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都长大了：大儿子谢尔盖已满18岁，大女儿塔尼娅17岁，都到了上大学的年龄；二儿子伊里亚和三儿子列夫也该上中学了；况且大女儿年已及笄，需要参与社交活动——这是当时贵族小姐物色未婚夫很重要的途径——自然也最好住在莫斯科。而托尔斯泰夫人呢，本来就在乡下呆腻了，非常向往城市生活，如今有了这样无可辩驳的理由，自然要据理力争；托尔斯泰尽管不愿意住在大城市里（这我们在他追求瓦列里娅小姐时写的那封幻想婚后生活的信里，已可以略见端倪），却也拗不过夫人，于是便在莫斯科租了一套住宅，1881年9月全家搬到莫斯科去长住。
在莫斯科住了一个月，托尔斯泰感到十分痛苦。10月5日，他在日记里写道：“臭味，瓦砾，奢侈，贫穷，腐化。掠夺民众的恶棍集合在一起，他们招募士兵，雇用法官，以保护他们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生活。人民再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利用这些人的欲壑，把被夺走的东西再从他们手里骗回来。男人搞这一招比较得手。妇女操持家务，男人在澡堂擦地板，给人擦背，当马车夫……
“过了一个月。我生平最痛苦的一个月。迁居莫斯科。大家都未安顿好，何时开始过日子呢？一切安排不是为了过日子，而是为了排场。
不幸的人。这不是生活。”
托尔斯泰夏天在萨马拉的时候就认识了研究俄国教派的普鲁加文，向他打听了休塔耶夫的情况。休塔耶夫是特维尔省的一个农民。他宣传所有人和所有民族都应当互相友爱，亲如兄弟；主张财产共有，他全家生活在公社里，不承认私有财产；不允许用暴力作为抗恶的手段，他的儿子被召去当兵，不肯宣誓，不肯拿枪，宁愿进军事感化营。他认为基督公社是实现“按上帝方式生活”的理想形式。他说：“田地不该分，森林不该分，房屋不该分。这样，房屋就不必上锁，警卫就可以撤消，贸易无须存在，法官无用，战争也不会发生……大家同心同德，不分你我，一切属于公社。”
这时，1881年10月，托尔斯泰在莫斯科住得实在苦恼，便离开莫斯科到特维尔省去访问他。他在“愚昧落后”的农民中间找到了真正的宗教热情，找到了对基督耶稣学说和上帝的信仰。他在日记里说，休塔耶夫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自己的信仰：“一切在于你，一切在于爱。”
回来以后，他的忧郁少些了。他每月花六卢布租金在厢房租了两个安静的小房间，在那里写作。工作之余，步出书房，经过处女坪，过河登上麻雀山，在那里锯木劈柴，觉得很痛快，很舒畅。
1881年10月31日，托尔斯泰的小儿子阿列克谢诞生了。
1881年12月，托尔斯泰访问了莫斯科穷人聚居的希特罗夫市场，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了病弱憔悴的城市贫民，以及他们夜间栖身的廉价夜店。他感到惊讶和愤慨。他在《那么我们到底怎么办？》一文中写道： “城市的贫困比乡下的贫困更加厉害，更加严酷。”
1882年1月，托尔斯泰参加为期三天的莫斯科社会调查工作，成为 80名工作人员之一。他参加这件工作的目的是想帮助他所遇到的不幸者。他在《论莫斯科的调查》里呼吁人们“用心灵相通的办法——看见恶的人们同置身于恶之中而看不见恶的人们之间的兄弟般的交往”来挽救这些不幸者。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单个拯救每个不幸者，徒劳无益，根本无济于事。问题在整个社会经济制度。
这次调查使他产生了一个促使他世界观转变的极为重要的认识，他在《那么我们到底怎么办？》里说： “目睹成千上万的人饥寒交迫，过着屈辱生活，我不是用头脑，也不是用心灵，而是整个身心体会到，在莫斯科有成千上万人过着这种生活的时候，我同数千学者大嚼煎肉排和鳇鱼，马背上垫毡子，房里铺地毯，这便是犯罪行为。——不管世界上的学者们如何对我说这是必不可少的。……我过着奢侈生活，不仅是罪行的纵容者，而且是直接参与者。
“……一个人如果当真不喜欢奴隶制，也不想奴役别人，那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通过为政府效劳的手段，不通过占有土地的手段，也不通过利用金钱的手段享受别人的劳动。”
1882年2月，托尔斯泰又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去住了。
他的夫人给他写信说： “我同男孩子们呆在家里。奥尔苏菲耶夫家的两个孩子来了，慢条斯理地喝着茶。后来凯勒尔伯爵夫人来问我让不让孩子们明天去看马戏。我同意了。这样的忙乱局面还会持续很久。星期六奥尔苏菲耶夫家有舞会，星期五奥波连斯卡娅邀请去她家，有的孩子要做裙子，有的要做鞋子，有的还要……
“小儿子身体老是不好，我觉得他非常可爱、可怜。您同休塔耶夫能够不特别爱自己的孩子，而我们普通人却不行，也许我们也不愿意使自己成为一个怪人，标榜自己爱全世界，从而为自己不爱任何人作辩护。”
2月4日，她又写道： “享受你的安静，写你的东西吧！不要担心，实际上你在家不在家情况都一样，只不过客人少些罢了。即使你在莫斯科，我也很少看到你。
我们的生活开始各行其是了。其实，这算是什么生活呢？成天价忙忙碌碌，乱糟糟的，没有思想，没有空闲，没有健康，总之，没有人生所必需的一切。”
信里对托尔斯泰离开莫斯科单身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去住的不满抱怨之情已溢于言表。
托尔斯泰委婉地规劝妻子，2月27日给她写信说： “今天结冰了，寒风凛冽，所以我又生起火来。我望着库兹明斯基一家（托尔斯泰的妹夫，他们一家常住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引者）住的屋子，心里想：他何必在一个不称心的地方当差，自讨苦吃呢？如果他们一家和我们一家都能住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过日子、教育子女，该又多好。但是我知道，凡是荒唐的东西都能实现，而明智的东西则不能实现。”
托尔斯泰对夫人的规劝也情真意切。
夫人并不理解托尔斯泰的苦恼。她给丈夫写信说： “想到你（几乎整天都在想），我的心就疼。你现在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你生活不幸。我很怜悯你，而同时又大惑不解：不幸从何而来？
原因何在？周围一切是这样美满幸福。
“请你尽力使自己幸福、快乐；如果有要我出力的地方，请吩咐，但是自然是我力所能及的事，而且只损害我一个人。我现在就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你心情宁静，生活幸福。”
“只损害我一个人”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不能损害孩子们——孩子们的利益要求住在莫斯科，无论如何必须住在莫斯科，这是全家的利益，孩子们的利益所在，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别的事情都好说。
托尔斯泰并不甘心。4月7日，他写信给夫人，先把野外的景色赞美了一番，然后把话落到正题上，劝夫人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用心可谓良苦。我们且引几段来看看： “今天上午十一点钟到外面散步，风和日丽，令人陶醉。空气温暖，干燥，有的地方的小路发亮；芳草萋萋，有的像发针，有的像牛蒡草，从树叶和稻草下面钻出来；丁香含苞欲放，鸟儿已经不再啁啾，而是在絮语，幽静处所，屋角，粪堆，到处有蜜蜂在嗡嗡飞舞。
“……下午读书，然后到养蜂场和浴棚走了一趟。处处是青草、小鸟、田鼬瓣花，没有警察，没有马路，没有马车夫，没有臭味，美极了。
美极了，于是我想到你，为你惋惜。你应当尽早带着孩子们离开莫斯科，而我同几个男孩子留在这儿。”
夫妻两人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愿迁就谁。结果只能各行其是。
这年夏天，由于妻子的坚持，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织匠胡同买了一座住宅。
在莫斯科，托尔斯泰认识了犹太教老牧师米诺尔，跟他学习古希伯来文，他决心要用古希伯来文读《圣经》，研究《圣经》。
1882年春天，托尔斯泰家有了一个新朋友。这就是著名画家尼古拉·格。他在信仰上有许多地方跟托尔斯泰一致，两人见面谈得十分投机。他水晶般纯洁，真诚，善良，博得托尔斯泰全家喜爱。他在托尔斯泰影响下，创作了一些很好的作品。他也给托尔斯泰的生活带来了欢乐。
托尔斯泰探索宗教问题因而脱离了文学创作，这使他的亲人和朋友都感到很惋惜。屠格涅夫读了托尔斯泰寄给他的《忏悔录》以后，1883年6月27～28日在弥留之际给他写了一封信。屠格涅夫在信里说： “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因为我，照直说吧，已卧床不起，快进坟墓了。我不可能痊愈，无须指望了。我写这封信，特别是想告诉您，我是多么高兴能够做您的同时代人，同时也是为了向您陈述我的最后请求。我的朋友，回到创作上来吧！要知道，您的文学才华是上天赋予您的。唉，要是我能知道，我的请求对您起了作用，我将会多么幸福！……而我已经是个垂死的人了，医生甚至不知我得的是什么病……不能吃，不能走，不能睡。唉，有什么可说的呢！
这一切甚至连再说一遍都感到厌烦。我的朋友，俄国大地上的伟大作家，请接受我的请求吧。如果您收到了这封信，请让我知道，并请允许我再次紧紧地拥抱您、您的妻子、您家里所有的人……我不能再写了……累了。”
这封信是很感人的：一个大作家在临死之前还在念念不忘地关心着祖国的文学，关心着另一个大作家。
1883年夏，托尔斯泰的《我的信仰是什么？》一文脱稿，9月底付印。但他照例又重新改写了一遍，直到1884年1月底才最后定稿。这篇文章也遭到与《忏悔录》相同的命运：书报检查机关不准印行。文章是以胶印和油印本的形式传播出去的。
《我的信仰是什么？》更加清楚地表明他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东正教。他明确承认耶稣的不以暴力抗恶是他的指导原则。他在这篇文章里说： “《马太福音》第五章有一段话：‘你们曾听见有这样的教训说：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不要向欺负你们的人报复。’这段话是我为人处事的圭臬。我茅塞顿开，领会了这段话的涵义。
耶稣基督的话说得直截了当。刹那间，并非出现了什么新的东西，而是挡住真理的翳障统统消失，真理的全部涵义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面前。”
1883年秋，托尔斯泰与其志同道合者切尔特科夫相识。
切尔特科夫出身于一个非常富有的自由主义贵族家庭。他受母亲的影响很多。他母亲的娘家跟十二月党人有密切关系。她的叔父车尔尼雪夫参加过十二月党人起义，因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她的姑母嫁给了著名的十二月党人穆拉维约夫——他曾被判死刑，后改为流放西伯利亚。
她的妹妹嫁给有钱的地主帕什科夫。1874年帕什科夫认识了英国传教士列德斯托克爵士，被他的教义迷住，放弃上流社会生活，献身宣传列德斯托克的教义，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帕什科夫派”的教派。而切尔特科夫的母亲就是一个坚定的帕什科夫派信徒。所以年轻的切尔特科夫具有越出专制主义和东正教框框的观点是不足为奇的。他1881年不顾父亲反对退了伍，决定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从朋友那里了解到托尔斯泰的观点跟他相近，便到莫斯科去拜访托尔斯泰。谈的结果，他们便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切尔特科夫后来成了托尔斯泰著作的编辑和出版者。
托尔斯泰的宗教哲学著作，虽遭查禁，但还是得到了广泛流传。他的信徒在不断增加，常有人到家里来访问他。
时间已到了1884年。托尔斯泰和夫人仍然各行其是，各按各的理想生活着。
他们的女儿塔尼娅已经20岁了。虽然不十分漂亮，可是肤色出奇地好，灰色的眼睛像清澈的秋水一般，鼻子稍嫌短一些，但富于热烈的表情，栗色的秀发卷曲有致，苗条的身材婀娜多姿，再加上她才华横溢，聪明伶俐，颇博得人们的喜爱。
托尔斯泰夫人虽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且又是名作家的妻子，带着这么漂亮的女儿出现在社交场合自然引人瞩目，到处受到欢迎。高官显贵争相邀请参加自家的舞会，夫人虽有应接不暇之势，却也春风得意，乐此不疲。莫斯科总督多尔戈鲁科夫请她们母女俩参加他家的舞会，而且殷勤奉承，更使她十分得意。她一接到邀请就写信告诉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丈夫：“我跟塔尼娅今天中午一点才起床，她就睡在我的房间里。昨晚的舞会很好，我们适可而止，四点多钟就准备回家了。但是没有马车，不得不等到五点多。真恼火！否则，我们就一点儿也不会感到疲劳了。多尔戈鲁科夫也在那里，他又苦苦哀求我们今天到他家去参加舞会。这十分无聊，但我们还是要去。不过要晚一点去。”
在舞会上受到多尔戈鲁科夫的垂青无疑使她受宠若惊，第二天即1月31日就写信告诉托尔斯泰：“多尔戈鲁科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客气。
他叫人给他端来一把椅子，坐在我的旁边，谈了整整一个钟头，似乎他早就打算给我以特别的礼遇，这使我简直有些困惑不解。对塔尼娅，他也说了一大堆恭维的话。”
从她给妹妹的信里，我们可以略窥她是多么兴高采烈地参加社交活动。“萨马林家的舞会好极了，晚宴，排场阔绰，好得无以复加。塔尼娅穿着粉红色薄绸连衣裙，上面有毛茸茸的玫瑰花，我穿紫色丝绒连衣裙，上面全是隐约的黄色蝴蝶花。后来是总督家的舞会，捷普洛夫家的晚会和戏，以及为孩子们准备的枞树晚会。今天又是奥尔洛夫-达维多夫伯爵家的舞会，我和塔尼娅要去参加。她有一件极好的用 tulle illusion缝制的连衫裙，淡绿又接近天蓝的颜色，上面满是浅粉红的铃兰。明天将是奥博连斯基家的盛大舞会，又要跳舞。我和塔尼娅，简直应接不暇，要累垮了。”
她全然不顾托尔斯泰的反对态度。托尔斯泰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躲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去按照自己的理想过朴素简单的生活——不要仆人侍候，不要厨师，自己动手劈柴，向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一个鞋匠学习做皮靴。他早晨写作，晚上读书。在1880年代这一段思想特别紧张的时期里，托尔斯泰读了大量的书：从马可·奥勒留、爱比克泰德、孔子、老子到帕斯卡、蒙田、帕克、爱默生。
托尔斯泰继续劝说妻子放弃他所仇视的奢侈空虚的生活，过俭朴的劳动生活。最使他痛心的是孩子们在无所事事中长大，甚至生活也不能自理，没有严肃的生活需求和深刻的兴趣。
他们各行其是的结果，夫妻关系越来越紧张。这年春天，苦闷的时候，托尔斯泰常常想要离家出走，但夫妻之情和亲子之爱使他下不了决心这么做。终于在一次严重的争吵之后，托尔斯泰下决心离家出走，但走到去图拉的半路上，想到妻子有孕在身，只好回来。
6月18日，托尔斯泰家生下了第四个女儿亚历山德拉 （萨莎）。
这本来是件喜事，但却引起了托尔斯泰夫妇之间一次十分严重的争吵。托尔斯泰夫人坚决拒绝给新生婴儿喂奶，她从邻村雇了一个奶妈。
这个奶妈自己有吃奶的孩子。而托尔斯泰则认为，让人家抛开自己的婴儿而给别人的婴儿喂奶，是最不人道、最不合理的反基督行为。
家庭中的争吵后，常常出现一段平静的时光。这时托尔斯泰就安下心来研究和翻译四种福音书以及批判教条神学，并且尽可能地迁就家里的生活。
托尔斯泰家的生活就这样时而争吵时而和睦地各行其是地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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