谁保存了宗教圣物和民间诗歌，是谁使赫梅尔尼茨基归顺了俄罗斯，而没有归顺土耳其和波兰？人民生活着，在人民生活的排泄物理必然会有一些挥霍者、掠夺者、奢侈者、装腔作势者。而这是统治者——这些不幸者应当从全人类中消失。”
归根到底，关于彼得大帝的小说在托尔斯泰的意识里其实就是一部关于作为历史推动力、创造力的人民的小说。
整个1870年，托尔斯泰都在努力研究彼得大帝的时代，动笔几次，可是只写了些零散的草稿，并没有接着写下去。1871年，他忙着编《识字课本》，没有动笔写这部小说。1872年以及1873年初，他又下功夫要写这部小说。他在给各种人的信件里常常谈到它。有什么原因使他觉得这部小说写不出来。例如1872年12月17日，他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里说：“迄今为止仍未动笔。关于彼得及其时代的书搜集了一大堆，在阅读，做笔记，竭力想写，可是写不出来。然而这对艺术家来说是个多好的时代啊。不管往哪儿瞧，到处是问题、谜，只有诗能提供答案。俄罗斯生活的症结就在这里。我甚至觉得我的准备工作不会有什么结果。我斟酌太久，过于焦虑。假如一无所成的话，我不会伤心。”
这最后一句话是值得注意的。尤其是因为它重复过多次。关于彼得大帝的这部小说并未把作家的全部创作注意力吸引住，因为对托尔斯泰来说，解决当代问题才是主要任务。其实关于彼得大帝时代的这部小说也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因此，当作家创作另一部直接描写当代现实生活的小说的构思成熟以后，创作历史小说的工作自然要停下了。
情况正是这样。1873年3月18日，托尔斯泰全力以赴地开始写起《安娜·卡列尼娜》来。托尔斯泰夫人在3月19日这天的日记里写道： “昨天晚上，列（托尔斯泰名字的缩写——引者）突然对我说：‘我写了一页半，似乎写得不错。’我以为这是写彼得大帝时代那本小说的又一次新尝试，因此没太注意。后来才知道他写的是一部取材于当代私人生活的长篇小说。”
这里说的取材于当代私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就是《安娜·卡列尼娜》。
从企图写彼得大帝时代转到写《安娜·卡列尼娜》，在别人看来，可能是突然的，但对托尔斯泰来说也许是水到渠成。
1872年1月，托尔斯泰的近邻比比科夫的情妇安娜·皮罗果娃因为嫉妒比比科夫同家庭女教师的关系跳到火车下面自杀了。托尔斯泰当时到现场看过。此事给托尔斯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1870年构思的那部失足女人的小说，本来叫塔季扬娜，后来就改叫安娜了，而且故事结尾也改成了跳火车自杀了。
有一次托尔斯泰同妻妹塔尼娅到图拉去跳舞，在舞会上遇到了普希金的女儿玛丽亚，被她那仪态万千的美貌、得体的发型吸引住了，后来托尔斯泰还找她长谈过。据说，后来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时就参照了她的外貌。
可见托尔斯泰三年前尽管把失足女人的小说放下了，但他并没有放弃继续写下去的念头。他一直在暗暗地积累素材。
可能正在琢磨如何开头的时候，偶尔读了普希金一篇未结束的小说片段的第一行“客人们纷纷来到别墅里”，受到启发：不用多余的话和多余的描写立即把读者引入生活、情节中去。他找到了开头的办法，马上写起来。在小说最初的草稿里，第一句话就是：“客人们在看完歌剧后纷纷来到年轻的公爵夫人弗拉斯卡娅家里。”后来这句话放到小说第二部第六章的开头部分。小说最后定稿用了另一个句子：“奥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套。”
朝花园的石砌阳台的门敞开着，清新的春天气息夹着鲜花的芬芳随风飘进书房。托尔斯泰坐在写字台前专心致志地写着《安娜·卡列尼娜》。
他一口气写了两个月，然后就突然停下。
这一年夏天，托尔斯泰带着全家到萨马拉新庄园去度暑期。他去过萨马拉几次，不仅喜欢那个地方，也喜欢住在那里的淳朴的巴什基尔人。
萨马拉那几年收成不好，一连三年干旱造成歉收。当地居民已在遭受饥饿的折磨。托尔斯泰不能熟视无睹，无法安心写作。他要设法救济饥民，考察了直径70俄里的地区，深感饥荒的严重。他立即写信给《莫斯科新闻》，呼吁开展赈灾活动。
1873年至 1874年，总共为萨马拉省筹得现款1887 000卢布、粮食 21 000普特。
1873年春，托尔斯泰的妻妹塔尼娅的大女儿达莎夭折。
同年11月9日，他们的小儿子彼得夭折。
这些不幸不可能不影响托尔斯泰的写作。
9月 25日，他给费特写信，说：“我已着手写了，也就是说即将写完早已开始的长篇小说。”看来，这时他还没有预见到小说后来的演变。
这部小说原来只是想写上流社会一个有夫之妇失足的故事，后来主题不断深化，演变成主要是写废除农奴制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贵族阶级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败坏，贵族地主在资产阶级进逼下趋于没落以及农村阶级矛盾的激化。
1874年2月中旬，托尔斯泰通知斯特拉霍夫：小说第一部已可付印。
1874年6月20日，托尔斯泰家里又蒙受了一次沉重打击：塔季扬娜表姑逝世了。托尔斯泰在一封信里说：“我一生都和她生活在一起。没有她，我感到可怕。”
1874年4月22日，托尔斯泰家又生了个儿子，取名尼古拉，可是只活了10个月，后因水肿死了。这对托尔斯泰一家又是一次沉重打击。
两年失去了两个儿子，使托尔斯泰夫人感到心灰意冷，不愿再怀孕了。农村生活单调，她向往社交活动，想听音乐……她感到苦闷。她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除了家庭之外，哪里能找得到可以充实她生活的东西。
托尔斯泰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未必。
1874年10月23日，他读了索洛维约夫刚出版的哲学著作《西方哲学危机·实证主义者批判》，给了他的思想一次冲击。他说： “索洛维约夫的著作给了我很多教益，大大激发了我的哲学思想的酝酿，确定并且阐明了对我今后的生与死来说最必需的思想。这些思想使我如此快慰，如果我有时间和精力的话，一定尽力转告别人。”
这些思想涉及上帝、灵魂、死与生的意义，他经常思考，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些思想在他脑子里日益根深蒂固，数年之后，完全控制了他，成了他的世界观的基石。
1875年夏天，托尔斯泰再度带领全家到萨马拉庄园去。他在那儿还举行了一场赛马会，观众达数千人。
从萨马拉回来后，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强迫自己伏案写作。
他给费特写信说： “我们这个行当是桩棘手的事业。此中艰辛是局外人不得而知的。
要等到脚下的脚手架搭起来之后才能动手干。而这脚手架并不是你要就有的。要是没有脚手架便贸然动手，那就只会糟蹋材料，并且会徒劳无益地把不能继续砌下去的墙壁推倒。在工作开始之后尤其会有这种感觉。老是觉得：干吗不能继续下去呢？抓呀，抓呀，手就是够不着，只能坐着等。我就是一直这么坐着，现在似乎脚手架升高了，我卷起了袖子。”
但是这年秋天，托尔斯泰未能写作。先是他的夫人从孩子们那里传染上百日咳，百日咳好了，又得了严重的腹膜炎，接着11月1日托尔斯泰夫人有病早产生下的女儿死了。12月22日，佩拉格娅姑妈又去世了。
“除了死亡以外，生活里什么也没有了。这是我不断感觉到的。”
他于 1876年2月21日给二哥谢尔盖写信说。这些想法不断在他脑海里萦绕。
直到这年仲冬，托尔斯泰才重新执笔写《安娜·卡列尼娜》。该把这部小说结束了。第一部已经在《俄罗斯通报》1875年前四期发表；1876年1月，该杂志才继续刊出《安娜·卡列尼娜》。
1876年2月15日，托尔斯泰写信给斯特拉霍夫说：“我在忙于写《安娜·卡列尼娜》。第一部枯燥乏味，而且我觉得很差。今天我已寄出第二部校样，我知道这次是好的。”
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时跟写《战争与和平》时一样，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4月初，他写信给斯特拉霍夫说：“我胆战心惊地感到自己正在转入夏季状态（托尔斯泰夏季是不能写东西的——引者）：对写好的东西感到厌恶，而此刻桌上却放着四月号的校样，真担心能否改好。都写得很糟，必须重写，将排好版的全部重写，全部涂掉，全部抛弃，改弦更张，并且声明：抱歉得很，今后决不再重蹈覆辙，尽力写点像样的东西，不像现在写的东西这般松松垮垮，非驴非马。我现在正在进入这样状态，很是可喜。……请别夸奖我的小说。帕斯卡给自己围了一条带钉子的腰带，每逢听到夸奖而飘飘然时，就用胳膊肘儿按腰带。我也要做一条这样的腰带。请拿出真诚的友谊给我看：要么对我的小说只字不提，要么只谈其中的败笔。我疑心自己的才能正在衰退，如果真是这样，也请告诉我。我们这个污浊的写作行业风气很坏，每个作家都在自己周围拉拢一帮吹捧者，所以他不知道自己的作用以及衰落情况。我不想误入歧途，不想堕落。我请您在这方面帮助我。您不必拘束，不要以为您的严厉谴责会妨碍一个有天才的人的活动。”
照例托尔斯泰夏天是不写东西的。随着夏天的到来，《安娜·卡列尼娜》又停下了。
6月初，他带着妻子到莫斯科去看病。没检查出什么大病来。
整个夏天，他看书，跟来庄园做客的斯特拉霍夫讨论哲学问题，到萨马拉省和奥伦堡省去买马。直到9月份才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坐定，等灵感到来。他从萨马拉省和奥伦堡省回来快两个月了，本想快些把这部小说写完，好开始新的工作。可就是力不从心，什么也写不出来。他说：“精神上尚处于休眠状态，苏醒不过来。身体不适，意气消沉。我对自己的能力已经绝望。命运给我安排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活在世上而不尊重生命（只有从事某项劳动才是尊重生命）是莫大的痛苦。甚至连思考的精力都没有。这不是才思枯竭就是大干之前的休整。”
果然是大干前的休整。托尔斯泰11月底又紧张地写起来。1876年 12月9日，托尔斯泰夫人写信给她妹妹塔尼娅说：“我们终于认真写《安娜·卡列尼娜》了，就是说不间断地写。廖沃奇卡（托尔斯泰名字的爱称——引者）精神振奋，专心致志，一天写一章。我紧张地抄写着，这封信下面就放着他昨天写好的一章。”
12月中旬，托尔斯泰把《安娜·卡列尼娜》后续几章送往莫斯科，准备在《俄罗斯通报》12月号上刊出。
《安娜·卡列尼娜》最后一部准备在次年《俄罗斯导报》前四期上发表，可是这时托尔斯泰跟该杂志主编卡特科夫在塞尔维亚-土耳其战争 （1876—1878）中俄国是否该出兵支援塞尔维亚人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列文认为不该出兵，卡特科夫要求加以修改，托尔斯泰不同意。托尔斯泰根据斯特拉霍夫的建议，决定把小说的最后一部即第八部用单行本出版。
小说出版后，无论莫斯科还是彼得堡，人们纷纷议论它，像往常一样，既有赞扬，也有批评。
1877年5月7日，斯特拉霍夫写信给托尔斯泰说：“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每一部分的出版情况，各报报道得如此之快，议论得如此之热烈，就好像是报道和议论一场新的会战或俾斯麦的一句新格言一样。”
春天，斯特拉霍夫给他寄来一些赞扬《安娜·卡列尼娜》的文章，托尔斯泰看也不看就烧了，他不愿受到赞扬的腐蚀。
尽管如此，他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里仍然说： “我承认《安娜·卡列尼娜》最后一部分获得的成功使我非常高兴。
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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