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冬天，托尔斯泰夫人身上开始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她开始打扮起来，突然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常去音乐会听音乐，并且学起音乐来，越来越喜欢跟家里的常客、作曲家、钢琴家塔涅耶夫在一起消磨时光，有时候还跟他一起去听音乐会。家里人和来做客的外甥女都觉得有些看不过去。
1896年9月26日，外甥女丽赞卡给女儿写信说：“我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最后一天，索菲娅舅母回来了。她显得年轻，快活，漂亮，爱打扮。平生第一次我觉得她不顺眼。她跟塔涅耶夫的奇怪关系（我说“奇怪”，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形容一个五十二岁的女人的感情），实在太出格了，以致舅父终于忍受不住，跟她吵了一架，都说是因为嫉妒，而照我们看，只不过是委屈，受侮辱，还有愤怒罢了。吵完，她便向科兹洛夫卡车站跑去，好像去卧轨自杀，其实她在花园里呆了一夜，总而言之，她丢尽了脸面。他们都苦恼透了。塔尼娅到奥尔苏菲耶夫家去了，玛莎由于神经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而完全病倒了。我明白，对这样的母亲是不能尊敬的。这一切都不是现在才开始的，而是在夏天，8月间，在我离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条被我称为‘装满各种声音的麻袋’之后发生的。
这一切事情发生过后，她却若无其事，依然故我，愉快爽朗，预定了所有音乐会的长期票，其他一切，一概不放在心上！”
由于妻子赶到彼得堡去看塔涅耶夫的歌剧首场演出，托尔斯泰于 1897年2月1日给妻子写信，说： “你跟我说过，要我放心，后来你又说，你是不会去看排练的。我一直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排练，我甚至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一切多么叫人痛苦啊。当我得知，虽然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在盘算什么时候到彼得堡去，但结果是，你正好在不该去的时候动身了；对此，我是不高兴的，比不高兴还要……你说什么你无法对自己的旅行另作安排。
但是，要是你考虑一下，并且自我分析研究一下的话，你就会看清这完全是假话。首先，没有必要作这次旅行；其次，可以提前或拖后到斋戒期再去。可是你却不知不觉地干出了这种事。令人感到万分痛心，而且又有失体面；而令人羞愧得无地自容的是：他（指塔涅耶夫——引者）是个外人，而且是个无用的人，甚至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是毫无意思的一个人；他却在支配着我们的生活，使我们近年来的生活过得很不快活。
有损尊严，而且令人痛苦的是，想不到你会去打听什么时候他到什么地方去，什么时候他进行怎样的排练。这真是令人厌恶而又觉得可耻极了。”
夫人自己也非常清楚地感觉到她是发生什么变化了，但是她又无力自拔，因此感到十分苦恼。1897年7月18日，她写道：“我知道这是一种近乎病态的不正常的感情，上帝的世界并没有因为爱情而大放异彩，相反却变得暗淡无光了；这是一种蠢事，是不行的，可是要改变它，却又无能为力。”
高加索一带有一个否认东正教仪式的教派，被称为杜霍博尔（译音）。他们主张用真理和精神为上帝效劳、崇拜上帝；任何外表仪式，在他们看来对拯救灵魂毫无意义，因此一概加以排斥。这个教派18世纪中叶便已存在。当局从1792年开始对他们加以迫害。迫害的理由呢，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省长在给彼得堡的呈文里讲得相当明白：“所有反圣像运动的参加者，都不应受到仁慈的待遇，因为他们的异端邪说特别危险，而且对拥护者来说是有诱惑力的，这是因为杜霍博尔们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最圣洁的原则上的，是建立在关心整个社会福利的基础上，他们期望多做好事以拯救灵魂。”
1895年夏天，托尔斯泰的一个志同道合者——被流放到高加索的希尔科夫公爵给托尔斯泰来信，介绍了杜霍博尔派进行宗教活动的情况，并说他们受到政府残酷迫害，请托尔斯泰协助把寄去的文章在报上发表。托尔斯泰对信里讲的情况半信半疑，便请比留科夫到高加索调查核实。比留科夫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基督徒在俄国受迫害》，在国内自然无法发表，由托尔斯泰校订并加了序言，在伦敦《泰晤士报》刊登出来，手抄本在俄国也广泛流传起来。镇压杜霍博尔的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关注。在政府眼里，托尔斯泰的活动越来越危险了。托尔斯泰自己、他的朋友和信徒都遭到了监视和逮捕。这自然使他十分痛苦，他写信给内务大臣和司法大臣，说政府要迫害就迫害他一个人好了，不要迫害别人。这两个大臣自然未予理睬。
政府对杜霍博尔派的镇压愈演愈烈。切尔特科夫、比留科夫和特列古博夫联名向社会发出了一份题为《请予援助！》的呼吁书，托尔斯泰对呼吁书的措辞做了一些润色，并加了前言。这份呼吁书印了许多份散发出去，甚至国外报刊都刊载了。
1897年2月6日，托尔斯泰获悉，他的两个最亲密的朋友和助手切尔特科夫和比留科夫被流放了：切尔特科夫被流放到国外，比留科夫则被流放到库尔良茨克省。
同时又传来消息说，他的另一个信徒——特列古博夫被捕，随后也被流放到库尔良斯克省去了，为期五年。
这一切对托尔斯泰来说不能不是沉重打击，而且也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但是托尔斯泰仍然仗义执言，并不把个人安危放在心上。
1897年5月10日，萨马拉省一些莫罗勘派教徒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来向托尔斯泰求援：那儿莫洛勘派教徒有十六家的孩子被当局强行抓走送到修道院教养去了，理由是这些孩子没有受过洗礼，他们求托尔斯泰帮忙把孩子要回来。托尔斯泰第二天就给皇上写信求情。四个月过去了，孩子们仍无下落。托尔斯泰写信给彼得堡的朋友们，请他们设法帮忙。1898年初，他给在彼得堡朋友家做客的女儿塔尼娅写信，请她帮助那些莫洛勘派教徒。塔尼娅找了神教院总检察长波别多诺斯采夫。不知是皇上的旨意下达他那儿了呢，还是他怕事情闹大，总之，他答应放孩子了，最后果然放了。
托尔斯泰最钟爱的两个女儿玛莎和塔尼娅的婚事也给托尔斯泰平添了许多烦恼。
玛莎爱上了托尔斯泰亲外甥女丽赞卡的儿子科利亚。科利亚比她小两岁，即将在大学法律系毕业。他不去听课，学习只是应付考试。他经常身无分文，但却肆意挥霍。托尔斯泰和妻子都不赞成这门亲事，但也只好听之任之。
玛莎多年没有斋戒祈祷了，神甫不肯给她主持婚礼。科利亚本想去买通神甫。托尔斯泰认为既然要在教堂举行婚礼，那就没有理由不去祈祷。于是玛莎就去忏悔了。
玛莎分家时放弃了自己应得的一份财产，而科利亚又一无所有，且不会劳动，也不想劳动。这一对新婚夫妇将无以为生。结果只好由分得财产较多的妈妈和大哥谢尔盖各出一部分钱来作为玛莎的财产。
玛莎的结婚使全家都不愉快；托尔斯泰失去一个助手和朋友，心情尤其沉重。
1897年6月2日，玛莎和科利亚举行了婚礼。
托尔斯泰另一个爱女塔尼娅的婚事更使托尔斯泰夫妇不快。
塔尼娅这时爱上了已有六个孩子的有妇之夫苏霍京。他的大儿子已将近20。人们都说苏霍京是个好色之徒，到处都流传着他们夫妇互相背叛的流言蜚语。全家都不喜欢苏霍京。用托尔斯泰夫人的话来说，托尔斯泰获悉此事以后，“马上颓靡了，他痛心，甚至不只是痛心，而是陷于悲观绝望之中。”
尽管塔尼娅当时放弃了跟苏霍京结婚的打算，但对托尔斯泰精神刺激仍是很大的。
不过苏霍京的夫人死后，1889年11月14日，塔尼娅还是嫁给了苏霍京。亚历山德拉在《父亲》一书里说：“这次结婚，与其说是婚礼，不如说更像葬礼。尽管所有的人，从父亲和母亲开始，都竭力忍住眼泪，不在塔尼娅面前流露出自己的悲伤心情，然而所有的人——父亲、母亲、萨莎、施密特奶奶、老奶娘、女管家杜涅奇卡，都悄悄地哭了。”
两个能理解他、帮助他的大女儿出嫁之后，托尔斯泰更加感到孤独。
这年夏天，内忧外患不停地摧残着托尔斯泰的心灵。
托尔斯泰夫人对塔涅耶夫的态度，虽然托尔斯泰曾经表示过强烈的不满，但她丝毫没有收敛。1897年7月2日，托尔斯泰夫人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我们的生活是痛苦的。而且从直接意义上来说，托尔斯泰简直使我感到有点害怕，因为他在逐渐消瘦。一种极为痛苦的嫉妒心在使他苦恼！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过错。与塔涅耶夫接近的时候，我常常会出现一个想法：要是有这样一个温和善良而又有天赋的朋友做伴，一直到老，该有多好啊！”
她跟塔涅耶夫不正常的不自然的关系在发展着。不仅如此，她还要求托尔斯泰把所有著作的版权都交给她。她经常说，她为了托尔斯泰和全家牺牲了自己的青春，牺牲了自己绘画、音乐乃至文学方面的才能。
她不懂，任何牺牲只有在心甘情愿地作出并且不加宣扬的情况下才会被人看重。
这一年，爱子夭折，玛莎出嫁，塔尼娅迷误，好友被流放，妻子不知检点……对托尔斯泰来说，真像我国古典小说《红楼梦》里说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了。他本来希望妻子能迷途知返，现在也完全失望了。在这个环境里他实在不能再生活下去了。他决定离家出走，去言行一致地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7月8日，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夫人辞行，但他最后还是下不了决心。这封信最初由玛莎保存，玛莎死后，由她丈夫保存，托尔斯泰逝世后，才交给了托尔斯泰夫人。
这年夏天，托尔斯泰专心致志地把《艺术论》写完了。人们赞赏这篇论文，但并不热烈。
托尔斯泰确信：艺术一旦不为全体人民服务，而只是为财主们效劳，那么艺术便会变成一种职业。
他断言： “我们时代的和我们圈子里的艺术已变成了荡妇。”
“真正的艺术作品只能在艺术家的心灵中偶尔作为以前生活的结晶产生出来，完全如同母亲怀孕一样。至于那些能工巧匠不断炮制出来的伪艺术，只不过在等待买主而已。”
“真正艺术产生的原因是内心要求表达已积聚起来的感情。伪艺术出笼的原因是因为贪财的缘故。正如下贱女人为了贪财而卖淫一样。”
“基督教艺术的任务是实现人们兄弟般的团结。”
这些观点怎么会受到当时文艺界大多数人的欢迎呢？
这年12月底，托尔斯泰收到一封匿名信，说：“毫无疑问，您的教派的势力在增长，并在深深地扎根。尽管它没有根基，但是由于人们的愚昧和恶魔的帮助，您凌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图谋已完全得逞，我们要为他复仇。……我们组织了秘密团体‘第二十字军’，其宗旨是要杀死您和您的追随者……我现在为您规定了您死的日子：1898年 4月3日……
“您也许会很容易地向我们提出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为什么这种措施只针对您的教派呢？是的，所有的教派‘都是对我主的亵渎’，但其他教派的教主是些可怜的傻瓜，不能跟您伯爵相比；其次，您是我们的皇上和国家的敌人……”
托尔斯泰对这些恫吓处之泰然。他对夫人说：“听上帝的安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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